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盐都丹心照汗青——从地方志看自贡在抗战中的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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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盐都丹心照汗青

——从地方志看自贡在抗战中的历史担当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作为全国抗战大后方的核心，以出兵最多、出钱最多、出粮最多的“三最”担当与安政府、安文化、安难民的“三安”功能，为民族救亡撑起半壁江山。而自贡，这座1939年设市时面积仅160.9平方公里、人口仅23.5万人的小城①，因“川盐增产”战略的推行，从区域盐场跃升为全国军需民生的战略支点，更以产盐保供、盐税养战、献金救国、收容难童的全方位担当，在抗战史上书写下彪炳千秋的独特篇章。

一、因盐设市，战略地位提升与日军轰炸下的坚守

自贡设市并非行政沿革的偶然，而是抗战形势下“川盐增产”战略的催生产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盐区相继沦陷，长江水道被日军封锁，湖南、湖北等传统海盐销区陷入无盐可食的困境，川盐遂成为战时食盐供给的核心来源。自贡盐场作为川盐核心产区，1937年盐税即为1230多万元（《自贡市盐业志》记为1545.1万元法币，下同），超出富顺县、荣县税收总额的5倍以上，其经济与战略价值日益凸显。1939年9月1日，四川省政府正式批准成立自贡市，直隶省政府管辖，标志着这座“盐都”从区域盐场正式成为全国抗战军需民生的战略支点。

战略地位提升，使自贡很快成为日军的“眼中钉”。为切断中国后方食盐供应，日军针对性发动所谓“盐遮断”轰炸行动，对自贡盐场实施精准打击。1939年10月10日至1941年8月19日，日军飞机先后7次出动16批483架次空袭自贡市区，共投弹1544枚（含爆破弹与烧夷弹），“炸死365人、炸伤622人，炸毁烧毁房屋2785间”，财产损失按1944年物价估算1.24亿元。其中，1941年7月28日的轰炸最为惨烈，日机5批130架次轮番轰炸自流井街区，从上午11时至下午3时共投弹375枚，仅当日即炸死炸伤174人，毁房1249间，损失约7000万元。

即便在日军狂轰滥炸的威胁下，自贡盐场始终未停摆，盐工在轰炸间隙抢工复产，以“不停产即抗战”的坚守保障战时食盐供给。早在1938年，自贡盐场就开始大量起复卤井，增加盐灶，提高产量。到1941年4月，私营卤井从战前的57眼增加到179眼，卤水生产能力从月产315734担增加到869700担，增产175%；新增炭灶2437口，盐产量从月产14143吨增加到24267吨，增产72%。无论是产卤量还是产盐量，都比全面抗战爆发前大幅度增加。这种以生产应对轰炸的坚守姿态，正是自贡作为抗战“盐战略支点”的生动写照。

二、增产赶运，190万吨食盐撑起全国军民之需

全面抗战八年间，自贡盐场以“增产赶运”为核心任务，成为大后方最重要的食盐供给基地。1937—1945年，自贡年均产盐超23万吨，8年累计生产食盐约190万吨，占同期川盐总产量的42.43%—56.83%，其食盐运销覆盖川、康、滇、黔、湘、鄂、陕等省，直接解决了全国近三分之一军民的食盐需求，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保障。这一产能的实现，源于技术革新、设施建设与全民动员的协同发力。

技术革新为“增产”奠定基础。1938年，天津久大精盐公司内迁至自流井，于张家坝创办久大盐业公司自贡模范制盐厂，陆续采用了枝条架、塔炉灶浓卤和平锅制盐等新工艺。特别是平锅制盐技术，取代了传统的圆锅制盐，大幅提升了产盐效率。1941年12月，宏源公司试验真空制盐法获得成功，虽因战时条件限制未能规模化投产，却开启了中国现代制盐技术的革命性变革。此外，1942年凉高山集成井率先采用电动机车汲卤成功并得以推广，至1945年抗战结束时，自贡已有10口盐井实现机械化汲卤。这些技术的引进与迭代，推动自贡盐产量从1937年的16.39万吨稳步增至1945年的22.95万吨，1941年更达峰值26.32万吨，为战时食盐供给提供了产能保障。

交通设施建设为“赶运”打通脉络。为破解食盐运输瓶颈，从1938年起，自贡先后投资修筑5条市外公路（井内路、井荣路、井叙路、荣桥路、嘉桥路），总里程达260.1公里；同时从盐场建设费中专项拨款，修建盐区内部公路9条，总长29.13公里。1940年前后，又陆续建成井威（自流井—威远）、向威（向善场—威远）、向黄（向善场—黄荆沟）、威新（威远—新场）、向山（向善场—山王场）5条运煤公路，共80.25公里，保障了盐场燃料运输。水运方面，1940—1942年，川康盐务管理局在盐井河（今釜溪河）修建金子凼、沿滩、邓关3座锁式船闸，使河道全部渠化，水位提升18.30米，彻底淹没浅滩险段，运输效率较此前提高7倍，年运盐能力达25万吨。同期又在威远河上修建8座运煤船闸，日运煤2100吨，运量提高10倍，从根本上解决了盐场燃煤短缺问题，构建起自贡抗战时期“公路+水运”的立体运输网络，确保了自贡食盐能快速运抵抗战前线与后方区域。

全民动员为“增产赶运”注入动力。抗战期间，自贡盐场“直接盐工达七十三种”，人数超10万，占全市人口的二分之一，涵盖从汲卤、制盐到运输的全产业链从业者，成为战时盐产的核心力量。据1944年统计，自贡盐工中有大量女工，仅贡井盐场有女工从事麻绳索生产，参加工会的有164人，她们分属荣胜厂、福熙厂、六一厂、十井厂和同心厂，年龄小的16岁，大的49岁，她们分别来自本市各乡镇，均无外地人。自贡盐工中还有不少童工，多为男性，他们参与喂牛、放牛和扫烟道灰等辅助工作，以微薄之力助力抗战。在运输环节，登记领证的场区集运工人约3000名，涵盖挑篾包、装捆盐、拉板车、撑驳船等工种，每日捆运能力达600—900吨。这些盐工如同前方的战士，在日军轰炸间隙抢工抢运，甚至在房屋损毁、亲人伤亡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确保了自贡盐场战时不减产、运量不下降。

三、税收支撑，22亿元盐税成为战时财政支柱

民国时期，关税、盐税、统税（货物税）并称中央财政三大支柱。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沦陷导致关税收入锐减，盐税遂跃升为全国第一大税源，成为国民政府支撑抗战军费的关键财源。1937—1945年，自贡累计上缴盐税近22亿元，占全国盐税收入的25%，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对于一座仅20余万人口的城市而言，这一比例堪称战时财政奇迹，其盐税贡献无疑是战时国家财政的重要“稳定器”。

从区域维度看，自贡盐税长期占据全川盐税的“半壁江山”。如上表，1937—1941年盐专卖政策实施前，全省盐税总收入15208.1万元，自贡盐税收入达9078.3万元，占比约60%。也就是说，全川每100元盐税中，有60元来自自贡。1942年实施盐专卖后，自贡盐税（专卖收益）进一步增长，1944年达4.06亿元，1945年更飙升至14.93亿元。1944年7月22日，冯玉祥将军在致爱国人士的信中称“自贡市……在国防经济上却站在第一等的地位”。这一评价精准道出了自贡盐税在战时财政中的核心价值。《自贡盐业志》亦载：“市虽狭，以产盐雄于西南，而贡献于国家与地方者举国惊甚宏伟”，从地方志视角印证了自贡盐税在全国的战略分量。

自贡盐税的稳定增长，源于“产能扩张”与“政策保障”的双重驱动。1938年春，川康盐务管理局通过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给予盐商适量补贴，以及开淘盐井、添置锅灶、统制原燃材料、开发资源、赶运济销等措施，鼓励盐商增产。1942年1月1日，国民政府颁发《盐专卖暂行条例》，宣布食盐专卖，实行民制、官收、官运及就仓官卖政策，对盐价采用“核本定价”，实行全面管制，确保税收足额上缴。1943年起，盐税征管进一步细化，除专卖收益外，新增中央附加税（含食盐战时附税、国军副食费）及公益费、整理费、偿本费、专卖管理费等专项税费。其中，食盐战时附税从1943年10月的每担300元，增至1945年1月的每担1000元；国军副食费从1944年3月起按每担1000元征收。这些政策的施行与生产的互动，使自贡为国家财政贡献了可观的盐税收入。

四、献金第一，1.2亿元献金彰显盐都爱国情怀

1943—1944年，冯玉祥将军两次赴自贡发动“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其中1944年的献金活动以1.2亿元的总额，外加大量金银首饰、黄谷等实物，打破全国各市县献金纪录，居全国第一。这一献金并非少数富商的“独角戏”，而是涵盖盐商、盐工、农民、妇女、学生乃至乞丐、难童的全民行动，其规模与深度在地方志文献中清晰可见，成为自贡人民爱国情怀的集中体现。

盐商是献金运动的核心力量。大盐商余述怀率先献金1000万元，打破全国个人献金纪录，冯玉祥将军亲自为他题诗作画以表赞誉。另一大盐商王德谦受感召，紧随其后献金1500万元，冯将军以“见义乐为”匾额相赠。献金高潮期间，还有献金600万元而不愿留名者。①盐商群体的带头作用，为全民献金树立了标杆。

盐工与普通民众的参与，则让献金运动彰显出全民抗战的底色。在1943年第一次献金运动中，富荣东西两场盐工以8月份食米差价津贴作为捐献款。1944年第二次献金运动时，自流井盐场工人进一步压缩生活开支，以端午节伙食费40元及节约6个月的牙祭钱（改善伙食费用）为捐献款。妇女会成立市妇女献金队，下设献金组、献鞋组、献其他实物组等，仅1个月的时间便募集金戒指800只、金手镯10只、插簪2只（扎成“赤心爱国”“同盟胜利图”图案）、黄谷330市石、布鞋1万多双、法币127.8万余元。甚至乞丐将乞讨所得捐出，难童主动要求每日改食稀饭，节省下12石碛米及4万元法币，并捐献棉衣、草鞋。这种“不分阶层、全民参与”的献金场景，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爱国精神的生动缩影。

自贡献金创下全国纪录，并非偶然。早在1939年，自贡盐工便将节省经费交由新华日报馆，转寄给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反汪罢工工友，声援其“拒绝贩卖汉奸报和罢工停印”的斗争。1942年，盐工们响应“献机运动”倡议，捐款购买“盐工号”和“盐船号”两架飞机，以实际行动支援空军建设。自贡人民的多次抗日爱国义举，用赤子之心铸就了“献金跃居人前，爱国不落人后”的精神丰碑。冯玉祥将军深受感动，挥毫题写“还我河山”四字，并赋《自贡市颂》赞曰：“巍巍自贡市，天然一宝地，既是好盐卤，又是瓦斯气，生产复生产，军民赖供给，文化程度高，个个明大义，献金救国事，输将居第一，子文报国曾毁家，弦高犒师本不惜，凡是先贤所作为，自贡英豪堪兴比……自贡市，真算是第一，万古芬芳，抗战史上义名题，不但产盐巴，而且产仁义，巍巍自贡市，贤才多济济，各地却像你，飞机大炮坦克车，挤挤却能买新的，各地却像你，我们一定打过鸭绿江，还我自由新天地。”这首诗不仅是对自贡献金的赞誉，更定格了盐都人民“毁家纾难、倾力报国”的精神丰碑。

五、收养难童，战时儿童保育院守护2000名沦陷区“幼苗”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沦陷区儿童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成为战时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为抢救惨遭战火灾难的遗孤和难童，1938年3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邓颖超同志倡议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4月，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在重庆成立。彼时自贡因盐产兴盛经济相对稳定，且紧邻重庆交通便利，成为四川分会设立保育院的优选城市。6月，四川省政府向自贡市市政筹备处下发训令，饬令开办战时儿童保育机构。7月，自贡选址贡井井神庙作为自贡市保育院院址，后因战区扩大、难童数量激增，又增设天后宫、天池寺、谢家祠、三元井作为院址，以接纳更多难童。9月，自贡市保育院即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第六保育院（简称川六院）正式成立。

该保育院隶属于财政部盐务总局协济难民难童委员会，日常经费由川康盐务管理局协济难民难童委员会专项拨发。其教养目标包括培育健全体格、养成善良德性、培养国家民族意识、授予基本知识、训练生活技能，院内设总务、教导、生产3股，分别负责行政、教育与劳动管理。在生活保障方面，难童每日三餐，有荤有素，院方定期发给衣裤、鞋袜、日用品等，确保基本生活需求。在教育与劳动结合方面，实行半工半读模式，即半天学习小学课程，半天劳动（织布、纺纱、打草鞋、种地、栽花、放羊等）①，既掌握文化知识，又习得生活技能。这种“教养结合”模式，为难童健康成长提供了全面支撑。

自1938年成立至1946年停办，自贡市保育院历时8年，其间市育幼院、五通桥保育院先后并入，共收容难童2000余人，最多时同时收养1400余人，是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收容难童的重要基地。在此期间，保育院不仅保障难童生存，更注重其“家国意识”培育，即通过抗战宣传课、爱国歌曲教唱等活动，引导难童认识抗战意义，树立为民族复兴读书的目标。后来随着难童成长，许多人成为抗战与国家建设的后续力量。如1944年，46名难童投考空军学校，29人考入位于威远县静宁寺的东北中山中学，40人寄读光华大学附属中学，101人进入旭川中学就读。这些难童中，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延续了自贡市保育院托举民族希望的使命。

六、结语

从自贡地方志文献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因盐设市、增产缴税、献金救孤的具体事迹，更是一座小城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战略担当。全面抗战期间，自贡以23万人口、160平方公里的规模，创造了3个显著贡献——以190万吨食盐支撑全国近三分之一军民之需，以近22亿元盐税贡献全国四分之一盐税收入，以1.2亿元献金创下全国纪录。这种“小城大责”的担当，既源于“川盐增产”战略下的地理与资源优势，更植根于自贡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以及“担当实干、团结奉献”的城市品格。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其记载的自贡抗战担当与贡献，不仅是地方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支撑中国抗战的精彩片段。今天重读这些地方志文献，不仅是为了还原“川盐抗战”“盐都抗战”的历史细节，更是为了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种精神至今仍是我们传承红色基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是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民族复兴力量的珍贵历史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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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6期）

供稿：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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