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说到楚汉之争,有一个故事耳熟能详,秦末项梁战死后,楚怀王召集各路将领定下盟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正是靠着这份盟约,刘邦抢先攻入咸阳,本应坐拥关中称王;可项羽依仗兵力强盛背弃约定,改封刘邦为汉王,这也埋下楚汉战争的导火索。千百年来,人们都默认这份盟约出自楚怀王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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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通过梳理楚军权力更迭、巨鹿之战之后的诸侯格局提出大胆推论:这条影响秦末天下格局的盟约,立约者并非楚怀王,实际是项羽在巨鹿战后召集诸侯共同订立,西汉建立之后,出于贬抑项羽、抬高刘邦的政治需要,才把盟约的创制者安在了楚怀王的头上。
想要厘清盟约的真相,首先要看项梁战死之后楚国军权的两次重大变动。项梁活着的时候,项氏集团掌控楚国军政大权。定陶一战项梁败亡,楚怀王抓住机会收回兵权,《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为压制项氏势力,楚怀王破格提拔宋义做上将军,号卿子冠军。“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
这里明确写明,楚国所有的别将全部归宋义节制,受命向西进军的刘邦,同样属于“诸别将”,理应受宋义统辖,刘邦西征不是和项羽平起平坐的独立方面军,而是楚国救赵大战略之下的侧翼部队。项羽诛杀宋义之前曾经直言:“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证明楚国全国兵马尽数归于宋义调度。
安阳滞留四十六日,项羽不满宋义坐观秦赵相斗,帐中斩杀宋义,楚军将领全部拥护项羽,“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共同推项羽为假上将军。楚怀王无力改变既成事实,只能正式承认项羽的上将军地位。自此,楚国全部军队包括刘邦的西路军,转归项羽节制。后世史料留下侧面证据,《史记・留侯世家》记录鸿门宴前夕,张良质问刘邦:“沛公诚欲倍项羽邪?”,“倍”通背叛,这句话说明在当时的认知当中,刘邦隶属于项羽麾下,违抗项羽等同于反叛。倘若刘邦与项羽同为楚怀王之下平等的两路统帅,“背叛”一说便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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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关键的一点,楚怀王根本不具备订立“诸侯之约”的客观条件。翻阅全部《史记》,楚怀王仅仅能够调动楚国本国军队,从来没有召集过天下诸侯会盟,也没有号令齐、赵、魏、燕各路诸侯的权威。作为楚国的君王,楚怀王仅仅和楚国诸将立约,约束对象只能是楚国人,没有资格替其他诸侯国许诺“先入关中即可为王”。
反观巨鹿之战结束之后,项羽获得了号令整个关东联军的地位。《史记・项羽本纪》写道:“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各路诸侯将领进入项羽军营大门,跪着向前行走,不敢抬头直视,足以显现项羽凌驾于诸侯之上的地位。司马迁总结项羽一生功绩:“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灭秦的主导者,是身为诸侯纵长的项羽。
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巨鹿之战落幕,项羽成为诸侯上将军,距离刘邦攻破咸阳,中间相隔整整十个月。这十个月里,项羽手握关东全部联军的指挥权,完全具备召集诸侯订立军事盟约的实力。值得注意,无论是刘邦还是韩信,在谈及这条约定的时候,全部称之为“诸侯之约”。刘邦进入咸阳之后,安抚关中父老:“吾与诸侯约,先入关中者王之……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后来韩信劝刘邦争夺关中,也说:“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刘邦集团是盟约的直接受益者,他们口中从来没有提及“怀王之约”,反复强调这是诸侯共同的约定。这是一条极易被后世忽略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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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盟约订立的地点,很大概率就在巨鹿的诸侯大会上。巨鹿战胜王离之后,章邯手中依旧手握二十万秦军主力,依旧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陈余写给章邯劝降书信中提到:“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书信内容和“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高度契合。陈余能够引用这套条件,证明盟约订立在陈余离开联军之前,也就是巨鹿战后的十二月到端月之间。项羽提出这条盟约,有两层现实目的:其一,以此为诱饵动摇章邯,推动秦军主力投降,减少联军伤亡;其二,凝聚人心,激励原本畏战避战的各路诸侯,把富饶的关中土地作为共同的战利品,驱使诸侯齐心协力向西攻秦。
盟约订立之后,实实在在影响秦末政局走向。章邯内心摇摆,派遣使者和项羽谈判;远在咸阳的赵高,甚至萌生弑杀秦二世,希望“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的想法,子婴和儿子谋划时也提到:“我闻赵高乃与楚约”。足以说明“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条款,已经传播到秦朝宫廷内部。项羽为安抚投降的章邯,提前立他为雍王,封地就在关中西部,这个举动已经对巨鹿盟约做出变通,也正是这件事,让抢先入关的刘邦心生恐慌,于是才有派兵封锁函谷关,“距关,毋内诸侯”的举动。从这个角度重读鸿门宴,项羽明明拥有碾压刘邦的军事实力,却不愿诛杀刘邦,深层原因便在于项羽本人就是盟约的主导者,当众诛杀“先入定关中”的人,会直接让自己在诸侯面前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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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后世史书会把诸侯之约,改写成为楚怀王之约?根源来自汉朝建立之后的历史重塑。刘邦集团需要构建一套合法性叙事:刘邦的关中王资格来自义帝楚怀王的公正许诺,项羽是破坏旧主盟约的背逆臣子。把盟约归于楚怀王,就可以刻意抹去刘邦曾经隶属于项羽的上下级关系,塑造刘邦与项羽同为楚怀王麾下平行将领的历史图景。司马迁在整理史料之时,看到已经经过汉廷加工的官方档案,于是《高祖本纪》并存两套矛盾记录,一边写“怀王与诸将约”,一边保留刘邦口中“吾与诸侯约”的原始说法,留下可供后人辨析的蛛丝马迹。而班固撰写《汉书》,直接采纳经过改造的主流叙事,写下“初,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进一步固化后世两千年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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