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8月，南京城内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司徒雷登却没有立即随国民政府南下。这位美国驻华大使坐在寓所里，面对的不是一纸任命，而是自己在中国生活近半个世纪后，究竟该以什么身份离开。
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那篇《别了，司徒雷登》。但如果只把他看作美国外交官，便很难解释他为何迟迟不走，也无法理解他后来为什么将骨灰托付给中国。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父母是来华传教士。他幼年回到美国接受教育，成年后又返回中国传教。与不少短暂停留的外国人不同，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很长，接触过普通百姓，也亲眼见过清末以来的社会动荡。
传教并不是他的全部志向。司徒雷登逐渐意识到，真正能够改变一个民族处境的，不只是布道，更是教育。1919年，他受聘担任燕京大学校长。那时的学校基础薄弱，校舍简陋，办学经费也常常捉襟见肘。
他没有把校长职位当成一项体面的差事，而是亲自筹款、延聘教师、规划校园。为了筹集资金，他多次前往美国，向基金会和教会争取援助。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北京西郊新校园，办学条件逐步稳定下来。
有意思的是，司徒雷登并没有把学校办成单纯的宗教机构。他支持学术研究，也尊重学生的思想选择，尽力聘请不同学科的中国学者任教。燕京大学后来能够形成较浓厚的学术气氛，与这种相对开放的办学思路有直接关系。
他还十分重视学校的中国属性。当中国方面提出校务管理应逐步由中国人承担时，司徒雷登表示赞成。对他而言，创办一所大学并不意味着永远掌握它，学校最终应当服务于中国社会，而不是成为外国势力的附属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燕大学生走上街头。司徒雷登虽是美国人，却没有要求学生远离政治。他曾对身边人说：“学生若对国家的危难毫无反应，教育便失去了意义。”这句话未必是正式演讲原文，却反映出他一贯的教育观：大学不能只培养谋生本领，也要培养责任意识。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局势日益紧张。司徒雷登继续维持燕京大学的教学，并设法保护受到日方注意的师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因美国国籍被日军拘押，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才获释。出狱后，他很快返回燕大，着手恢复学校秩序。
此时的司徒雷登已接近70岁。战争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的处境。1946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熟悉中国教育，并不等于擅长处理复杂外交。司徒雷登试图在国共之间进行调解，希望避免新的全面冲突，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中国内部的军事、政治现实，都不是个人努力能够扭转的。
他曾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愿意尽力促成和平。”然而，外交官必须代表本国政府立场，个人对中国的感情无法替代国家政策。随着内战扩大，他在美国方面和中国各方之间都越来越被动，理想与现实的裂缝也越来越明显。
1949年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没有马上南撤。他希望继续与中国共产党接触，也惦记燕京大学的校务安排。但美国政府要求他离开。滞留一段时间后，他从南京前往冲绳，再返回美国。此去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北京。
回国后的生活并不顺利。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受到冷落，后来一次中风又导致半身不遂。由于长期在中国工作，他在美国几乎没有稳定的财产和生活基础。曾在燕京大学长期协助他的傅泾波，便承担起照料他的责任。
司徒雷登晚年行动困难，日常起居多由傅泾波一家照顾。饭桌上的中国菜，常常让他想起北京，也想起燕京校园。傅泾波回忆，老人始终把中国视为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所在，谈起过去时，最常提到的不是外交职位，而是学校和学生。
1962年，司徒雷登在美国去世，终年86岁。临终前，他留下两个愿望：一是将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附近，陪伴亡妻；二是把周恩来赠送的花瓶归还中国。受当时条件限制，这些愿望都没有立即实现。
傅泾波此后多次为骨灰归葬奔走。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回到中国，安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这里距离他的出生地不远，也让这位在中国度过大半生的美国老人，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最初出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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