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如果连奔丧都要被威胁退学，这书不念也罢

先给大伙儿讲个冷笑话，热热身。

说，某年某月某日，有个年轻和尚跑去找方丈，说：“师父，我爹死了，我想请两天假回去烧柱香、刨个坑、磕个头。”

方丈把木鱼敲得震天响，眼皮一翻，慈悲为怀地说道：“混蛋，你爹死了关我屁事？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明天早课你要是不到，直接给我还俗，听到了吗？我这庙里不需要你这样的和尚。”

年轻和尚吓坏了，连夜删了朋友圈，跪在山门前发了条声明：“各位施主，刚才是我冲动了，其实我和方丈只是私下沟通有点小纠纷，请大家不要指责方丈，他老人家木鱼敲得可好了。”

大伙儿肯定觉得这故事编得太假，太荒诞，连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都不敢这么拍。毕竟出家人讲究个慈悲为怀，哪怕是街头卖切糕的、天桥底下贴膜的，听说人家里死了爹，也得把刀收一收，递根烟，说句“节哀顺变”。

这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传下来的底线，叫“死者为大”，叫“百善孝为先”，哪怕是在最讲究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里，狼群路过死去的同伴，还得仰天嚎两嗓子呢。

然而，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叫“魔幻”，就是因为它总能把你脑子里最荒诞的剧本，变成新闻联播里都播不出来的现实。

这事儿没发生在寺庙，也没发生在黑煤窑，它发生在11月13日的山东潍坊。发生在一所挂着“教书育人”牌子的学校——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

事情很简单，简单到连三岁小孩都能听懂，复杂到连罗翔老师来了都得挠半天头。

一名学生，父亲去世了。而且父母离异，家里没个顶梁柱，这孩子得回家处理后事。

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给老师打了个电话请假。按理说，这就是个走流程的事儿。老师在电话那头，哪怕心里正打着王者荣耀准备推高地，或者正跟隔壁王姐探讨晚上吃什么，嘴上也得敷衍一句：“行，家里出了这么大事，你先忙，安全第一，有困难跟学校说。”

可这位老师偏不。他大概是刚把“师道尊严”四个字生吞了下去，还没来得及消化，嗓门一亮，对着电话那头刚死了爹的学生，输出了一套足以载入人类教育史耻辱柱的排比句：“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我不想听这么多废话！” “你明天要是到不了，你直接给我退学，听到了吗？”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学生！”

听听，这台词，多么铿锵有力，多么掷地有声！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亮剑》里李云龙在训斥逃兵，或者是缅北园区里的金牌讲师在给刚拐来的猪仔立规矩。

把“老师”这两个字遮住，你跟全人类说这是黑社会老大在收保护费，绝对没有人会提出异议，甚至连黑社会老大都得抗议：“别侮辱我们这行，我们收保护费也讲究个盗亦有道，人家里摆着灵堂呢，我们至少等头七过了再去。”

咱们先来仔细品味一下这句极具中国特色的语言艺术：“我给你脸了是不是？”

这句话在中国的权力场里，堪称核武器级别的台词。无论是街道办的大妈、小区的保安、窗口里的办事员，还是如今这位技师学院的老师，只要手里捏着那么一丁点儿比芝麻粒还小的权力，只要觉得对方没有跪得足够标准，这句话就会像条件反射一样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什么叫“给你脸了”？

在这位老师的潜意识里，“脸”不是长在你自己脑袋上的，而是他恩赐给你的。

你平时能来上学，能坐在教室里听课，能请个假，那不是你交了学费应得的权利，也不是公民受教育的基本尊严，那是他大发慈悲“给你的脸”。

现在你爹死了，你要请假，你居然还敢跟我解释你父母离异、家里没人办事？你这不是在请假，你这是在挑战我的权威，你这是“给脸不要脸”。

我一直很好奇，某些人一旦穿上那身象征着某种身份的衣服，或者坐进那间挂着牌子的办公室，脑子里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前几天刚看到个新闻，某地一个小学生因为没给老师送礼，被安排坐在垃圾桶旁边；再往前，某中学老师当众撕毁学生的课外书，美其名曰“为了你好”；如今，潍坊这位老师更进一步，直接把学生的丧父之痛踩在脚底下，用“退学”来威胁一个正在给父亲料理后事的孩子。

很多人喜欢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个别老师的师德问题”，或者说“这老师那天可能心情不好，更年期提前了”。

别扯淡了。心情不好你可以去操场上跑十圈，可以回家啃猪蹄，可以对着墙角骂街，为什么偏偏对着一个刚失去父亲的学生撒野？

答案很简单：因为柿子要挑软的捏，权力要在弱者身上才能体现出快感。

你想想，如果今天请假的不是一个父母离异、家里死了爹的普通技校生，而是某位局长的公子，哪怕这公子哥不是爹死了，哪怕只是他家养的泰迪犬感冒了要去做个美甲，这位老师在电话里会怎么说？

我敢用我这张老脸打赌，她绝对不会说“我给你脸了是不是”。她一定会把声音夹得比林志玲还要甜美，关切地问道：“哎呀，泰迪没事吧？要不要请最好的宠物医生？假随便请，课程老师亲自给你补，千万别急着赶回来，路上注意安全！”

看明白了吗？他们从来不是没有同情心，他们的同情心只是实行“双轨制”的。

遇到比自己强的人，他们的腰弯得比虾米还标准，脸上的笑容比向日葵还灿烂；可一旦遇到比自己弱的人——比如一个无依无靠、父母离异、正在操办丧事的穷学生——他们体内那股积攒已久的戾气、自卑和扭曲的权力欲，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他们需要通过践踏弱者的尊严，来确认自己“人上人”的地位。在他们眼里，学生不是人，是数字，是绩效，是考核指标，是只要不听话就可以随时清退的“耗材”。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学生。”

多么傲慢的宣言。仿佛这所学院是他家开的，仿佛教育不是为了托举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而是一场由他主宰的选秀。爹死了都要请假，太耽误我管理了，太影响我的工作考核了，所以，“我不需要你”。

如果事情仅仅停留在老师骂人这一步，那顶多算是一出恶劣的职场霸凌，或者是一次师德的彻底塌方。只要学校出来道个歉，把这老师开除或者调离岗位，给学生放个假，送点慰问金，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大伙儿骂完也就散了。

但真正让这出戏升华为年度魔幻大片的，是接下来的剧情反转。

通话录音曝光后，全网愤怒。大伙儿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怕平时在评论区里为了咸豆腐脑还是甜豆腐脑吵得不可开交的网友，在这件事上罕见地达成了高度一致：这老师不是人，校方必须给个说法！

然而，就在全网等待校方通报、等待正义降临的时候，当事人——那位刚死了爹、刚被老师威胁退学的学生，突然把原视频删了。不仅删了，还发了一篇措辞极其严谨、态度极其诚恳、格式极其标准的“道歉声明”。

声明里怎么说的？他说，那段录音是自己“冲动之下发布的私下沟通纠纷”，恳请广大网友“停止转发、停止评论指责老师”。

我盯着这几行字看了足足三分钟，冷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流。

兄弟们，这哪是一个刚刚失去父亲、正在忙着买骨灰盒、订火化炉的技校生能写出来的文字？

“冲动之下”、“私下沟通纠纷”、“停止转发、停止评论指责老师”……这每一个词，都散发着浓浓的“公关通稿”味儿，都透着一股子“维稳办公室”的熟悉配方。

一个孩子，昨天还在电话里被老师骂得狗血淋头，连解释父母离异的机会都没有，今天爹的尸骨还没寒，他就突然“大彻大悟”了？他就突然觉得自己“冲动”了？他就突然开始心疼起那个让他滚蛋的老师，恳请全网不要指责老师了？

你要是信了这是他自愿写的，那我真得怀疑你的智商是不是跟那位老师的师德一样，已经欠费停机了。

不用动用福尔摩斯的推理能力，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无非就是舆论发酵之后，学校慌了，领导坐不住了。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反应，不是去安抚那个失去父亲的学生，不是去严惩那个毫无人性的老师，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捂住发声者的嘴。

我可以想象出那个画面：几个领导或者老师，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这个孩子，或者找到了他家里的亲戚。他们不会像电话里那样咆哮了，他们会换上一副“为你好”的嘴脸，语重心长地做起了思想工作：“同学啊，事情闹大了对你没好处啊！” “你还想不想拿毕业证了？以后还要不要找工作了？” “老师那天也是急糊涂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矛盾不能私下解决，非要发到网上让外人看笑话？” “听话，把视频删了，发个声明道个歉，学校不会亏待你的，毕业证照发，处分也给你免了……”

软硬兼施，恩威并济。这就是我们最擅长的“大局观”。

在这个所谓的“大局”里，学校的声誉是天大的事，领导的乌纱帽是天大的事，老师的饭碗是天大的事，唯独一个普通学生失去父亲的悲痛、他被践踏的尊严，轻如鸿毛，一文不值。

最残忍的是什么？最残忍的不是恶人作恶，而是受害者在遭受了凌辱之后，还得被迫站出来，对着全天下的人微笑着说：“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打扰大家了，那个打我的人其实是个好人。”

这就像一个人在街上被恶霸扇了两耳光，路人看不过去要帮他讨回公道，结果恶霸在暗地里拿刀顶着他的腰眼，逼着他对着路人鞠躬道歉：“各位乡亲，刚才是我脸皮太厚，不小心撞到了这位大哥的手掌，请大家不要责怪他。”

每当看到这种“受害者道歉”的戏码，我都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它比单纯的恶更让人绝望，因为它不仅摧毁了肉体和情感，它还要把你的脊梁骨一节一节敲碎，逼着你亲手把自己的尊严踩进泥巴里，再吐上一口唾沫。

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现在的某些学校，越来越像一个封闭的“小江湖”，甚至像一个等级森严的衙门？

前些年，我总爱说中国足球的根子烂了，因为从青训开始，教练就把小球员当成私产，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家长还得提着烟酒去陪笑脸。

那时候我以为，这只是体育圈特有的野蛮。

后来我才发现，我太天真了。这种“把学生当私产、把管理当施舍”的思维，在很多地方几乎成了通病。

你看潍坊市工程技师学院这事儿。为什么那位老师敢在电话里如此肆无忌惮地说出“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学生”？

因为在她看来，在这个一亩三分地里，她就是王法。技校生嘛，在很多人的世俗眼光里，本来就是“考不上高中的差生”，是社会分层里的弱势群体。很多技校的管理模式，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而是粗暴的“圈养”和“看管”——只要不出人命，只要不闹出大事，怎么管都行，怎么骂都行。

在这种环境下，师德成了一句贴在墙上的标语，人文关怀成了一个奢侈品。

老师们习惯了用吼叫代替沟通，用威胁代替引导，用“退学”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一个学生头顶。

久而久之，他们自己都忘了，对面站着的不是一件件等待出厂的工业零件，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爹有娘、有喜怒哀乐的鲜活生命。

而当危机来临时，校方的第一反应更是暴露了他们骨子里的官僚主义。

其实，如果校方真的懂一点现代文明，懂一点什么是教育，在录音曝光的那一刻，他们本可以做一次完美的危机公关，甚至能挽回一点尊严。

他们只需要发一份诚恳的通报：承认老师言行极度恶劣、毫无底线，立即停职调查；派校领导亲自去学生家里吊唁，慰问丧父的孩子，批准延期丧假，并承诺提供一切必要的心理和经济援助。

真要这么做了，全网不仅不会骂他们，反而会给他们点赞，夸他们有担当、有温度。

可他们偏不。在他们的思维字典里，根本没有“认错”和“共情”这两个词，只有“压制”和“遮丑”。

他们宁愿花十倍的力气去逼迫一个丧父的孩子删帖道歉，宁愿冒着引发全网更大反感的风险去演这出拙劣的“双簧”，也绝不肯低头承认自己的管理出了问题。

因为低头意味着问责，问责意味着某些人的利益受损。为了保住这层虚伪的体面，他们不惜让一个刚失去父亲的孩子，在承受丧亲之痛的同时，还要承受二次精神凌辱。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说过的一句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一百年前，鲁迅先生面对的是枪林弹雨和冷血的军阀；一百年后，我们坐在明亮的写字楼里，看着手机屏幕上跳出来的新闻，面对的却是没有硝烟的冷漠，和披着“教育”外衣的傲慢。

那个潍坊的男孩，今年大概也就十七八岁吧。

十七八岁，本该是坐在教室里憧憬未来、或者在操场上挥洒汗水的年纪。可他却要独自面对父母离异的破碎，独自面对父亲突然离世的冰冷，独自去处理那些连成年人都觉得焦头烂额的丧葬琐事。

我不知道他在挂断老师那个充满羞辱的电话时，是怎样的心情。或许他正站在殡仪馆冰冷的走廊里，手里攥着父亲的死亡证明，耳边回响着老师那句“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学生”。

那一刻，他感受到的寒冷，一定比太平间里的冷气还要刺骨。

我更不知道，他在按下“删除视频”键，一字一句发出那篇“道歉声明”时，手是不是在发抖，心里是不是在滴血。

他向这个操蛋的世界低头了。

他才十几岁，他没有能力对抗庞大的机器，他甚至连为死去的父亲讨回一点尊严的力气都没有。

为了那张或许能帮他谋生的毕业证，他只能把所有的委屈、愤怒和悲伤，和着眼泪一起咽进肚子里，然后对着屏幕挤出一个卑微的姿态：“对不起，是我冲动了。”

这是他的悲哀，更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

如果连一个孩子为父亲奔丧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如果连最基本的人伦常理都要向所谓的“学校管理”让路，如果连受害者都必须通过自我矮化来换取苟安——那么，这所学院就算培养出再多技术精湛的“高级技工”，又有什么用呢？

没有了人性的温度，没有了对生命的敬畏，再精湛的技术，也不过是制造了一群没有灵魂的机器。

最后，我想对那个删了视频、发了道歉声明的男孩说几句话。

孩子，别道歉，你没有错。父亲去世回家奔丧，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全天下最正大光明的理由。错的不是你，是那个把无知当威严、把冷血当敬业的老师，是那些只知道捂盖子、不知道护犊子的管理者。

你删掉的只是一段视频，但互联网有记忆，人心有杆秤。今天全网为你发声的人，不是在看热闹，而是在守护我们每个人心中最后那点不肯熄灭的良知。

好好送父亲最后一程吧。擦干眼泪，把腰杆挺直了。记住今天受过的委屈，不是为了让你学会恨，而是为了让你明白：将来等你长大了，有了能力，甚至手里也有了一点权力的时候，千万不要活成今天电话那头那个人的模样。

至于那位问出“我给你脸了是不是”的老师，以及背后那些忙着“平息事态”的校领导们，我也送你们一句话：脸这东西，从来不是别人给的，也不是靠吓唬学生挣来的。当你们把一个丧父少年的尊严踩在脚下的时候，你们自己的脸，早就已经丢得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