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书房：当“数据女工”告别爱豆

【文/观察者网 星期六书房】

今天，我们似乎正处在一个亚文化空前繁盛的时代，无数垂直的圈层、隐秘的黑话与新奇的身份标签，每天在数字世界的各个角落里荣枯生灭，只有其中极少数产生现实影响的圈层与部落，才会被知识分子所记录与分析。

这样的分析，往往共享一套足够成熟的伯明翰学派文化批判配方：找十几个圈中人访谈，用共情的笔触记录他们/她们的经验与自我感知，夹杂福柯、布尔迪厄、詹金斯、鲍德里亚、科尔伯格、唐娜·哈拉维、德·塞托等诸多大家的名字，最后是平静的收尾。

苏州大学马中红教授与南京晓庄学院唐乐水副教授合著的新作《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也依循着这一模板。

后记提到，其调研始于2020年夏天，描述的多为2020-2023年间其在饭圈所见所闻。

两位作者的初衷很温和，她们不想写一部冷冰冰的严肃学术著作，而是希望写一本能让“好奇路人”和“焦心家长”一口气读下去的“小书”，去回答“饭圈是什么，饭圈里的女孩又是如何生活的”。

为了照顾这种阅读体验，作者做了一个在非虚构写作中常见、但按社会科学标准颇为可惜的处理，她们隐去了大部分结构因素的分析与探讨，把访谈搜集来的真实故事“揉碎了”，重新拼贴成书里的几个虚拟人物，再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去讲述打投、反黑、氪金与嗑CP的细密日常。

这难以避免地让整本书呈现出一种割裂感。

在长篇序言里，作者其实展现了相当敏锐的问题意识，她们不仅看到了偶像应援商业生态，也精准捕捉到了“饭圈化”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作为一种普适性、高传染性“社会动员术”，正如何向金融、体育、汽车乃至公共领域议题渗透。

可一旦翻过序言进入正文，那些原本鲜明锐利的资本与算法关切就突然消失了，只剩下几个年轻女孩的追星日常。

直到正文最后，经历偶像塌房、大梦初醒的女孩走向现实世界，学会了“用数据思维分析市场报告，用粉丝社群的运营经验管理团队项目，用应援活动的策划能力组织公益活动”，在“再见了，我的青春。毕业快乐！”的笃定感中完成了她们的精神成人礼。

读到这里，很难不让人想起百年前鲁迅提出的那个老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

那些在饭圈里被工业级流量“生产线”、严密的粉丝社群等级筛选和残酷的数据打投战争千锤百炼出来的女孩，当她们有一天突然对虚幻的商业偶像祛魅、推开那扇现实之门后，真的会像作者憧憬的那样皈依传统秩序么？

主流社会认为人生的亘古节律会自然完成对饭圈女孩的“洗礼”，可毋庸讳言，截然相反的现象也历历在目，走出饭圈的年轻人，反而正以娴熟的饭圈式排他与动员技术，反向塑造公共生活。

对于未来的推演，我们并不需要借助宏大的理论，因为这套养成打投、集资应援与数据生意模式的发源地韩国，已经对“饭圈女孩”的后日谈有完完整整的现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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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最后一天，韩国《文化日报》联合韩国行政学会与政策学会，给全国60所大学的336名教授发去了一份年末问卷。

当时的韩国政坛，在经历了前总统尹锡悦的紧急戒严闹剧、宪法法院的弹劾罢免以及提前大选之后，李在明率领共同民主党取得了堪称完美的胜利。

媒体想看看学者们对李在明时代头半年的评价，特别是当下知识精英们眼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调研结果里有一个外界不一定看得懂的地方，那就是排在第二位的选项到底指什么？

正文倒是有更细致的解读，那就是有近三成的学者认为，李在明最大的问题是“被‘改女（개딸）’等强硬粉丝层牵着鼻子走”，以至于在粉丝的欢呼与裹挟下“只顾司法清算与报复，忽视了真正的民生”。

什么是“改女”？它原本是某部热播韩剧里的梗，宠溺的父亲用“狗囡”称呼自己女儿，李在明的饭圈化支持者将之挪用，并重新定义为“改革之女”（개혁의딸）的简称。

这批在2022年韩国总统大选之后，大量涌入共同民主党、成为核心支持者的20至30岁年轻女性，很大一部分正是从K-pop饭圈（돌판）里走出来的资深老兵。

当她们把战场从娱乐圈转移到汝矣岛的国会大厦时，提出了一句震动韩国政坛的口号：“像追星一样搞政治（덕질하듯정치하자）”。

追星是怎么搞政治的？

对照《饭圈纪实》里塑造的内部人“大怒”描绘的饭圈攻防战：侦察兵负责在各大论坛巡逻搜帖，情报员把黑粉账号ID整理成在线Excel表格，核心管理层将黑名单切分区块下发，最后由八千到一万名普通组员在半小时内机械点击举报模板，直接触发平台算法阈值，将目标账号封禁“叉出去”。

在韩国政坛，这套饭圈战术被改女们直接装进了政党机器里。

一旦党内有温和派议员对李在明表现出不够忠诚，或是在议会里试图与在野党妥协，“改女”们的核心管理层就会立刻开盒议员手机号，发动数万名粉丝向其发送辱骂短信，这就是让韩国国会议员闻风丧胆的“文字炸弹（문자폭탄）”。

在强大的网络暴力威慑下，传统政客们不再敢在中间选民和铁杆支持者之间搞平衡，只敢顺从粉丝社区里的风向。

正如《饭圈纪实》所洞察到的，养成系与氪金模式在粉丝心中催生了强烈的“股东心态”——我砸了钱、做了数据把你送出道，你就必须听我的。

当这群“股东”从娱乐工业中觉醒，她们没有去公益组织里温和地发光发热，而是直接把现实政治饭圈化了，把职业政客改造成了必须迎合极端情绪的“政治爱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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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韩国年轻女性，是什么时候从商业偶像的幻梦里走向现实世界的？

如果去查一人一身份证、无法靠砸钱刷数据的韩国本土Melon年度音源榜就会发现，韩国团偶生意在本土年轻女性里的吸引力，早在2018年就出现了拐点。

2018年，是顶流男团在韩国本土音源年榜上最后一次群雄逐鹿，从2019年开始的整整五年里，所有新出道的四代男团在韩国本土音源年榜上位圈里全军覆没。

正是在这一年，韩国年轻女性们集体涌到首尔惠化站等地，抗议性别歧视，她们喊出的口号里就已经明确包含了“脱束身衣”与“脱爱豆（拒绝再为顺直男星花一分钱）”。

这是韩国社会史上分水岭的一幕，没有政党背书，没有知名领袖，年轻女孩们完全依靠在K-pop饭圈练就的“匿名集资、去中心化组织”技能，完成了她们的第一次现实政治动员。

当现实中的性别对立在她们眼中已经演变为零和的生存战争时，娱乐工业流水线上包装出来的“温柔纯情男爱豆”，自然也就成了失去吸引力的父权制消费骗局。

那么，为什么韩国的年轻男女会在2010年代中期之后，陷入不断加剧的性别对立与政治极化？

答案藏在人口与教育的宏观账本里。

1990年，韩国的城市常住人口占比突破了74%，这意味着，90年代出生的那代韩国青年，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几乎完全在市民社会氛围里长大的世代。

压缩在一代人经验之内的超高速现代化、城市化、市民化，让韩国家庭的养育策略发生了一场剧变：

女儿不再需要像70、80年代的“工顺（女工）”姐姐那样辍学打工供养兄弟，而是第一次享受到了完全平等的高等教育投入与精致的城市消费富养，而儿子则普遍仍被默认需要遵循传宗接代的传统责任伦理，同时必须在20岁出头时去服近两年强制兵役。

1999年底，韩国宪法法院裁定“退伍军人公务员考试加分制”违宪并将其废除，在年轻男性看来，这意味着自己黄金年龄被国家强制剥夺两年去服苦役，退伍回来还要背负买房结婚的传统重担，而同龄女性不仅免于兵役，还在考公的上升通道里剥夺了自己原本作为服役补偿的应有待遇。

从2000年代中期的“大酱女”（拜金女）骂战到2010年极右翼社区Ilbe的兴起，韩国年轻男性率先激活了强烈的“逆向性别歧视受害者”意识。

到了2005年至2009年，一个进一步加速性别对立，进而使之成为一种集体情绪出口的结构性拐点出现了。韩国年轻女性的大学升学率飙升至82.4%，正式反超男性，并在完全凭标准化分数说话的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中快速替代男性。

用历史社会学家彼得·图尔钦的话来说，韩国的高等教育普及本身就制造了剧烈的“精英过剩”，全国超过80%的年轻人手握大学文凭、怀揣知识精英的自我期许走出校门，但前面等着他们的，是占全社会就业总量仅仅10%左右的“体面岗位”供给（大企业正规职、公务员与公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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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了这些韩国社会现实里的结构性因素，再回过头来看《饭圈纪实》提到的那些我们当下令人忧虑的饭圈泛化现象，从公募基金经理超话里的晒持仓PK、新能源汽车品牌将车主划分为“品牌粉”进行控评反黑、竞技体育与科技数码圈动辄上万人的举报互撕……我们就很难再把它们仅仅当成某种有待规训的“边缘乱象”。

在一个现代化过程被高度压缩、承载传统伦理的生活方式出现巨大断层、年轻人上升路径空前趋同的时代，原子化的个体迫切需要一个高排他性、高情绪浓度的微共同体来安放自身。

当公共领域处于严格的治理边界之内时，这股庞大的能量便顺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涌入了汽车、手机、体育与金融消费品领域，演变成了一场场围绕商业品牌或社会微小议题展开的“部落战争”。

但正如韩国千禧年以来的历史长卷所昭示的，“制造对立冲突吸引眼球——通过情感绑定建立狂热忠诚——发动组织化群体进行数据操控——最终清除异己达成诉求”，这套在无数次打投、集资与反黑实战中被验证为极度高效的动员机器一旦深植于整整一代人的肌肉记忆之中，它就绝不会在某一天因为偶像塌房而温和地自我销毁。

这大概才是我们在合上《饭圈纪实》那略显温情的“毕业册”之后，真正需要面对的门外世界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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