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莎拉证人的供词，弹劾法庭主持官：拜托，我的耐心快耗尽了

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上，有个细节很容易被忽略：辩方证人温格林·巴詹回答问题时，眼睛老往辩方律师那边瞟，被参议员当场点了出来。

证人答题之前先看自家律师的脸色，这一个动作，比后面那一连串"记不清"还说明问题。

11月10日是这场审判的第41天。

达沃市会计官巴詹作为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弹劾案的第三名辩方证人出庭，结果被问得招架不住。

主持审判的埃斯库德罗当庭表示，证人一再说记不清细节、不熟悉控方律师迪维纳格雷西亚出示的文件，他的耐心正在耗尽。

翻成中文，就是这次的标题："拜托，我的耐心快耗尽了。"我觉得这句话不能当成老政客一时上火来听。

它把辩方这阵子的打法摊开了：碰上敏感问题一律"想不起来"。

这一招放在别的指控上也许还能撑一撑，放在眼下唯一剩下的财产指控上，就是自己往坑里跳。

先看这案子还剩什么。

10月13日，菲众议院检察官宣布撤回四项指控中的三项，只保留莎拉拥有来源不明财富这一项，后续审理都围着它转。

撤掉的是威胁、挪用机密经费、行贿这几项。

这类指控主要靠人证和录像，双方能来回扯皮。

留下的这项不一样，比的是账本、合同和申报表。

我一直觉得，财产案最不吃"失忆"这一套。

人嘴可以说忘了，纸上的签名、编号、金额忘不了。

控方把战场收窄到纸面上，辩方却派一个管账的人上去说"不记得"，这等于在对手最强的地方拿最弱的招式去碰。

巴詹偏偏是会计出身，问题就更大了。

让参议员们包括埃斯库德罗明显恼火的，是她想不起自己签过那些文件，而正是这些文件让她成了安皮尔、埃利斯、舒达达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做会计的，一辈子跟凭证、签字、日期打交道，自己入股签的协议都说不清，换谁也不信。

更要命的是她每回都是先"忘"，被追急了又一点点"想起来"：文件先说没印象，接着认了纳税人识别号是自己的，最后连签名也认了；问她拿没拿过钱，先说记不起，被警告后又承认领过津贴。

她自己解释说，回答慢只是因为需要回忆。

可法庭上第一次支吾，别人当你紧张；回回都要被逼到墙角才松口，旁人自然要问：你到底在躲什么？

痛快认了顶多吃点亏，挤牙膏式的认账，把自己剩下的那点可信度也挤没了。

再往下看身份，参议员们越听越火就好理解了。

那家事务所是三家与莎拉有关联企业的外部审计机构；巴詹从2003年事务所成立起就是合伙人，同一时期又在达沃市政府拿项目聘用合同；她说2015年合伙协议修改后自己就退出了，现在又以市会计官的身份替莎拉作证。

把这几段经历串起来，一个人先在审计莎拉关联企业的事务所当合伙人，又在杜特尔特家族长期执政的达沃市政府管账，现在站到证人席上替莎拉说话。

菲律宾第6713号共和国法本来就限制公职人员在任上私下对外执业，光是这层身份重叠，她证词的分量就得打折扣。

我觉得辩方选她当证人，本身就是一步险棋：她知道的事越多，被问住的地方也越多。

辩方叫她来，原本只是想讲清楚一件小事。

她出庭是为了回应莎拉当副总统期间领了双份报酬的指控，按辩方的说法，那是一笔补发的工资差额。

小账本来好解释，坏就坏在解释的人自己先站不住。

控方完全可以顺着往下推：管账的人连自己入股都说不清，她给的补发工资说法凭什么让人信？

辩方本想补一个小窟窿，结果越补越大。

巴詹也不是头一个。

前一天出庭的达沃市估价官阿达林，陈述前后对不上，已经被参议员们质疑过；参议员图尔福当庭把两人放在一起比，还提议以藐视法庭论处。

巴詹也因为回答闪烁，被警告可能构成藐视法庭。

连着两天两个达沃本地官员都是这个样子，就不能只怪个人素质了。

这些人的饭碗和前程都跟杜特尔特家族绑在一起，说多了对不起老东家，说少了又得罪参议院，最省事的出路只剩一个"记不清"。

处境我能理解，可作证这件事不讲人情。

参议员要的是答案，不是谁的苦衷。

辩方准备的人手可不少。

11月4日，辩方向弹劾法庭递交了25人的证人名单，里面有银行官员和城市估价师。

我担心的是：如果后面上场的人还是这个路数，名单越长，参议员的火气只会越攒越大。

证人多，本来是辩方的底气；人人都"失忆"，就成了辩方的负担。

拿菲律宾自己的旧案比一比，更能看出这项指控的分量。

2012年，时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科罗纳被参议院定罪罢免，罪名就是没有在资产负债净值申报表里如实申报财产。

那次被告亲自上庭解释账目，最后还是栽在申报表上。

检方这次撤掉三项指控，莎拉回应说检方是因为证据不足才撤的，外界也有人说控方心虚。

可从菲律宾弹劾的历史来看，财产申报恰恰是真把大人物拉下马的那类罪名。

控方扔了大半手牌，留下的这张未必是最弱的；辩方证人在这张牌面前一个个支支吾吾，等于主动给对手送分。

再说说说话的人。

埃斯库德罗不是普通参议员，他是这场审判的主持官，也是最该讲程序中立的人。

他此前公开表示，如果莎拉被定罪罢免，他会拒绝接任副总统，用来撇清利益冲突。

一个刻意跟两边都保持距离的主持官，当庭说出耐心快耗尽了，这话的分量比哪个参议员拍桌子都重。

还没拿定主意的参议员听在耳朵里，心里多半会给辩方减分。

法庭程序上也在收紧：11月5日法庭驳回了审计委员会的一批文件，理由是这些材料属于已经撤回的第一项指控。

法庭对控方的证据卡得这么严，对辩方证人糊弄就更不会放水。

审判越想证明自己不是政治清算，对"装糊涂"的容忍度就越低。

还要看到，这场审判从来不只是一桩法律案件。

莎拉今年2月已宣布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马科斯和杜特尔特两大家族的矛盾早就不只是谁坐那把椅子，还牵扯到菲律宾往哪边走。

莎拉曾批评马科斯的涉华指责没有充分理由，是菲中关系中一个潜在的危险动向。

如果被定罪，她丢的不只是副总统的位子，按菲律宾宪法还会被终身禁止担任公职，2028年的大选格局也得跟着重排。

所以审判表面上核对的是几张申报表、几笔补发工资，底下压着的是菲律宾未来几年的内政外交方向。

正因为分量这么重，辩方更没资格拿证人席当儿戏。

时间也不站在辩方这边。

控方首席检察官卢伊斯特罗估计，只要辩方能在10个完整审理日内完成举证，审判有望在11月审结。

剩下的时间就这么多，每个证人上台都是一次机会。

前两个证人把机会用成了"记不清"和"对不上"，后面的人哪怕说得再圆，也得先替前面的人把信誉补回来。

我的判断很简单：最后的票不管怎么投，"法官大人，我实在记不起来了"这类回答，在舆论场上已经输了。

普通菲律宾老百姓不懂合伙协议哪年修改的，可他们看得懂一个会计不敢认自己的签名。

辩方要是接下来还这么派人上庭，参议员们的耐心就不只是快耗尽，而是真没了。

到那时候，最先买单的不是哪个证人，而是莎拉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