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行曩志：两晋十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晋书》修订本座谈会纪要

2026年11月7日至8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中华书局协办的史学沙龙第114期“金行曩志：两晋十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晋书》修订本座谈会在北京紫玉御骊酒店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华书局及首都师范大学等众多科研机构、高校、出版单位的三十余位学者济济一堂，以《晋书》修订本出版为契机，对两晋十六国时期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多角度展开讨论，评述现状并展望未来研究趋向。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屹教授为开幕式致辞。他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学院中古史学科的发展情况，及学院在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诚挚感谢各位学者莅临，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刘屹教授

7日的学者报告分为五场。第一场主题为“风土·山海”，由清华大学历史系孙正军教授主持。魏斌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报告题为《晋史的风土》，结合个人相关研究，思考两晋史研究课题和方法的拓展。在探寻魏晋时期边缘人与边缘声音的过程中，他曾被《真诰》的史料丰富性和东晋中期句容茅山的人文风土所吸引。道教的洞天体系源于句容地方的神圣地理想象，后又演变为普遍性的公共知识。由此延展，会发现风土、地方与王朝、天下之间，存在着制度、文化习惯和意义世界想象的多重互动。如何发掘被王朝史编纂所省略的风土地层和地方情境，重新呈现原本鲜活的生活环境与人群关系流动相依存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如何在正史中发现田野，让两晋史的场景和意义变得更加丰饶，令人期待。

魏斌教授

林昌丈副教授（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报告《章安城与〈临海记〉：六朝滨海郡域的山海景观与地理认知》，通过《临海记》佚文考察章安城外的地理空间，探讨六朝会稽东部山岳知识的积累，并进一步探究临海郡山海景观的四种主要记述方式。报告认为，浙东山区山岳知识的积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山峰、溪谷及居留场所记述的日益具体，一为山名移用、指称范围伸缩及地望重释。这一山岳知识积累过程受到不同人群游历、修行与生计活动的影响，也显示出人们如何借助熟悉事物与传说旧闻理解山海。六朝滨海郡域不仅是地方行政区划上的一方实体地域，同时也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与文本传述过程中不断认识、赋予意义的山海世界。

林昌丈副教授

在自由讨论环节，陈爽教授与魏斌教授讨论了两晋史研究受制于材料匮乏、边缘材料如何运用的问题。侯旭东教授就风土与“地方的世界性”、地方的全球史研究中不同文化叠压在一起发表了看法。陈志远副研究员介绍了《高僧传》与《晋书》在体例、史源、编纂目的的异同。孙齐副教授介绍了道教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规范。

第二场报告主题为“皇位·皇权”，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顾江龙副教授主持。侯旭东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报告《皇位竞逐与晋惠帝时期朝政的展开——从司马遹被废经过说起》指出，关于西晋灭亡的原因，“清谈误国”“八王之乱”等旧说均有局限。在“八王之乱”的叙述模式下，愍怀太子司马遹被废一事被边缘化，仅作为“引子”一笔带过。实际上，愍怀之废打破了自齐王攸出镇以来皇位继承的确定性，是西晋宗室相残的起点，也是西晋政局演变的关键事件。报告据此详考太子被废经过，指出贾后与太子素有矛盾，但此事在元康九年末爆发具有偶然性。太子被废的关键，一是贾后誊录太子醉酒所抄文字制造“悖逆”之罪，二是公卿集议的现场太子及东宫官属缺席，使太子无从自辩。皇位继承的确定性既被打破，各方群起，形成武帝后嗣与宣帝系旁支的角逐。

侯旭东教授

徐冲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魏晋“碑禁”申论》首先辨析了长期以来学界将西晋墓志的产生归因于“碑禁”的观点，认为“碑禁”禁止的是门生、故吏等非血缘性政治团体不经朝廷批准擅自立碑，而非丧家主持的“厚葬”；“碑禁”并未否定石碑本身的正当性，只是大幅提高了可立碑者的标准，使之成为可由朝廷把控的重器；西晋墓志由丧家制作，未见门生、故吏题名列于其中，所谓“避禁入墓”之说难以成立。根据西晋墓志集中出土于洛阳地区且志主遍及高、中、低阶层的情况，推断其首要性质应是丧家所立的“假葬”标识，为日后迁葬归乡时辨认尸骨而设。部分中高级墓志附有铭辞，或为丧礼中诵读所用，展示对象是当世精英社会。使用圭首石碑或代表来自皇家的高端礼遇，但墓志刻写与否及具体内容由丧家自定，尚未形成统一文体。

徐冲教授

莫阳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报告《西晋帝陵发现与研究》回顾了考古工作者对洛阳西晋帝陵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其中三座帝陵仍在搜寻之中，而晋文帝崇阳陵、晋武帝峻阳陵的确认经历了由文献比定到考古实证的漫长过程。乾隆年间，龚崧林曾将瀍河西岸的“青菜冢”定为司马懿高原陵，1948年该墓被盗，出土北魏元怿墓志，其误遂明；1961年，蒋若是据荀岳、左棻两方墓志所载，推定崇阳陵、峻阳陵位于首阳山一带；1982至1983年，社科院汉魏洛阳故城队一方面寻访调查荀岳、左棻墓盗掘的情形，一方面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确认了二陵位置，并揭示了陵园建制。目前，西晋帝陵考古学研究呈现为三个面向，即陵位推测、晋陵陵寝制度与“晋制”相关问题。

莫阳副研究员

在自由讨论环节，顾江龙副教授与侯旭东教授讨论了宣帝系与武帝系的力量对比。华迪威博士就“太子确定”对皇位之争的意义提出了看法。莫阳补充说明了尚未寻获的三座帝陵的大致范围，以及已发现陪葬墓的身份与等级差别如何确定。

第三场报告主题为“人群·空间”，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祎副教授主持。董万鹏博士（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的报告《从弱势分陕到中兴绍统：东晋建立相关问题再探讨》考察东晋建立与司马睿绍统的曲折历程。报告指出，建兴年间司马保、司马睿分任左、右丞相，而司马保位在司马睿之上；其后司马保断绝对长安的物资输送，与长安朝廷关系破裂，愍帝临终所下诏书已将继承之任付与司马睿，帝统由此向江左倾斜。司马睿先称晋王而后称帝，具有三重内涵：一是司马睿非太祖司马昭直系，须借“晋王”之爵上接司马氏正统；二是为晋王契合“无土不王”的传统；三是为彰显中兴创业宏图，革新朝政、改元“建武”亦在此脉络中。而司马保亦称晋王，唐修《晋书》对此含糊其辞，当源自东晋国史为维护司马睿正统所行曲笔。

董万鹏

华迪威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的报告《王敦之乱后死难群臣的追赠与“忠”名的赋予》以周顗、周札、刁协三个案，考察王敦之乱后死难群臣追赠的往复过程。从《晋书》本传看，三人追赠貌似同时，实则前后跨越十余年，其间经过反复磋商。周顗之死出于王导默许，所以其追赠迟滞，直至其弟再上书始得完成。王导顺势推出“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叙事，将当初的默许杀害转化为误解与忏悔，得以保全自己的政治形象。周札开门纳敌而得追赠，则因明帝须向吴地豪族释放和解信号。刁协迟至十七年后方获部分平反，其变量在于王导之死。任何对刁协的重评，都会影响王导将王敦第一次起兵定性为“清君侧”之义举的结论，进而动摇王导主导下的政治平衡。由此来看，“忠”名并非对死者行为的客观定性，而是生者在当下处境中对死者的重构、诠释与应用。

华迪威

陈阳老师（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的报告《政治地理视角下十六国北魏对关中以北山地高原的经略》以关中盆地以北、黄河“几”字湾内的山地高原为对象，考察十六国至北魏各政权对该区域的统治。报告指出，此区域在东汉末至西晋大体处于自治状态，十六国以来再度被纳入政权控制。各政权统治方式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核心区位置与统治力量延伸方向：前赵于渭北设单于台以吸纳部落首领，后赵重心在河北而专以徙民为务，前秦以长安为单中心，后秦具有长安、安定双中心结构。赫连夏以游牧起家，建统万城，与长安构成南北双中心，国家力量首次自北向南渗透环山地带，促进了区域整合。北魏灭夏亦兵分两路，后承用南、北两个中心，分设镇都大将；然而州郡县的设置与否以及人群情况的差异，使南、北两个区域在北朝的长期发展呈现出不同。

陈阳老师

自由讨论环节，胡鸿教授与董万鹏博士针对“无土不王”的理解展开讨论。侯旭东教授提示司马保、司马睿在长安朝廷中的轻重随局势而变，还须考虑司马保个人身体状况及司马睿所带侍中衔的意义。游自勇教授提示研究追赠时可结合谥号综合考量。徐冲教授与陈阳就“关中以北山地高原”概念的确切所指进行交流，并提示UCLA李旻教授关于“高地龙山社会”的研究可供参考。

第四场报告主题为“晋书·吴简”，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天虹教授主持。陈爽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报告《唐重修〈晋书〉事索隐》从政治史的视角梳理相关文献与史实，试图在以往史学发展与历史编纂的理路之外，对唐重修《晋书》的原因作出新的推断，认为唐重修《晋书》具体动因与此前修“六代史”（五代史）并不相同，贞观十五年、十七年即修晋史的材料不宜采信。贞观二十年颁布的《修晋书诏》，是在唐太宗突罹重疾，以太子听政的特定背景下颁布的，二者恐有密切关联。史馆地处禁中，《晋书》修纂官员中包括诸多东宫属官及太宗宠信的“词人”，预修诸臣在高宗即位后快速升迁，或入阁拜相，或“参知军国”，成为高宗初年中枢的主要班底。由此推断：重修《晋书》是唐太宗在非常事态下，以修史之名间接掌控朝政的政治举措，在贞观末年权位交接、政局平稳过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爽研究员

郭慧琼老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报告《〈晋书·食货志〉与吴简研究》以吴简中的“调”是否为“户调”这一问题为中心，梳理汉代、孙吴、晋代的赋税制度变革。不同于两汉、魏晋，孙吴田租收缴内容复杂，将汉代算赋缴纳的钱币、魏晋户调征收的布匹纳入田租当中。吴简中的“调”更接近汉简中的征收，是以户为单位，按户等征缴的临时性赋税，孙吴战争时期存在户调征收、市场购买两种资源获取方式。吴制在汉制基础上衍生出大口钱、小口钱两种征收方法，孙吴对于大、小、老的划分逻辑与使用场景与汉代相同而区分于西晋丁中制。对于算赋的统计，无论是结计简格式还是政务逻辑都与汉代“税人”之法一脉相承。吴制地僦钱、财用钱以“户”为单位稳定征缴赋税，与晋户调的征缴方式相同。

郭慧琼老师

自由讨论环节，孙正军教授就吴简更口算钱征缴过程中“定事”一词的含义与郭老师进行讨论。聂溦萌副教授补充了基于《晋书》文本所见的唐代改修状况，并表示唐太宗时期的《晋书》修撰可能经历稍长的时段，结合了多种目的。

第五场报告主题为“天文·宗教”，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孙齐副教授主持。郭津嵩老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报告《魏晋日食补缀与中古历学转变》指出，《晋书·天文志》及《宋书·五行志》存在条目众多的不可见日食。这些不可见日食纪事并非出自太史预报，而是来源于南朝修史者依据祖冲之《大明历》对魏晋日食做出的系统性回溯与增改。这种特殊修撰方法的出现，在观念上直接源自祖冲之对古今历法不通这一旧观点的突破。祖冲之“贯通古今”的历法理念与文献课验历术的方法，间接塑造了唐修《晋书》中天象纪事的面貌，推动了中古时代的历法改革，并深刻改变了经学阐释。祖冲之的历法思想有其学术源流，西晋杜预与十六国姜岌等人的探索为祖冲之的突破奠定了基础。《晋书·天文志》并非单纯的档案汇编，而是有着复杂的形成过程。

郭津嵩老师

陈志远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报告《立脚·翻转·消融：中古佛教分期论刍议》基于时人心态的转变，提出中古佛教的三阶段论：立脚—翻转—消融。佛教在东汉至魏晋的文化格局中，从僧人翻译佛典、中国方面主动接受佛教思想、崇拜物之间开展竞争三个方面出发，开辟出自己的生存空间，进而实现自己的“立脚”。在佛教文化消融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或至少退居边缘地位——以前，中印文化位势发生“翻转”。佛教传入汉地以后，汉地对其制度、经典、仪式与神圣地理的理解逐渐成熟，最终产生“圣地再造”的冲动，成功克服最初的边地情结，并试图打造新的中心。

陈志远副研究员

自由讨论环节，游自勇教授就两个问题与郭老师进行讨论：《宋书》编纂始于何承天，成于沈约，其间缺失环节的知识如何弥补；修史者依据历法回推天象改补史志，是否存在为政治目的而造伪的情况。

8日的座谈会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主题为“《晋书》修订回顾”，由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胡珂主持，承担《晋书》修订本统稿工作的三位老师向与会学者介绍修订工作内容。聂溦萌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首先做整体情况汇报。点校本《晋书》以金陵书局本为工作本，本次修订改以现存最早的南宋初建刊小字本为底本，校勘思路随之整体改变，不仅关注正误，更关注文本变化过程。版本校以恢复宋元本理想面貌为总体目标，本校、他校工作亦立足于此，并在必要和可能处提示更早更善的异文。校勘工作领会四校法精神而不拘泥其界限，基于书证与所校内容的文本亲疏关系使用书证，至少有四类他校对象——《册府》《通志》及晋史佚文、相关史志、相关文章、《晋书音义》，均比本校更为密切，有些甚至近于版本校，修订组就此进行大量工作。修订组还以今人索引为线索，查对碑志文献可校正《晋书》之处。《晋书》本校较灵活，更需甄辨史源关系，把握校史与考史的边界，也有部分小规模专题。对人名的版本、本校、他校异文，修订组在点校本基础上做了通盘整理，并注意确认所校是否同为一人。标点、专名线、分段的修订，一方面依当前规范加以调整和统一，同时查漏补缺。另外，通过理解原文的逻辑与结构，对书中所录文章、列传叙事做出部分分段调整。

聂溦萌副教授

章名未老师（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以实例介绍了修订组的校勘工作，并探讨了校勘与研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晋书》中帝纪、志、列传、载记等不同体裁各有特点和问题，因此校勘工作也有不同侧重。另一方面，修订组借助古今学者们的研究论著，疏通文义，修订标点及校勘记。她提到，校史与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交叉，但校史工作主要通过校勘记、句读体现校勘成果，而研究论著能以注释、图表等更加丰富的方式展现各类观点，这是古籍整理无法达到的。关于如何将这些研究成果吸收到《晋书》修订工作中，她提出两点考虑，一是通过致讹轨迹以及版本校、他校异文证据来确认何者属于校勘范畴，二是与全书的校勘尺度保持一致。对于超出校勘范围的复杂问题，则保持审慎、克制的态度，承认古籍整理的局限性，保留其开放性，以“不校校之”。期待未来学者能在那些疑难问题上做出更多推进和研究。

章名未老师

郭津嵩老师回顾《天文》《律历志》的修订工作，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基于二志内容上的特殊性利用好理校，并合理地把握校改尺度。《律历志》历代刻本多有数字讹误，局本汇集清人理校成果，提供大量相关线索。修订本参考而不专赖于局本，通过理校计算与校勘对其加以验证，酌情改正修订底本的讹误，并在校记中说明算理依据。对《天文志》“史传事验”的校勘，充分考虑《晋志》对《宋书·天文志》条目的重编过程。如《宋志》多将跨越数年的多条天象编为一条，统一系以事验。此种复合结构在《晋志》中仍有保留，修订本的分段适当迁就，而不纯以年号为纲。《天文志》的修订还充分吸收刘次沅等学者天象回推验证的成果，并对存在疑问的条目加以独立核验，同时也严格把握此类理校证据在校勘中的使用，需另有可靠版本校、他校异文佐证方予出校。他希望这一系列修订经验可以对同类史志文献的整理工作提供参考。

胡鸿教授

座谈会下半场主题为“《晋书》与两晋十六国史”，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胡鸿教授主持。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楼劲教授认为，《晋书》的修订遵循基本文献学原则，但根本上还是从史学研究立场出发。关于《晋书》与晋史研究的重要性，楼劲教授指出晋朝是中国历史起承转合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种转折主要由经学引起，影响深远，因而晋代值得反复思考。他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有关《晋书》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唐初推出一批体例较为统一、意识形态相对一致的官修史书，其中《晋书》属晚出，亦较成熟。这批史书主要宜作为史学成果而非政治产物看待，它们对政治的影响当借由史学间接促成。正史面貌至唐初所修诸史发生重要变化，其根源在于经学对修史的影响趋于成熟，如义例、采撰、取舍等方面，唐初诸史都受到《左传》影响。这也意味着文人学士的知识体系覆盖了王朝的方方面面，掩盖了原本各自传承的多样的知识系统，影响长期延续。史学史研究中对于唐初诸史面貌、形态、特质的转变尚未充分挖掘。

楼劲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陈爽研究员谈到，与先前的《晋书》点校工作相比，本次修订由几位史学出身的学者从事文献整理，兼具史学素养和文献学功底。他建议将《晋书》新整理本的出版作为新起点，推动一系列配套成果的规划出版，鼓励参与整理工作的学者们以札记、论文和专著等多种形式，尽快刊布校勘记所未能容纳的研究成果，嘉惠学林。与南北朝正史相比，《晋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为史源的诸家晋书与晋史尚有相当数量的佚文存世。在对这些不同质的“平行文本”的比对与释读中，往往会萌生新的学术见解，这是《晋书》修订本问世的重要价值之一。以《晋书》为基准，全面梳理两晋十六国相关史料，有望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表示，《晋书》的修订凝结了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积累，就校勘整理而言，修订者既更严谨地遵守文献学规范，亦不拘泥其中，如《律历志》保有灵活变通，颇为可贵。晋史研究面临史料极为有限的困境。结合本次会议各位老师的报告，侯旭东教授分享了自己对于两晋十六国史研究如何能基于有限的史料继续取得突破的四方面思考。一是研究者应拓展自身知识储备，才能更贴切地理解历史。如经学、佛道是当时士大夫的知识根基，而历史出身学者大多对相关问题较为陌生。二是应继续细读深挖旧资料，简牍研究展现了对史料极为细致的分析，这种经验值得带入于对传世文献的利用。三是应反思经典问题和常用概念。侯旭东教授以对国家边界、断代、制度、事件等常见概念的进一步思考为例，说明旧史料自身可以更立体、更语境化，“定论”亦可释放出更多可能性。最后，他指出中国的现状使当下学者更有条件抛开以历史为工具的心态，更加平和、自信地认识历史和传统。研究者心态的变化，也是中古史研究未来继续焕发生机的基础。

在自由讨论环节。郭津嵩老师谈及“科学”和“知识”的概念，认为这本质是一个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历史研究中应当打通研究边界，关注处于边缘的人、事与“知识”。魏斌教授表示，目前尚存大量与《晋书》相关的晋史佚文，对其加以比对、梳理，扩展和重构《晋书》的文献学情境，或可生发出新的学术话题。从与会学者提交的研究成果来看，政治史仍是两晋十六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徐冲教授认为，唐修《晋书》本质上还是代表了东晋南朝建康精英的叙述立场，垄断了关于前代的西晋、北方的“五胡”以及南方本地人群的历史书写。摆脱“建康立场”，回归被遮蔽的上述三种历史脉络，是近年两晋史研究取得若干突破的关键所在，未来仍有拓展空间。关于唐修《晋书》对东西两晋立场的反映，聂溦萌副教授与徐冲教授进行了交流。

会议最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自勇教授代表主办方简短致辞，感谢诸位与会学者的精彩分享，期待未来的两晋十六国史研究焕发更多活力。“金行曩志：两晋十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晋书》修订本座谈会至此圆满落幕。

游自勇教授

来源：贺亚磊、张俪萱、李玲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