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以色列顶级学府特拉维夫大学一批教师于11月10日（周二）联名发表立场文件，呼吁校方重新考虑一项决定：不公开一名已被纪律法庭认定犯有性骚扰罪的荣誉教授姓名。教师们在这份提交给以色列新闻网站Walla的文件中指出，判决下达两年后，该教授将能够重新恢复对学生和年轻研究人员的指导工作，而他的身份届时仍处于保密状态。这意味着，一名被认定利用权力关系实施性骚扰的学者，将在受害者与潜在被指导者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学术权力岗位。教师们由此提出一项明确的制度诉求：学术成就与学术声誉，不得成为性骚扰或欺凌案件中的减刑依据。
法庭认定，该荣誉教授对“两名曾处于其权力之下的资深教职员工”实施了性骚扰与不当行为；有报道，其不当行为的对象还包括一名研究助理和一名实验室雇员。法庭采信了投诉者的证词，驳回了教授关于“阴谋陷害”的抗辩，并裁定其行为对投诉者及大学造成了严重损害。
在量刑上，法庭判处了谴责，并禁止其参加学术会议、申请研究资助，同时限制其在判决之日起两年内担任涉及权力的职务。关于姓名公开问题，法庭承认，其决定“虽然范围较为狭窄”，但主要是基于该教授年事已高这一考量，因而选择了保密。
教师们所揭示的风险，正是由“两年限制”与“姓名保密”这两个决定的交叉效应所构成。文件写道，判决下达两年后，教授将可以重返指导岗位，但其身份仍不为人知。对于一名即将选择导师的学生或博士后研究人员而言，这意味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置于一个已被认定利用权力关系实施性骚扰者的指导之下。教师们据此指出：“大学有责任保护其学生，并使他们能够在学术指导方面做出知情决定。”这一诉求的核心，并非要求公开羞辱，而是要求消除一个由制度设计本身制造的信息不对称。
立场文件指向了量刑中的一个考量因素：教授的科学贡献在决定处罚时被赋予了权重。
教师们对此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他们写道：“学术卓越不能成为性骚扰或欺凌的减刑情节。” 在其论证中，将科学成就纳入此类案件的量刑考量，存在一种结构性风险：它可能给予那些拥有更高地位的人以更宽纵的对待，尤其是在伤害恰恰发生在权力关系框架之内时。这一论证的力度在于，它并未停留在对个案结果的质疑上，而是将问题追溯到一条隐含的量刑逻辑：当学术地位成为一种可以折抵处罚的“资本”时，权力关系的不对称便从伤害发生的条件，延伸为伤害被追责时的折扣机制。
由此，教师们向校方提出了两项超越个案的制度性要求。其一，确立一项政策原则，明确在权力关系框架内的性骚扰与欺凌案件中，学术成就与学术声誉不得作为从宽处罚的考量因素。其二，建立一套一致的纪律处分公开规则，该规则需要在“学术共同体知情的权利”与“受害者的隐私及意愿”之间取得平衡。这两项要求共同指向的，是纪律程序的可预测性与一致性：个案的判决不应依赖于某位教授的地位或某位法官对“年事已高”的具体权衡，而应服从于一套公开的、可被检验的标准。
特拉维夫大学是以色列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大学。学校成立于1956年，由特拉维夫自然科学研究所、法律与经济学院及犹太研究所合并而成，坐落于以色列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特拉维夫-雅法市。在2026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与2027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特拉维夫大学均位居以色列第一。
该校以突破性科学研究与创业教育著称。2019年，塔尔·德维尔教授团队利用患者自身细胞与生物材料，成功打印出世界上第一颗3D血管化心脏。在美国PitchBook大学本科毕业生创业榜上，特拉维夫大学连续多年位列全球前十，且排名美国境外大学第一。学校与46个国家的280多所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0名国际学生在校学习。
正是这样一所享有国际声誉的研究型大学，其内部纪律程序在处理一名荣誉教授的性骚扰定罪时，所面临的保密与公开、地位与问责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教师们此次发声的制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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