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力挺“港独”，怂恿罢飞内地航线的国泰航空，最终下场如何？

回看2023年5月21日，一班由成都飞往香港的国泰航空航班上，几名空乘因为乘客把“毯子”说成英文不够地道而在背后讥笑，相关录音被乘客曝光后迅速传遍网络。

舆论持续发酵，国泰管理层不得不接连出面，行政总裁林绍波公开致歉，涉事的三名空乘被解雇，公司还承诺加强员工培训。

从程序上看，该做的表态一样不少，但在许多旁观者眼里，这些动作更像是被舆论推着走。在人人手里都有录音和镜头的网络时代，靠语言“装腔作势”、对不说英语的乘客另眼相看，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悄无声息地被翻篇了。

对熟悉国泰的人而言，这件事让人恼火，却谈不上意外。

这家公司身上长期带着一层浓重的殖民地文化色彩，习惯把昔日宗主国的语言和文化奉为最高标准，似乎能说一口英语就自动高人一等。

放在殖民体系早已瓦解、殖民地几乎消失殆尽的今天，这样的“企业特色”显得格外稀罕，也格外滑稽。想弄明白国泰为何屡屡在同一个地方摔跤，就得把它的来历、它在2019年的所作所为，以及之后付出的代价放在一起看。

一张冷脸背后的殖民遗风

国泰的底色，与它的出身分不开。这家公司1946年由美国人罗伊·法雷尔和澳大利亚人悉尼·德坎佐在香港创办，起步时规模不大，资金也谈不上雄厚。

两年后，英资太古集团入股并取得近半数股权，国泰由此进入英资财团的经营轨道，逐步发展成一家上市公司和亚洲民航巨头。几十年里，它的管理层长期以英籍人士为主，企业文化、用人标准乃至服务话术，都深深打上了英资洋行的印记。

这层历史背景，是理解后来许多事情的钥匙。

在客舱里，语言问题往往从一件很小的事开始。乘客想要的是一条毯子，哪怕一时用错了英文单词，服务人员也完全可以再问一句，把需要的东西递过去。

这样的差错几乎在哪条国际航线上都可能出现。让乘客难以接受的是，自己的表达成了旁人的笑料。

2019年民航局发出的警示，还提到了国泰部分员工恶意泄露航班旅客信息。旅客把姓名、行程交给航空公司，是为了完成值机和登机，这些资料如何保管，关系到每位乘客的安全。

在2023年的录音引发争议后，国泰先后公开致歉。

5月23日，公司宣布解聘三名涉事空中服务员；随后，林绍波用普通话再次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

后来公司把改变带到了招聘环节。2023年8月25日，国泰在深圳前海举行招聘会，首次在内地招聘机舱服务员。

公司在当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提到，讲普通话的顾客正在增加。

对买票的人来说，承诺能不能兑现，还是看下一次登机时的体验。

需要一条毯子、听不清机上广播，或者要赶下一程转机，都得有能把事情讲清楚的人。

一场罢飞撕开的立场裂缝

如果说机舱里的冷脸只是服务层面的瑕疵，那么2019年的那场风波，则把国泰的立场问题彻底摆上了台面。

修例风波期间，国泰不少员工公开参与非法集会和罢工，部分机组人员举牌声援，8月5日的所谓“三罢”中，香港机场大量航班被迫取消。

8月12日、13日，示威者聚集在香港国际机场，机场运作几近瘫痪，数百个航班取消，大批旅客滞留，国际航空枢纽的声誉遭到重创。相关消息传到内地后，内地网友对这家公司不守“一国”原则的做法普遍感到愤怒。

更令人不满的是管理层的态度。风波初期，一名因参与暴力冲突被捕并遭检控的机师，起初仍未被停飞。

2019年8月13日，国泰公开表示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

对飞往内地和飞越内地领空的航班来说，争议最终落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哪些人员还能执行这些任务，谁来核验他们的身份。

转折来自中国民用航空局。

2019年8月9日，民航局向国泰发出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自8月10日零时起，涉及警示所列行为的人员须停止执飞内地航班或执行相关职务；自8月11日零时起，所有飞往内地或飞越内地领空的航班都须报送机组人员身份信息，未经审核通过的航班不予接收。

内地市场是国泰收入的重要支柱，这一警示的分量，国泰高层心里再清楚不过。

压力之下，国泰的反应变得异常迅速。涉事机师被停飞，违规泄露旅客信息的员工被解雇，公司内部开始清理参与违法活动的人员。

8月16日，行政总裁何杲和顾客及商务总裁卢家培宣布辞职，太古集团方面也公开表态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到了当年年底，国泰董事会主席也随之换人。

一家老牌航空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在短短几个月内大幅洗牌，这在香港商界并不多见，也说明在原则问题上摇摆不定，代价有多沉重。

一笔代价换来的迟到清醒

风波刚过，疫情又至。2020年全球航空业几乎停摆，国泰全年亏损高达216亿港元，创下历史纪录。

同年6月，特区政府牵头推出约390亿港元的资本重组方案，帮国泰渡过难关；10月，国泰宣布削减约8500个职位，涉及约5900名在职员工，并停止运营旗下的国泰港龙航空。一个曾经被视为香港名片的品牌，几年之间先是声誉受损，再是元气大伤，跌落的过程令人唏嘘。

此后随着通关复常，国泰逐步恢复运力，2023年重新实现盈利，2024年又全数回购了政府持有的优先股，经营层面算是走出了谷底。

然而“毯子事件”恰恰发生在它努力重建形象的2023年，这说明财务报表可以修复，深植在企业文化里的那套傲慢却没那么容易清除。

乘客对一家航空公司的信任，靠的从来不只是准点率和飞机新旧，更是被平等对待的基本体验。

回看风波期间，市场的变化也能从营运数字里看出来。2019年8月，国泰航空和国泰港龙合计载客约291万人次，比上年同月少了11.3%。

两家航空公司的运力仍在增长，乘客运载率却下降了7.2个百分点。

如果只看航班时刻表，这个变化并不显眼。同一架飞机照常从香港起飞，空着的座位多了，执飞一趟的机组、燃油和机场费用依然要付。

到2026年上半年，国泰集团录得约62亿港元应占溢利，上年同期约为37亿港元。集团的数字覆盖航空公司、附属公司和联属公司，并不只是一条航线或一家公司的收入。

从2019年的运行安全警示，到2023年的机舱服务风波，旅客关心的始终是具体的事：自己的行程资料能不能得到保护，需要帮助时能不能被认真对待。

回到国泰身上，它的“下场”并不是一夜之间垮掉，而是在原则问题上栽了跟头之后，先经历管理层变动，又在疫情期间承受巨额亏损，削减岗位。如今它的航班照常起降，账面也已回暖，但只要那种以语言分高下、以出身论亲疏的习气还在，类似的事情就随时可能再次上演。

对一家以香港为家、以内地为最大腹地的航空公司来说，想真正赢回乘客，比修复财报更难的，是把那套早该退场的殖民地心态彻底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