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也不是美国，是裹着漂亮外衣的“自己人”

朋友们，我是小脉。

这些年，随着装备和产业不断发展，不少人心里有底：外部环境再复杂，我们自己的家底越来越厚。

可把近年公开披露的案件和相关规定摊开看就会发现，真正需要提防的缺口，往往不在边境线上，而在内部管理和技术保护上。

一头是借学术交流进行的拉拢渗透，一头是围绕商业秘密的权益博弈，两件事看似不搭界，道理相通：家底得自己守，锁得自己装。

2023年10月，国家安全机关通过媒体披露了一起案件。当事人侯某某曾在我国某国防军工单位担任重要涉密人员，2013年1月被单位公派赴美国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

对方并不是一开始就亮出身份。赴美仅两个月，2013年3月，一位美国教授当面把他介绍给某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雅各布。

据通报，此人的真实身份是境外机构人员。此后雅各布常以咨询名义约他见面、吃饭，两人关系逐渐拉近。

双方第八次见面时，雅各布拿出一份协议，邀请侯某某担任咨询专家，并承诺按服务质量每次支付600至700美元报酬，看上去和普通学术兼职差别不大。

2013年7月，侯某某的妻儿赴美探亲，雅各布在这时改变了接触方式。在对方施压下，考虑到妻儿正在美国、此前也已签过咨询协议，侯某某被迫同意。

此后多次见面，对方拿着事先准备好的提纲逐一提问，问题专业性强、涉密程度深，每次问答至少持续一小时。

2014年回国后，这条联系并没有中断。据通报，2016年春侯某某赴美参加国际会议期间，曾避开同行人员与对方秘密见面，继续提供国防军工领域的情报信息。

国家安全机关查明，几年间他多次向境外提供相关情报，涉及绝密级2份、机密级3份、秘密级6份，对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严重危害。

2021年7月，侯某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移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这起案件值得琢磨的地方在于：对方的情报人员、掩护公司、牵线教授都是真实存在的，但绕来绕去，最后仍要落到一个能接触到秘密的内部人员身上。

没有这样一个落点，再精巧的安排也难以落地。

当然，对外开放和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本身没有问题，中国也不会因为个别案件关上交流的大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有人借着正常渠道的外衣，从事不正常的活动。

人的口子要防，技术那头的家底同样要护。

2026年10月19日，美国国务院依据其《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以涉嫌窃取美国商业秘密为由，对5家中国实体实施制裁。

相隔七天，10月26日，商务部公布《保护中国商业秘密特别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11月24日。

时间上的前后呼应，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相关规则不能长期只由一方来书写。

不少人觉得商业秘密离自己很远。换个角度就容易理解：过去中国企业的工艺、参数如果被外人不正当获取，往往只能通过诉讼维权。

可跨国诉讼中证据多在对方手中，周期长、成本高，即便胜诉，赔偿与已经损失的市场份额相比也往往有限。企业维权的速度，常常跟不上技术泄露的速度。

国内已有公开判例可参照。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法院公开信息，尊湃通讯科技（南京）有限公司侵犯华为海思芯片技术商业秘密案中。

原海思射频芯片开发部门负责人张某离职后创立尊湃公司，拉拢、招募多名海思员工，通过截屏、抄录、微信传输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技术信息，用于同类Wi-Fi芯片研发。

涉案技术信息40余项，估值3.17亿余元。2025年7月28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14名被告人均犯侵犯商业秘密罪；

张某获刑六年、罚金300万元，全案罚金合计1350万元；十日内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这已是国内司法较为严厉的判决。反过来看，如果相关人员不在境内、资产不在境内，一张民事判决书能够追到的范围就十分有限。

这次征求意见稿的思路，是由主管部门直接出手，把技术保护和市场准入联系起来考虑。

根据征求意见稿，对实施相关行为的外国实体，商务部可以依法采取一项或多项措施：限制或禁止其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国际服务贸易活动，禁止向其出口相关物项；

限制或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限制或禁止其相关人员、交通运输工具等入境；限制或取消其相关人员在中国境内的工作许可、停留或者居留资格；

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相应数额的罚款；以及其他必要措施。

同时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或者对上述利益构成现实威胁的，才适用本规定。一般技术纠纷、正常商业合作，并不在这条线之内。

也就是说，它针对的是把不正当获取技术当作竞争手段的少数主体，并不影响老老实实开展经营合作的外企。

在笔者看来，这起公开通报和这份征求意见稿讲的是同一个道理：防范内部人员被拉拢，是守住人的关口；保护商业秘密，是守住技术的关口。方向不同，守的都是自己的家底。

三十年前，国内工厂来了外国专家，图纸、参数和核心车间往往不让接触，我们是追赶的一方，技术黑箱握在别人手里。

如今情况已经反转。以新能源汽车和电池行业为例：2023年2月，福特宣布投资35亿美元，在美国密歇根州建设一座磷酸铁锂电池工厂，工厂由福特全资持有；

宁德时代不持股，向福特提供技术授权、工程培训和工艺支持，收取技术授权费和服务费。研发合作方面，丰田推行中国首席工程师制度，由中国工程师担任车型开发负责人；

大众与小鹏联合开发的首款车型与众08，已于2026年3月在大众安徽量产下线；奔驰在北京、上海设有研发中心，本土研发团队超过2000人。

攻守位置一变，商业秘密保护就从可做可不做，变成必须认真对待的事。

回到这份征求意见稿，它真正的分量不在于列出了哪几条措施，而在于一个转向：中国正在逐步形成自己的技术规则工具箱。

一方可以拿商业秘密作为制裁理由，另一方同样可以把商业秘密作为市场准入的考量因素，规则不再只是别人写好递过来签字。

更值得关注的是成本的重新衡量。过去不正当获取中国技术的代价偏低，即便进入诉讼，赔偿有限、周期漫长，市场份额可能早已被挤占。

现在，技术价值和相关主体在中国市场的分量被放在一起计算。当违规代价与可能失去的市场真正挂钩，保护的约束力才站得住。

这并不是关起门来搞保护，而是给自己的技术资产上好锁。锁装好之后，钥匙握在自己手里。技术竞争发展到今天，手里有真东西的一方，迟早要学会把防护体系搭起来；

区别只在于，是被动等待别人来拆，还是先把自己的墙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