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真是风月场？您可能想错了，这桩买卖曾经做了两千多年

• 本文以史实为引、文笔为翼，述历史之趣，发一己之思。文中部分观点属个人管窥，不作史实定论，仅供读者清赏之余，会心一笑。

今天咱聊青楼。

您先别笑，也别急着划走。

很多人以为，青楼就是个藏污纳垢的法外之地，风月俩字，一切尽在不言中。

恰恰相反。

古代的青楼，是正儿八经写在国家账本上的一门买卖，有户口，有编制，有主管部门，还得上税，这门买卖从春秋的齐国做起，一直做到清朝雍正年间才收场，前后两千多年。

这里头还有件更拧巴的事，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全天下读书写字最厉害的女人，一大半不在绣楼，在青楼。

您琢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

咱一层一层扒。

“青楼”俩字，原来说的不是那个地方

先正名。

“青楼”这个词，最早跟风月半点关系没有，曹植有首《美女篇》，写一位采桑的美人，说她家住哪儿？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青漆的高楼，临着大路，高门上两道门栓，这是大家闺秀的宅子，注家说得明白，青楼，指的就是涂饰青漆的显贵之家。

那后来怎么就变味了？从南朝起，文人写诗，慢慢拿“青楼”指代歌舞欢场，到了唐朝，这层意思基本定型，杜牧那句，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这里的青楼，就是那个青楼了。

一个词，从豪门宅邸滑向风月场所，这本身就值得琢磨。

您细品，什么样的地方，才会让人从“富贵”一路联想到“风月”？还不是因为在那个年月，这两样东西，常常真就凑在同一座楼里。

词义的走偏，背后是制度的真相。

这门买卖，是管仲开的头

青楼的源头，得从一个您想不到的人说起，管仲。

(图：青楼祖师爷，管仲)

就是那位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的管仲，据《战国策·东周策》记载：

“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

市是市场；女闾，后人普遍解读为官办的风月场所，七百家，这规模搁哪儿都不算小。

所以后世不少人，把管仲供成了这一行的祖师爷，清代人的笔记里说得直白，说管仲这是，

“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

说白了就是收税，充实国库；还有一种说法，是“以佐军兴”，补贴军费。

不过这事儿，我得给您提个醒。

第一，《战国策》原文提这事，语气是批评，“国人非之”，齐国人自己都看不上，原文里管仲干的事，是故意把自家搞得很奢侈，替齐桓公挡骂名。

第二，“女闾”究竟算不算后世意义上的妓院，学界一直有争论，宋人鲍彪注《战国策》，只说，

“闾，里中门也。为门为市于宫中，使女子居之”，

宫里设门市，让女子住着，没提别的。

也就是说，史料只支持到“齐国宫廷确有大规模的女性编制”这一步，收税那笔账，是两千年后的清朝人替管仲算的。

我个人是这么琢磨的，与其纠结女闾算不算妓院，不如看它的逻辑，这个逻辑太清楚了，国家出面，把风月这件事管起来；管起来，就能收税；能收税，就能养兵。

您想啊，齐桓公要当霸主，军队要钱，会盟也要钱，管仲连盐铁买卖都收归国营了，风月这件事，与其放给民间乱搞，不如干脆收编，这算盘，很管仲。

当然，这一段是我的推演，史书没把管仲的算盘一颗一颗记下来。

有户口，有编制，还有主管部门

青楼真正长成一套严密的制度，是在唐朝。

(图：唐代，教坊)

唐代有个机构叫教坊，搁今天，大概相当于国家歌舞团，音乐歌舞这一摊都归它管，白居易《琵琶行》里那位琵琶女，自述“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

注意“名属”俩字，她的名字，是挂在教坊名册上的。

这就说到要害了，乐籍。

入了乐籍，就是乐户，属于贱籍，这个身份世袭，爹妈是乐户，儿女还是乐户，想脱籍？得官府特批。

这套制度严到什么程度？我给您举三条。

头一条，官妓不是想叫就能叫的。

晚唐孙棨写过一本《北里志》，专记长安平康坊的行当规矩，书里说：

“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

京城的陪宴妓女，户口挂在教坊；官员设宴想请她们，得先到官署办手续，拿了公文，才能调用。

您品品这个画面，今天哪个单位办联欢会，想请文艺团体来助兴，得先打报告、走流程，一千多年前，一模一样的流程。

第二条，入了编制，想从良都难。

《北里志》里记了个姑娘叫王福娘，想从良，跟客人诉苦。

我侥幸还没挂上教坊籍，您若真有意，一二百金就够了，这话反过来听就是，挂了教坊籍的，多少钱都难赎，艺籍这东西，进去容易，出来难。

第三条，良贱不婚。

这不是道德劝告，是白纸黑字的法律，《唐律疏议》讲得明白：

“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

良民和贱籍通婚，法律不认。

这三条加一块儿，这行的底色就全出来了。

它不是法外之地，恰恰相反，它是被法律焊死的“合法之地”，国家承认你，管理你，调用你，向你收税，同时在你户籍上烙一个字：贱。

艺人，是你的职业；贱籍，是你的身份，职业能做到顶流，身份一辈子翻不了盘。

平康坊：长安的文化产业园区

制度这么冷，吊诡的是，这行偏偏在唐宋迎来黄金时代。

唐代长安的平康坊，是当时最著名的去处，孙棨的《北里志》记载，进了平康坊北门，往东一拐，三条曲巷，就是诸妓聚居之地，头面人物多住南曲、中曲，沿墙那一曲住的是下等妓，让前两曲瞧不起，等次分明，跟写字楼分区似的。

头牌见客有一整套规矩。孙棨说坊中诸妓“多能谈吐，颇有知书言话者”，公卿以下都客客气气，尊称她们的表字；她们“分别品流，衡尺人物”，品评人物高下，眼力毒得很。谈吐才情不对路，豪掷千金，人家也未必赏脸。

主要客源是谁？新科进士。

(图：唐代，教坊，名妓，都是才女)

唐代进士科难得出名，一旦登第，一夜之间名满长安，《北里志》里有个细节。

官员行牒请妓，手续繁琐，唯独新进士设宴，行牒方便，还有优待，所以平康坊的旺季，就在每年放榜之后，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总结过这个现象：

“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

为什么偏偏是这儿？

您细琢磨，这事其实特别悲凉。

那个时代，良家女子被规矩锁在绣楼里，读书识字叫“不德”，士大夫们写了满肚子的诗，找不到人讲，想找个能对诗、能论乐、能聊天下事的女人，普天之下，拢共就一条路。

全天下最有文化的女人，被制度性地集中到了同一个坊里。

成都的薛涛，就是个活例子。

她乐妓出身，诗名极盛，跟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王建这些大诗人都有唱和，镇蜀的节度使韦皋据说动过心思，想奏请朝廷授她“校书郎”，格于旧例没成，“女校书”的名号却跟了她一辈子，王建写诗夸她：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

一位让封疆大吏想为她讨官职的女才子，身份是乐妓。

她想读书写诗，就入不了良籍；想保住良籍，就别想读书写诗。

才艺是她的饭碗，也是她的枷锁。

到了北宋，这门产业做到商业化的巅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里回忆汴京的大酒楼。

楼里“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远望去，“望之宛若神仙”，最气派的白矾楼，后改名丰乐楼，宣和年间重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这楼太高，西楼后来干脆禁止登临，因为站在上头，能俯视皇宫。

宋徽宗微服访名妓李师师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片，这事主要见于南宋笔记，比如张端义的《贵耳集》，里头还有周邦彦躲在床底下写出“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的段子，笔记传闻，真假难考，您听个乐就得了，但徽宗一朝此业之盛，当是实情。

顺带说句杜牧，他那句“赢得青楼薄幸名”，不是凭空写的，宋人笔记里讲过一件事，他在扬州做幕僚时夜夜冶游，上司牛僧孺不放心，悄悄派军士跟着保护，还每天记档，杜牧离任那天，牛僧孺把一整箱平安记录递给他，杜牧看罢，臊了个大红脸。

您看，连诗人自己都明白，这地方待久了，是要用名声去付账的。

一河之隔：功名与温柔

把这套逻辑推到极致的，是明代的南京。

朱元璋定都南京，设教坊司，隶属礼部，搁今天说，相当于文化部门的直属单位，管的还是乐籍这一摊，秦淮河边的旧院，是当时最顶级的去处。

明末余怀有本《板桥杂记》，专记秦淮旧院的人与事，书里有一句，我认为是整部中国青楼史里最绝的一笔：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余怀《板桥杂记》）

旧院跟江南贡院，就隔一条秦淮河。

江南贡院是科举考场，天下读书人命运的闸门，每到大比之年，江南的读书人云集南京，白天，他们过河进贡院，写八股，求功名；晚上，再过河进旧院，听曲，论诗，买温柔。

一条秦淮河，左岸是圣贤书，右岸是风月场。

白天求的那口气，晚上在河对岸喘。

您说这是堕落吗？我倒觉得，两岸本来就是一体的，贡院给他们的是身份，旧院给他们的是“被当成一个活人来听”的那点暖，那边的姑娘读过他们的文章，懂得他们的失意，能在他们落榜的夜里填一阕词。

这些东西，家里的夫人给不了，不是夫人不好，是夫人也没机会读书。

礼教把一半人口的才情锁死，青楼就成了那个时代仅剩的才女集中地，这不是青楼的荣光，这是那个时代的病。

明末秦淮河上那批女子，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后人称“秦淮八艳”，这八位，没一个是单靠姿色立身的。

(图：秦淮八艳)

柳如是有《戊寅草》《湖上草》等诗文集传世；李香君血溅诗扇，被孔尚任写进了《桃花扇》。

这里头最扎心的，是身份那道墙。

崇祯十四年，钱谦益以大礼迎娶柳如是，老先生五十九岁，文坛领袖，江左大家，娶一位青楼女子，用正式婚仪，明媒正娶，结果怎么样？婚船行在水上，岸边的人往船上扔瓦片石头，骂声一片。

良贱不婚，唐朝写在法律里，明朝刻在人心里，娶妻不行，纳妾可以，大礼迎娶，就等于向全天下的规矩宣战，姑娘们想从良，手续也归官府管，《板桥杂记》里写得明白，“从良落籍，属于祠部”，祠部是礼部底下的机构，从良要过官府这一关，脱籍要花大钱，名义上是赎身，骨子里还是一桩买卖。

再说回钱谦益，清兵南下，兵临南京，柳如是劝他投水殉国，清人笔记《牧斋遗事》里记，

柳夫人劝牧翁取义全大节，“牧翁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水中”，被人死死拉住，至于广为流传的那句“水太凉，不能下”，是后人一层一层添出来的段子，真伪难考，我不敢当史实写。

但后面的事是板上钉钉的，钱谦益降清北上做官，柳如是留在江南不去；后来钱氏卷进反清的案子，柳如是抱病奔走营救；钱谦益晚年暗通抗清势力的种种活动，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里考得很细。

这就引出一桩学林公案。

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写到一半腿又摔断了，就这么靠口述，磨了整整十年，写成八十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很多人不理解，顶尖学者，为什么倾尽最后的心力，给一位青楼女子作传？

陈先生自己在缘起里说了，他从钱柳二人的诗文里，窥见“孤怀遗恨”，说这“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便发自当日的士大夫，也应当珍惜，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他要表彰的，是压在贱籍底下的“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个把最有才华的女性打入贱籍的制度，最后要靠一位盲眼老人一个字一个字口述，替她们翻案，这个安排，历史开起玩笑来，是真不手软。

雍正的一纸文书

这门做了两千多年的国家生意，怎么收的场？

一步一步来的，清军入关，宫中教坊女乐几废几立。

顺治八年，朝廷停止教坊司妇女入宫承应，改用太监；中间反复过一阵，到顺治十六年定死，太监司乐，遂成定制。宫里这摊买卖，先熄了火。

然后是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

三月，御史年熙上书，请豁除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这批乐户的来历，据年熙奏疏里的说法，是永乐皇帝夺位之后，把不肯归附的建文旧臣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子孙世代相承，在贱籍里泡了三百来年，忠臣的血胤，成了贱民的家谱。

四月，谕旨下来。

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此后浙江惰民、苏州丐户、广东疍户，陆续开豁，绵延两千年的官妓制度，走到了头。

顺带说一句，上书的年熙，是年羹尧的儿子，历史有时候就爱开这种巧宗儿。

雍正为什么干这个？

往好里想，是新君刷新政治，体恤这一群被压了千年的贱民，准他们改业为良；往实际里想，这套制度到清代已经不划算了，国库靠田赋盐税撑着，犯不着为一门旧生意背道德的包袱。

我倾向后一种，但我得承认，这一步是我的推演，雍正的账本没有摊开给我们看，两种解释，也许都对。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制度散了，行当没散，官妓废除，私妓还在，青楼从“国家编制”变成了“地下江湖”，反倒彻底没了管束，至于这门行当后来怎么连根消失的，那是近代以后的事，咱们今天不展开。

曲终人散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古代青楼，到底是咋回事？

说白了，它是国家的一门生意，也是那个时代的一处病灶，它把天下才华最盛的女子锁进贱籍，再把全天下想找“才女”的目光，都赶进那一座楼。

(图：琵琶女)

那些姑娘，琴棋书画，能诗能文，能识人，能断事，搁哪个时代都是顶流，可她们的名字挂在乐籍上，像挂在当铺里的袍子，本事再大，也赎不回来。

白居易的琵琶女，“名属教坊第一部”，红极一时，后来呢？“老大嫁作商人妇”，跟着一条商船，守着空江明月。

江州司马听着听着湿了青衫，说，同是天涯沦落人。

一条船上，坐了俩沦落人，一个沦落于贬谪，一个沦落于名册。

曲子弹得再好，也弹不开那本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