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德的人失守道德,对思政课教师群体的伤害,远比普通师德事件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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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通报落地,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某彦,被开除党籍、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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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众多师德通报里,这一则格外刺眼。他不是普通专业课教师,他的研究领域就是道德、文明、伦理,是专门拆解善恶边界、阐释价值规范的学者。当深耕道德理论的研究者,自己严重突破师德与道德底线,它带来的冲击,和理工科、艺术类教师的失范事件,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
其他学科的师德问题,公众的评判逻辑相对清晰:这是个体自律的失败,属于个人品行问题,学科本身的知识体系不会因此受到牵连。大家不会因为一名化学教师失德,就怀疑化学这门学科,怀疑所有化学老师讲授的公式原理。但是思政教育天然带有示范属性,它的内核不止是知识传递,更是价值感召。思政课想要说服年轻人,依靠两套支撑:一套是严谨的理论逻辑,另一套,就是教师本人的言行示范。理论可以写在教材上,但说服力,常常活在讲课人的身上。
一个思政教师站在讲台,向学生阐释何为良知、何为底线、何为公私边界,学生在接收理论的同时,会不自觉建立一套对照标尺。学生会观察,这套话语,是不是宣讲者愿意终身遵守的准则。如果专门研究道德的学者,把道德当成一门用来发表论文、申报课题、站上讲台的学问,却不把它当成约束自我的标尺,就会形成一种极具破坏力的割裂:道理归道理,我归我。这种割裂,会消解思政课最珍贵的东西 —— 真诚。
这正是这件事最让一线思政教师难受的地方。绝大多数思政教师,长期处在更高的审视之下。别的学科教师,评价重心落在教学、科研;思政教师,言行举止都更容易被放大。他们中的很多人,常年自觉约束自我,小心翼翼维护这份职业的公信力,因为他们清楚,一旦信任受损,再精彩的课堂,也很难走进学生心里。而当这样一起个案曝光,所有本分从教的思政教师,都要被迫承担额外的舆论代价。学生的疑惑、网络上笼统的质疑,会不分青红皂白,落到整个群体身上。
很多人会说,一人犯错,不该牵连整个群体,道理确实如此。但舆论和人心的逻辑,没有这么精密。大众很难第一时间做清晰切割,大家记住的,是 “研究道德的人不讲道德” 这个强烈反差。这个反差会固化一种偏见:思政的话语,只是一套对外的说辞。一旦这种印象生根,后续无数思政教师的认真付出,都要花更大力气去重建信任。重建信任,远比破坏它艰难。
我们不能因此弱化惩戒。越是研究道德、宣讲价值的岗位,标准就应该越高,容错空间理应更小。学校依规作出开除党籍、开除的处分,本身就是必要的纠偏,向外界释放明确信号:师德底线不分学科,越是承担价值引领职责的岗位,越要接受严格约束,理论研究者没有 “豁免权”。学术成果、头衔、研究方向,都不能成为逾越道德准则的保护伞。
同时,我们也要分清两件事:惩戒失范个体,和守护整个思政教师群体的公信力。不能因为个案,否定千千万万扎根课堂、知行合一的思政教师。他们当中,有人扎根基层,常年和青年学生谈心;有人默默坚守,把价值信念融入日常点滴;他们把课堂所言,活成自己的选择。这些人的付出,不该被一桩个案掩盖。
更深一层的反思,落在学术评价与岗位考核之上。我们在评价道德伦理方向的学者时,常常看重论文、课题、著作,看重理论产出,但对 “知行合一” 的持续核验,相对薄弱。道德研究,不是纯粹书斋里的思辨。如果一个人长期研究道德文明,考核体系却很少把自身德行纳入持续的、刚性的观测,就容易催生一种分裂:在纸上建构道德,在生活里游离于道德之外。
思政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引导青年崇德向善。而最好的德育,永远是身教优先于言传。理论可以辩驳、可以探讨,但教师的品行,是无声的教材。当一名研究道德的学者倒下,代价不只是他个人的职业生涯,还有无数思政教师一点点攒起来的信任。
守住思政教育的根基,一方面是刚性执纪,对师德失范零容忍;另一方面,是持续守护那些认真、真诚、知行合一的思政教师。我们需要让学生看见:宣讲道德,不是一份用来谋生的工作,而首先是一份自我承诺。道理能不能可信,关键就在于,讲它的人,是否愿意躬身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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