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有家长问“能否保证新老师不怀孕”，印象中这词条以前便上过热搜，现咋又冒出来了，原来是央视对校园举报乱象进行了回顾与曝光，让这起旧闻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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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一般不会说出这么没人性的话，但可能也并非完全没人说得出口；原话未必一字不差，但比如“学校能否承诺新班主任任职期间不因怀孕换人”“能不能保证教学稳定性”，大概率也是有的，媒体把它拎出来，是因为它足够刺眼，也照出举报机制被滥用后的荒诞生态，不久前还有一则医生的，患者主动送出一罐价值1.9元的汽水，转头就举报对方“违规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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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说“近年来，部分不实、非理性举报，让不少学校和一线教师陷入困扰……”，这有些轻了，没成本的胡乱举报并不止让老师陷入困扰，更是在掏空社会信任。前两天也还看过一则新闻，说有学生因怕保研被举报，大学四年进入了极端防备状态，不和本班同学交朋友，不轻易发表意见，这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正常的举报没有问题，错的是举报正在被低成本、无责任地工具化。这种失实举报，正在一点点改写医患、家校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对“监督”这件事的理解。
大多人应该都不反对举报本身，这是正常的监督途径之一。一个正常社会，必须保留充分的投诉、举报、申诉渠道。
所以，问题不在“能不能举报”，而在为什么“举报为何成了最便宜的武器”；于是，有些人把监督异化为施压、报复、牟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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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举报，有事实，有证据，是为了纠正问题；而后者，说是恶意举报，感觉都不太妥（PS：因为正常的，有证据的是举报；没有，不成立的是诬陷，用“恶意”定义一个监督程序，可能会被滥用。就像不知哪个造出了“恶意讨薪”这词，就流行了一段时间，简直是颠倒黑白）。那更接近于诬陷，只希望对方被折腾，亦或是能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甚至可能只是单纯折腾对方。
前者靠事实站立；后者靠程序消耗；这或许正是当下很多纠纷棘手之处：
举报者只要“一键发起”，成本极低；被举报者却要“全套应对”，成本极高。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成本不对称；在这种结构里，恶意投诉当然会滋生。因为它太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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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只要引起舆论，有了热度，学校、医院这类单位往往“不问原由、先息事宁人”，这比失实举报本身更伤信任。因为前者可能只是“投石”，单位不分青红皂白地和稀泥，才让石头真的砸到人。
这种“低成本举报—高成本应对”的机制，如果经常发生，最终伤害的也并不止被举报者。就像医患和家校，它们是社会中仍然需要信任、耐心、专业判断和情感投入的关系。他们如果只想着“如何别被投诉”；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最后就会倾向于防御性医疗、防御性教学。
一个社会如果把最需要专业判断和责任担当的职业，逼成怕惹事、怕担责、怕被网暴的一群人，那么它失去的绝不只是几个“好老师”或“好医生”的职业热情，而是整个公共生活中的信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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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没人愿意多说一句真话，多担一步责任；所有人都学会了明哲保身。这才更加可怕。
失实举报、随意投诉之所以频繁，主要是因为制度环境在默默告诉人们：这样成本很低；即便没成立，也几乎完全没啥损失；却可以让对方疲于应对，逼对方让步；即使完全失实，往往也不承担实质责任。
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不实投诉举报最多是“不予支持”；收益归举报者，成本归系统，自证的代价却归被举报者，如果客观形成这样的激励结构，不少人的行为选择便显而易见。
而且，很多时候，即便被举报者即使最终证明自己清白，面对各种损失，想起诉维权，计算之后却发现成本却未必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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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现实中的“经济回报”太低，低到不足以支撑一个理性的人认真维权。简单说，维权与追责之间的“收益结构”失衡，这才是更深层的症结。
这会形成一种非常危险的“逆向筛选”：
越讲理、越守程序、越珍惜职业声誉的人，越容易成为恶意投诉的目标；
而越擅长制造压力、带节奏、反复施压的人，越容易在现实中“拿到结果”。
所以，有必要在制度上让处理流程更合理，补足失实举报的责任追究，受理机构知道也应明白，程序保护和事实甄别，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制度正义的一部分。
如果连哪些是求助，哪些是监督，哪些只是借制度伤人都分不清，那么被击穿的，便可能是整个社会最稀缺的东西——信任。
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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