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中国”故土”，为什么哈萨克斯坦，却很少中国认同？

1995年，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界处，有个地广人稀的小县，叫阿克塞。那一年，甘肃全省两千七百多名哈萨克族居民，基本都住在这里。

据当地干部估计，当年全县已有二百九十一人出国，迁往哈萨克斯坦。另有36户186人正式申请出国定居，还有40户200余人收到了哈萨克斯坦的邀请书，正在准备申请。

三批人加起来有六百多，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这股西迁风潮引起了酒泉地区和甘肃省的关注。1995年7月，甘肃省政府主办的《发展》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哈萨克族同胞，请留步》。

这次西迁和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推行的鼓励移民政策直接相关。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开始了激进的国族建构，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自居为哈萨克人的历史母国，用优惠政策吸引境外哈萨克人移民。

这项政策延续了三十多年。按哈萨克斯坦官方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年有16805人获得“坎达斯”（归国同胞）身份，1991年以来累计约116.48万人。

2025年初那一个月抵达的1070人里，51.9%来自中国。这些数字背后有一个反差。七河一带曾由清朝的伊犁将军管辖，我们习惯叫它“外西北”。

可在哈萨克斯坦自己讲述的历史里，中国几乎没有位置，那边的叙事反倒在吸引中国境内的同族人。我觉得，要弄明白这一点，不能只看清朝的地图，得先看游牧民是怎么生活的。

19世纪以前，以哈萨克人为代表的中亚游牧民生活在“弱国家”的空间里。游牧国家是有的，但架构松散，边界观念淡薄。

直到19世纪中叶，俄国向中亚扩张，和清朝的划界也随之完成，哈萨克人作为跨境民族的身份才算正式确定。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夺走的中国领土，主要是以七河地区为主体的50多万平方公里外西北土地。

外西北的丧失，让伊犁河谷这个完整的地理单元被割裂开来，也在中亚草原上落下了一道前所未有的铁幕，游牧民的活动空间被分割，大批哈萨克人由此走上流浪之路。七河为什么值得争夺，要从水说起。

欧亚草原西起喀尔巴阡山，东到大兴安岭。草原和农田一样有肥有瘦，决定好坏的关键变量是降水。大西洋水汽自西向东输送，太平洋水汽上不了蒙古高原，所以阿尔泰山以东的自然条件比以西更严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东部草原的游牧民长期向西迁移，东部的游牧政权又往往比西部更强势。

具体到局部，情况又有不同。在里海以东、天山以西的中亚草原板块，东部环境反而好过西部。天山和阿尔泰山能截住大西洋水汽，降水较多，山谷里还有避风放牧的冬牧场。

西南部缺少河流山谷，多是荒漠。天山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于是形成了一片比较优质的河谷草原，伊犁河等七条河流流经此地，古代游牧民称之为“七河”。不过，这里称不上人间乐园，只是按草原的标准算比较宜居。

河谷间夹杂着干旱的沙漠，河水流量忽大忽小，搞农业的水利成本很高，条件比不上河中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和中原更没法比。即便如此，这里还是吸引着游牧民一批接一批地到来。

从早期的塞种人、月氏人，到后来的葛逻禄人、回鹘人，上千年里无数部落把这里当作家园或迁徙通道。定居的汉人、粟特人也在这里建过城邦。

汉人建的城市里最有名的是碎叶城，后世传说李白可能就出生在那里。粟特人建的城市里最有名的是巴拉沙衮，它曾是喀喇汗、西辽等政权的都城。

作为历代游牧民的居所和通道，七河地区的底色是动荡和流动。当地族群不断迁移、离散、重组，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连续的整体认同，只有一波又一波名称各异的游牧民。

传世文献又少，学界至今说不清喀喇汗王朝起源于何处。许多政权在史书里突然出现，后来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一片土地上住过的人始终在换，也就很难有人对某一个王朝产生长久的归属感。

13世纪，七河迎来了殖民时代之前最大的一次冲击：蒙古征服。

蒙古征服给七河地区的城市和农业带来严重冲击，部分城市衰落，游牧政治力量重新占据重要位置。但城市生活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

汗廷先后设在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和亦力把里。16世纪初叶尔羌汗国建立后，政治中心南移到南疆绿洲，伊犁河谷再一次失去了中心地位。

18世纪中叶，清朝平定准噶尔后，开始加强对西北边疆的管理。这时的七河没有城市，也没有农田，只有一些不服管束的游牧民。清朝很早就看到了这里的战略价值：既有开发潜力，又是控制西北草原的最佳基地。

于是清朝修建伊犁九城，设全疆最高军事长官伊犁将军，调来满、锡伯、蒙古、汉等族官兵驻防，安置汉回农民开垦，又在边地设置卡伦，也就是哨所，负责巡防。

七河由此成了清朝的外西北。清朝用古典帝国的方式管理当地游牧民，他们可以按季节照常迁徙，也可以同时向几个宗主国表示臣服。

当时外西北人数最多的是哈萨克人，其次是和他们部分混居的吉尔吉斯人。在中国史书里，这是一段设官驻军、实实在在的治理。在游牧民的经验里，这只是众多宗主当中的一个。

两边对同一段历史的感受，从一开始就不一样。边界线，以及按边界线涂色的地图，是19世纪才普及的东西。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里，边界泾渭分明，主权均匀覆盖边界内的每一寸土地，不管地理和人口怎么分布。19世纪以前，大多数政治体没有清晰的边界，偶尔划界也只是技术性安排，并不代表主权到此为止。

游牧国家的边界意识更淡，中亚尤其如此。欧亚草原西部的政权本来就比东部松散，集权程度低，君主权威弱。哈萨克汗国就是一个松散的联盟。

从16世纪起，哈萨克游牧民分成大、中、小三个玉兹，每个玉兹有自己的汗，有时一个玉兹里还不止一个汗。18世纪初准噶尔入侵后，哈萨克汗国陷入了多个集团的混战。

在现代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叙事里，哈萨克民族是中亚草原上历代伊朗语、突厥语、蒙古语游牧族群融合而成的，哈萨克汗国是民族国家的前身。

跳出这套叙事来看，哈萨克汗国和康居、突骑施、喀喇汗这些政权并没有本质区别，都只是草原上分分合合中的一环，只是恰好赶上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刻。

问题的答案已经露出一些了。这套叙事把祖先追溯到草原上的各个族群，唐朝、清朝在其中只是过客。18世纪的哈萨克人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概念。

18世纪30年代，小玉兹的阿布勒海尔汗主动联络俄国人，把俄国势力引进了草原。在阿布勒海尔和他的继承者看来，这只是用名义上的效忠换取俄国支持，借机扩张势力、加强集权。

俄国则把这看作向中亚扩张的机会。清朝同样没有现代边界观念。到19世纪初，清朝在外西北的防线还是一串卡伦哨所。清朝认为卡伦线以外也是帝国领地，至于能延伸多远，并没有明确说法。

俄国把欧洲式的边界观念带进中亚，无视当地只有边疆、没有边界的传统，硬说卡伦线就是国界，线外的外西北是无主之地，再一步步把这种说法变成既成事实。直到左宗棠收复新疆，清朝正式承认割让外西北，换回伊犁河谷东部，中俄之间的近代边界才最终确定。

天山西侧的七河地区，除了今天伊犁州所在的伊犁河谷东部，全部归了俄国。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西北国土从此丧失，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令人愤慨的一页。受冲击最直接的，是草原上的游牧民。

边界线一落下，中亚的弱国家传统就被打破了，游牧民必须在中俄之间二选一，过去的季节迁徙变成了跨国移民。不到一百年里，大批哈萨克人由西向东迁移。

为躲避沙俄的苛政，许多牧民来到伊犁、塔城、阿勒泰。民国时期，地方官吏、土匪和军阀的压迫又迫使大量哈萨克人从北疆辗转东迁，到了青海、甘肃，有人甚至走到了拉萨。

阿克塞的哈萨克族，就是这段漂泊留下的。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过剿匪和民族团结工作，大西北的哈萨克人才在1953年后逐渐安定下来。

把这段历史连起来看，留在边界另一侧的那部分哈萨克人，在接下来一个多世纪里经历的国家生活、城市建设和社会变迁，几乎都和北方那个帝国以及后来的苏联绑在一起。到2026年初，哈萨克斯坦总人口约2050万，哈萨克族占71.5%，俄罗斯族占14.4%。

从这个人口结构就能看出，塑造这个国家的力量主要来自哪里。所以，20世纪末哈萨克斯坦描绘出一幅“历史家园”的图景时，一部分中国哈萨克族会被吸引，也就不难理解。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都在做各自的国族建构，这些建构都裹着一层又一层的历史外衣。明眼人看得出，建国者真正在意的是现在和未来，正在发生的事情比过去的事情重要得多。

在我看来，“故土”说的是历史，不是现实中的诉求。中哈边界早已通过条约依法划定，我们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两国关系稳定的基础。

对方的国族叙事没有把中国写进去，用不着失落，也犯不着较劲。如果想弄明白一个族群靠什么凝聚，不妨去一趟伊犁，看看那里的街道、树木和薰衣草田。

把人留住的，是人们一起建起来的这些东西，而不是地图上抽象的线条和色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