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南京大学校园内,胡福明站在报栏前,看到《光明日报》头版那篇文章时,最先注意到的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标题中的“唯一”二字。
这篇后来引发全国大讨论的文章,题目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没有战场上的枪炮声,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场面,却在思想领域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震动。
文章刊出之前,胡福明并不是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那时的他,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主要工作是备课、讲课、查资料。可在课堂之外,他一直在思考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判断一件事是否正确,究竟应当依据什么?
这个问题,看似属于哲学,实际牵动着现实中的许多事情。经过长期曲折,社会上仍存在一些僵化认识,个别地方习惯把过去说过的话当成不可触碰的定论。这样一来,思想很难打开,工作也容易停在原地。
胡福明没有选择绕开。他查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结合生产、科研和社会实践中的材料,试图把道理讲得明白、讲得有依据。白天上课,晚上写作,稿纸上的文字反复增删,常常一改就是许多遍。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并非一开始就准备以如此鲜明的面貌出现。1977年,初稿寄到《光明日报》后,并没有立即刊发。编辑王强华看过稿件,认为文章的理论分量还需要加强,建议作者补充材料,进一步把论证做实。
这份退回意见,没有让胡福明停笔,反而促使他重新整理文章。他增加了关于实验、生产和科学研究的例子,让抽象的哲学命题落到具体事实之中。文章的核心也越来越清楚:实践不是用来装点观点的材料,而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
那段时间,胡福明承受的压力并不小。后来回忆写作过程时,他曾表达过这样的决心,即使因此受到处分,甚至面临牢狱,也要把文章写下去。话说得很重,却反映出当时思想解放并非轻松之事。
1978年春,稿件进入进一步讨论。北京方面的修改意见,集中在一个要求上:文章不能停留在温和的学术论述上,必须把问题讲透,把现实意义写出来。经过多轮修改,文章终于形成了更完整的结构。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此文。标题中的“唯一”二字,使文章的观点更加集中,也让争论迅速超出了哲学界范围。报纸传到各地后,理论工作者、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参加讨论。
支持者认为,文章触及了长期束缚思想的关键,给拨乱反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反对者则认为,这种说法可能动摇既有结论。争论之所以激烈,正因为它已经不只是对一篇文章的评价,而是对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新追问。
不久,《人民日报》等报刊相继转载,讨论的规模继续扩大。汪东兴曾对这类观点提出批评,称其有“砍旗”之意,担心在强调实践的同时,削弱对既有指导思想的坚持。这个说法后来被概括为“砍旗之作”,也说明当时的分歧确实十分尖锐。
关键变化出现在更大的政治背景中。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从报纸文章走进会议和基层。邓小平支持开展这场讨论,强调不能把思想禁锢在本本和既成说法之中。随着更多人参与,原本难以公开谈论的问题,终于获得了充分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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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重大转折作了准备。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定。那篇文章没有单独改变历史,但它确实成为这场思想转折的重要起点之一。
胡福明后来继续在南京大学任教,长期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他的经历有一个耐人寻味之处:真正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字,往往并不来自显赫职位,而是来自对现实问题的认真追问。1978年时,他43岁,既不是会议上的核心人物,也没有掌握决定政策的权力,却凭借一篇文章把课堂里的思考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2023年1月2日,胡福明病逝,享年87岁。那篇文章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标题,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认识真理、如何面对实践、如何突破思想束缚的历史争论。争论曾经激烈到近乎针锋相对,而它所推动的思想变化,最终进入了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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