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贤伦忆恩师徐伯清：书法就是他的信仰｜海派名家后辈访谈⑬

今年是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徐伯清先生百年诞辰。

“清风徐来——徐伯清百年诞辰艺术展”正在浙江美术馆举行，展览以徐伯清各时期的书法作品与文献，呈现了其翰墨流光的人生。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鲍贤伦是徐伯清的学生，他说：“对徐老师而言，书法不是谋生手段，不是求名获利的工具，书法就是他的信仰。我们怀念徐老师，不仅仅是纪念他一个人，而是对一个已逝去的时代的深情回望。”

1998年，鲍贤伦与恩师徐伯清（前排）合影

半个世纪的师生情

解放日报·上观：您与徐伯清老师结缘于半个多世纪前，当年不到20岁的您是如何认识这位书法家的？

鲍贤伦：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工作，业余时间学习书法和画画。那时候厂里有美术、书法等兴趣小组，到了晚上常常是灯火通明。学了一段时间后，我的支部书记介绍我向韩天衡老师求教。

得知我更想学习书法而非篆刻，韩老师就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我找徐伯清老师。

上世纪60年代，沈尹默先生在上海办书法班，培养了一批书法篆刻人才，徐伯清是任课教师之一。而我得知徐老师的名字是因为1973年在蓬莱公园举行的上海市书法篆刻展，这场轰动全市的展览正是当时在南市区文化馆工作的徐老师主持推动的。

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到皋兰路27号拜访徐老师的情景。我轻轻敲门，门开了一条缝，师母张锦培问我找谁，我递上韩天衡老师的介绍信，说明来意。师母让我等着，过了一会儿，门又打开了。

进门后，徐老师问我在哪里工作，为什么要学书法。我答就是因为喜欢。徐老师提起笔写了一张隶书，嘱咐我拿回去临摹，一天要临几百个字。临完了再来找他。

鲍贤伦回忆随徐伯清学习书法的往事

解放日报·上观：这是对新学生的考验？

鲍贤伦：徐老师想看看我是不是真心想学。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把上班之外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写字，每天写六七个小时。交作业那天，我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一大摞纸。徐老师看了我写的字，我才算是通过了考验。

解放日报·上观：徐老师为什么让您从隶书学起？

鲍贤伦：他认为隶书容易上手，而且能“正手脚”，在练好横、撇、捺的同时，还能端正基本的书写姿势。

徐老师的教学方法是“训练式”的，而非“启发式”的。他写字的时候，会让我在边上看，写完让我带回去照着摹写。他认为摹写是见效最快的方法，用笔、结体都在摹写的过程中掌握。他很讲究练习的数量，只有数量上去了，基本功才能打得扎实。他年轻时每天练字长达十小时，一天最多能写五六千个字，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徐伯清《人贵有自知之明》隶书 1974

解放日报·上观：在隶书之后您学了哪些书体？

鲍贤伦：因为我以前有一些隶书的基础，所以练了几个月后，徐老师就让我学习草书。草书并不等于潦草，而是有一套严格的法则，不仅要背草法，还要建立“笔势”的概念——上一笔的结束处，就是下一笔的开始处，每一笔都是动态关联的，空间里也有时间。

那时候几乎买不到古代字帖，徐老师就写毛泽东诗词给我们做示范。每次上课，他都会写一首，高兴时会写两首。

练习草书一年多后，我开始练楷书。我到贵州工作后，练字的时间比在上海的时候更多了，写一批就寄给徐老师。我自己没有数过到底写了多少字，师兄戴小京后来告诉我，徐老师一直帮我数着，我是他的弟子中第一个完成50万字小楷的。

1977年恢复高考前夕，我告诉徐老师我准备复习迎考，暂停书法学习，徐老师欣然同意。1981年，我参加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获得一等奖，徐老师很为我高兴。

徐伯清（1926—2010） 书法家、书法教育家、书法普及传播工作者。浙江温州乐清人，生于雁荡山一中医世家，自幼喜爱操弄笔砚。抗战胜利后，考入上海美专，此后一直在上海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他在书画学习创作与鉴赏方面，先后得到张大千、沈尹默、吴湖帆、谢稚柳等前辈的指导与嘉许，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海派书法的新锐，改革开放后社会书法热潮掀起、海派书法发扬光大过程中的中坚骨干和重要组织引领者之一。

不收钱不收礼，只收学生的作业

解放日报·上观：这次展览名为“清风徐来”，徐老师在您心中为何如一缕清风？

鲍贤伦：徐老师在生活上几乎是无所求的，他们一家人挤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一张桌子既用来写字，也用来吃饭。桌子上有一方大砚台，我每次一去就帮老师磨墨。他只要写字就高兴，看学生写字也高兴。

徐老师教学生从来不收学费。我印象中，他家的煤气炉上常常煎着中药，师母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有一次，我带去几条新鲜的鲫鱼，想给他们补一补，结果受到他的批评。后来我又带去茶叶，他说自己从不喝茶，让我拿回去。他什么也不肯收，只收学生的作业。我们空着手去没关系，只要带作业就好。

录鲁迅《湘灵歌》 楷书

解放日报·上观：徐伯清先生当年还做了许多书法普及工作？

鲍贤伦：是的，197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常用字字帖》。由谢稚柳题写书名，翁闿运写楷书，单晓天写隶书，胡问遂写行书，徐伯清写草书，方去疾写篆书。

我回上海探亲时见证了徐老师写此帖的过程，也参与了一部分辅助工作。我记得他收集了旧时的多种字书，把每个字的各种草书写法都摹写下来，再择优书写进入字帖。

《常用字字帖》直至2025年仍有袖珍本的印刷记录，影响了几代书法爱好者。在筹备这次展览期间，上海书画出版社又进行了统计，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本字帖的累计印数达1500余万册。

1983年，徐老师应上海电视台邀请，在陈燕华主持的“少儿学书法”栏目主讲一年。那时候电视机还是新鲜事物，书法也没有进入中小学课堂，徐老师上电视讲书法非常新潮。

两年后，他结合多年授课经验，撰写了《儿童学书法》,首印7万余册，历经数十年反复再版，滋养了几代人的笔墨初心。

那时候的徐老师正值壮年，在事业上本该是“勇猛精进”的年纪，他却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教学生上。令我们有些不解的是，他教的学生年龄也越来越小。

徐伯清录柳宗元《江雪》 草书 1975年

解放日报·上观：徐伯清先生还热衷于书法的国际传播？

鲍贤伦：是的，他是新中国早期书法文化国际传播的参与者之一。改革开放后，他多次赴日讲学，系统示范晋唐笔法，作品被法国凡尔赛博物馆等多国艺术机构收藏。

改革开放之初，徐老师在豫园接待外宾，现场写书法。他把外宾支付的润笔费一半交给单位，剩下一半分出一大部分给楼里所有工作人员，甚至包括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自己只留很小一部分。

徐老师从不把心思用于刚刚萌芽的艺术品市场，更无意于营造自己的流派。他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功利之心。书法对于他来说，不是谋生的手段，不是获利的工具，甚至不是生存的方式。书法对于他就是信仰，单纯而无他。只有当作信仰，才会这样不计较利害。

徐伯清教孩子们学书法

在小桌子上写出大格局

解放日报·上观：您如何看待徐伯清先生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鲍贤伦：徐老师的书法有两大特点：一是坚持正脉。他的笔法和字形都坚持雅正，绝不允许有江湖气。他的小楷取法王羲之，又遍临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受吴湖帆影响，他对宋徽宗的瘦金体也下过功夫，但他的主体是晋唐。他的草书取法孙过庭《书谱》，旁及怀素小草，由孙过庭上窥二王。他的早期小草，字字独立，以孙过庭、怀素、王羲之为宗；后来的大草融入张旭、怀素的笔意与章法。

二是融合创新。他的楷书和草书既有大家风范，符合审美的正脉，也有个人的创造。他的楷书融合了唐人与晋人的特点，中晚期的小楷里掺入了汉隶的意味，可谓丝丝入扣、楚楚动人。而他的草书里则融合了一小部分章草。

《书山学海七言联》 行书 1983年

解放日报·上观：徐伯清先生的草书被视为血脉正统、草法严谨，但也有人对其中常出现的一笔长画颇有异词。对此您怎么看？

鲍贤伦：我认为这恰是徐老师的用心之处。他认为“能以一二长笔、重笔，振起全幅气势，亦犹三军之中其进退攻守，莫不以统帅为核心，但求其上下左右靡然从风，协和无间为己足，更何暇计及他人之隳誉哉”。意思是，就像军队要有主帅，一幅字也要有一笔主笔来统摄通篇的气场、调度章法。

徐伯清在写书法

解放日报·上观：这次展览对徐伯清先生的书法作品作了详尽的梳理与呈现，您在开幕时说，怀念徐老师，不仅仅是纪念他这个人，而是对一个已逝去的时代的深情回望。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触？

鲍贤伦：展览开幕以来，我见到了一些几十年未见的老友。我们一起回忆了徐老师的点滴，很多人都提到了1973年蓬莱公园那场书法篆刻展，它深深刻在一代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的心里。正是徐老师的斡旋和推动，才有了这场在当时难以想象的书法展，一批久未参展的老书家和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书法爱好者都参展了。

徐老师在世时没有办过个人展览，他一心想的就是如何把经典传承好，把学生教好。那个时代的书法家其实都没有办过个人展览。他们的生活条件，是今天的书家难以想象的。我几乎没有在一个书法家的家里见过大桌子，徐老师家只有一张小桌子，赵冷月家也是如此，但他们就是在小桌子上写出了大格局、大气象。

我们现在的条件远远胜过他们，桌子大了、幅式大了，但书法的核心、笔法的质量、结体的严密性有没有守住？老一辈书家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这代人不能自以为是。

原标题：《鲍贤伦忆恩师徐伯清：书法就是他的信仰｜海派名家后辈访谈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