一、出征前的诗句,写的是一支部队的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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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扶摇当时是炮兵第一师第26团五连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的工作,既有思想教育,也要贴近连队生活。战士的情绪和想法,他并不陌生。后来写下的诗句,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的。
它没有铺陈复杂的道理,落笔直截了当:出征、过江、保卫和平。这类表达之所以容易被记住,恰恰因为它贴近当时的共同感受。对准备上战场的士兵来说,句子不必绕弯,能说出大家想说的话,就有力量。
有意思的是,麻扶摇并没有把这首诗当成个人作品经营。他后来回忆时说,自己并不懂写歌词。这个说法并非推辞,而是说明了创作的起点:他写下的内容,首先是连队里能够共鸣的心声。
这份心声也不是某个人凭空制造的。它从部队共同的生活和出征任务里长出来,因而很快被战士传诵。最初的传播没有正式舞台,也没有统一安排。大家会唱、愿意唱,作品便从一个连队走向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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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前线采访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注意到了这首诗。1950年10月,他采访炮兵第一师第26团时,听到了战士传唱的内容,并把它记录下来。对一名记者而言,记录一首歌并非只是摘录几句话,更是在留存部队当时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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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谱曲与改词,让诗句成为歌曲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也参与了歌词的修改意见。流传版本中,一些用词经过调整,例如把“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并对“朝鲜”一处作了删改。这些变化并非要另造一首新歌,而是让字句更顺口,也更适合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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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传开后,歌词是谁写的,仍没有立刻得到清楚回答。1954年,《志愿军战歌》获得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一等奖。奖项有了,颁奖对象却不好确认:谱曲者可以找到,最初写下歌词的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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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说个人贡献可以被抹去。麻扶摇写下最初的歌词,是可辨认的事实;周巍峙谱曲、吕骥提出修改意见,也各有明确位置。真正复杂的是,作品既有个人创作的起点,又在集体传唱和艺术加工中变成了更大的公共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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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迟来的相认,也提醒人们别把战歌的形成讲成某个天才独自完成的故事。麻扶摇在连队生活中写词,战士传唱,陈伯坚记录并报道,周巍峙谱曲,吕骥参与修改。环节并非都发生在同一地点,也不是所有参与者都在当时知道彼此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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