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轿抬到半路，血从轿底渗出来：1919年长沙新娘自刎案

1919年11月14日上午，长沙南阳街到柑子园的路上，一顶花轿抬到青石桥附近，轿夫低头看见轿底往下滴血。掀开轿帘，新娘仰面躺着，喉管割开一寸多长，脚边放着一柄剃刀。她二十一岁，出嫁的第一天。

历史上的今天，1919年11月14日赵五贞花轿自刎。

这件事在当时的报纸上叫“赵五贞案”。它没有凶手，没有审判，也没有赔偿，只有一场持续半个月的笔战，和一个后来改变了中国的年轻人。

要理解她为什么死在花轿里，得先看她被塞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1919年的长沙，城里已经有了女学生、有了报纸、有了鼓吹新文化的刊物，但一个手艺人家女儿的婚事，仍然是父母和媒人的事。

南阳街的赵家

赵五贞的父亲在长沙南阳街开一家眼镜作坊。这门手艺在当年算体面，铺面不大，日子过得去。女儿长到二十一岁，在那个年代已属晚婚。

媒人来说的是柑子园吴家。吴家做古董生意，男方比赵五贞大二十岁。按当时的说法，这是一门“好亲事”：男方家底厚，彩礼出得起，赵家父母很满意。

赵五贞不愿意。她见过那个人，也听过关于吴家的一些话。据后来报纸的调查，她向父母表示过反对，哭过，也说过宁死不从。父母没有改主意，婚期照定在11月14日。

出嫁那天早上，母亲、姐姐、嫂嫂围着她梳妆，同时把她的身上搜了一遍，怕她藏了剪刀或者绳子。只有绑腿没解，理由是天气冷，不能换。她们防的是自尽，却把最后一处能藏东西的地方留给了她。

轿子里的一寸喉管

上轿之前，赵五贞对姐姐说了一句“劳力费心，以后再报答”。她向每个人行礼，眼睛一直看着母亲和姐姐。周围人以为这是舍不得娘家。

花轿从南沙井出发，往柑子园去。走到青石桥一家南货店门前，轿夫发现轿内有血，先是不敢停，抬到吴家门口才敢说。媒人掀帘，看见她仰面躺着，喉管割痕一寸多长，血还在涌。绑腿已经解开，剃刀落在轿底。

她还有气，不能说话。吴家母亲站在旁边，她把手上戴的订婚戒指取下来递过去。父亲赶来，说接你回去，永不嫁人。她点了点头。贺客跑去红十字会请医生，会里没有女医、没有女病房，转送湘雅医院，抬到门口时人已经断了气。

长沙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杨善称带检验吏来勘验，结论是“生前自杀身死”，判两家商葬了事。最后落在棺木上的，是一张写着“吴赵氏”的封条——她到死都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报纸来了

1919年11月15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这条社会新闻：长沙女子赵五贞，被迫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古董商，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

第二天，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报上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章不长，开头就说：社会上发生一件事，不要把他小看了。一件事的背后，都有重叠相生的原因。

他给赵五贞画了一个三角：中国社会，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她所不愿意的夫家柑子园吴宅一家人。三面铁网，坚重围着，无论怎么求生，都没有生路，于是只能求死。

文章最后写：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替这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呼一声“冤枉”。

写文章的人叫毛泽东。当时他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不久，在长沙主编《湘江评论》，那份刊物此前已被张敬尧查封。赵五贞死后，他把笔转向了另一块战场：婚姻和家庭。

三十六篇文章

《大公报》采纳了这个建议，从11月16日起辟出专栏讨论。半个月里，该报共发表讨论文章三十六篇，其中九篇出自毛泽东之手。

他写的题目很直接：《“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一篇接一篇，火力没有停。

在《打破媒人制度》里，他写道：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迫，不能利诱。

在《非自杀》里，他换了一个角度：他不赞成自杀。他写，赵女士的死证明这个社会容不下她，但后来的女子不该再走这条路，应该“求之于奋斗”。他一面把她的死抬得很高，一面又劝后来的人别学她。这两种态度放在一起，其实是矛盾的，他自己也知道。

11月21日，长沙《女界钟》出了特刊第一号，完整报道了赵五贞自杀的经过，同时刊登各界反应。12月7日，北京《晨报》评论说，毛泽东在婚姻问题上的文章，超过了上海和北京几家大报的同类言论，称他是“解放派”。

她不是第一个

1919年前后，这样的事不止一桩。同年8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李超病死，年二十三岁。她为了求学，与家庭决裂，兄嫂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最后贫病而死。胡适为她写了《李超传》，在追悼会上说，她的一生是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个牺牲品。

再往前一年，《新青年》出了“易卜生专号”，把《娜拉》介绍进来。娜拉摔门出走的那一声响，成了五四青年讨论女性问题的起点。鲁迅后来问：娜拉走后怎样？答案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除非她有钱。

这些讨论有一个共同的盲区：说话的大多是男人，被讨论的女人很少有机会自己开口。赵五贞没有留下一个字，她的想法只能从别人的转述里拼出来。她说“以后再报答”的时候，大概已经决定不回来了。

当时的舆论也并不一致。有人怪夫家逼得太紧，有人怪她“不能自立自强”，还有人说父母也是为了女儿好。把责任摊到每个人头上，最后就没有人负责。毛泽东那几篇文章真正尖锐的地方，是他把矛头指向了制度，而不是某个具体的恶人。

后来

赵五贞死后十二年，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颁布，第一条就是废除包办强迫婚姻，实行男女婚姻自由。再往后十九年，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施行，包办婚姻在法律上被彻底否定。

法条改起来快，观念改起来慢。直到今天，彩礼、逼婚、相亲角这些词还在新闻里出现，只是形式变了。花轿没有了，压力换了别的样子。

赵五贞这个名字，后来进了电视剧。《恰同学少年》里有一个叫赵一贞的角色，原型就是她。电视剧给她安排了一段爱情，让她在镜头前有说有笑。这是编剧的好意，但历史上真实的她，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二十一岁，眼镜作坊的女儿，在被搜身之后，把剃刀藏进了绑腿。

有人说她的死唤醒了很多人。这话不算错，但也别说得太轻。鲁迅在《我之节烈观》里问过一个问题：中国的女性从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后来连奴隶也做不成了。赵五贞的死，是这句话最具体的注脚。

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用一把剃刀，把自己从一个她不愿进的婚约里划了出去。她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却让一整个城市讨论了半个月：婚姻到底该由谁做主。这个问题，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完全过时。

参考资料：
• 毛泽东《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
• 毛泽东《“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打破媒人制度》
• 《女界钟》特刊第1号，1919年11月21日
• 胡适《李超传》，1919年
• 鲁迅《我之节烈观》，1918年
• 百度百科“赵五贞”词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