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4日至15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和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第二届郑玄经学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潍坊市和峡山区相关部门代表近5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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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郑玄经学学术研讨会合影
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由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主持。潍坊峡山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建军在致辞中指出,郑玄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基础,其学术深刻影响了近两千年经学的走向。当前,潍坊市和峡山区正在努力挖掘郑玄文化,将其广泛应用于文旅研学、基层治理、移风易俗和文化建设之中,让先贤智慧在新时代基层实践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推动郑玄从学术殿堂走向大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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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军
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陈壁生在致辞中表示,郑玄经学构成了中国经学史、礼学史不可逾越的高峰。十多年来,郑玄研究逐渐摆脱以往零散、边缘化的局面,在经学的新开展中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站在郑玄研究的新起点上,拓展郑玄经学的研究空间,发掘郑玄思想中各种理论建构的可能性,是这一时代深入理解传统经学与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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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
第一场
会议共设六场学术报告,与会学者围绕郑玄经学的相关议题进行了分享和交流。第一场讨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孟琢老师主持,北京大学吴飞老师评议,共三位学者做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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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琢
重庆大学黄铭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试论丧服研究中对于郑注的取舍问题》。他认为,郑玄通过订正经文讹误、改正旧读、汇通《丧服》经传及《礼记》等方式,建立了周密严整的丧服解释体系,其学说具有重要的继承价值。但郑玄过度追求经典文本之间的协调,有时也会陷入过度的“文本主义”,如对“慈母”与“庶母慈己者”关系的解释便存在牵强之处。因此,丧服研究既要继承郑注注重文本内证与体系融贯的优长,也应扬弃其过度的“文本主义”,并以“文质递变”的视角审视后世丧服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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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铭
清华大学赵晓力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丧服〉郑注看郑玄经学的“结构取义”》。他认为,郑玄的“结构取义”不仅注重经文的上下文关系,更强调文本结构与礼制结构之间的相互贯通。通过考察《丧服》中继父、嫁母及相关郑注,可见继父为继子筑宫庙、使其得以祭祀父祖,体现了存亡继绝之恩;嫁母携子改嫁以延续夫宗,同样具有深厚的礼义依据。据此,为父后者应为嫁母服齐衰三年,这一解释也揭示了郑玄经学“结构取义”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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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力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位序与象征:〈仪礼〉布席中的空间哲学——以堂、室、房为中心》。他认为,《仪礼》布席制度通过席位、席向与“席上”的安排,将阴阳观念及尊卑、内外、人神关系转化为具体的空间秩序。堂上宾、主、介三尊位以空间位置呈现身份尊卑,并以“人尚左、神尚右”区分人神;室中则以奥为尊,呈现“人神同位”的特点,体现空间属性对身份属性的优先性;东房则通过主妇与媵、御的不同位序,将性别伦理与尊卑等级空间化,体现了先秦儒家“以礼建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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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绪波
吴飞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陈绪波老师的报告涉及较为复杂的《仪礼》学问题,并就宾主关系提出疑问:宾礼与祭礼孰先孰后,抑或宾礼本就源于祭礼?宾何以尊于主人?对于赵晓力老师的报告,吴飞老师认为,《丧服》与《丧服小记》《大传》等篇章原本就具有内在的体系性,郑玄虽以《周礼》为纲统摄三礼,但更多是在既有礼学体系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在嫁母服问题上,吴飞老师主张以“私尊”而非“私亲”理解嫁母的身份,但嫁母既已脱离原有宗法体系,为父后者便不宜再为其服齐衰三年。此外,“夫死从子”之义还应结合《郊特牲》的祭祀语境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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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
第二场
第二场讨论由北京大学吴飞老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华喆老师评议,共三位学者做了报告。
江南大学史应勇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由雩礼解说看郑玄整合异说留下的漏洞》。他认为,郑玄以《左传》“龙见而雩”为依据,汇通《月令》《谷梁传》及纬书,将雩礼区分为按时举行的“正雩”与遇旱施行的“旱雩”,试图建立统一的礼制解释体系。但各书关于雩祭时节、仪节的记载并不一致,郑注与《谷梁传》的部分说法仍有抵牾,且缺乏实际礼制史料的充分印证。这说明郑玄经学虽有综合众说之功,其解释仍受文献条件与时代认识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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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应勇
北京师范大学孟琢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正名”何以为“正文字”:郑玄正名论的许学背景》。他指出,郑玄以“正文字之误”解释“正名”,这一主张与两汉训释传统的转变及许慎之学密切相关。许慎之学以形训统声训,并以小篆正隶书,注重理据和实证,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本字化”处理,由此“以字正经”,产生了深远影响。郑玄承袭了这一学术理路,其正名论亦体现了“许郑之学”的渊源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蜜林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易纬·稽览图易学思想新探〉》。他认为,《稽览图》上下两卷的象数思想存在明显差异:卷上以六十四卦配一年日数,其卦气说接近京房,可能出自京房后学;卷下以四正卦配四时、其余六十卦分主十二月,较多承袭孟喜学说,可能出自孟喜后学。文章还考察了卷上以卦气占验政治灾异、卷下以“世轨”推算王朝兴衰的思想,揭示了《易纬》不同象数系统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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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蜜林
华喆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三位老师的报告恰好涉及当前郑学研究中三个尚有不足的领域。史应勇老师的报告提醒我们,郑玄在文献存有缺憾的条件下整合经说,其解释难免存在漏洞。孟琢老师强调许学与郑学之间的一贯性,二者在方法上都力求溯古,重视实证并有意识地建立内证系统,同时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建构立场,由此可见许、郑之间的学脉渊源。任蜜林老师所关注的《易纬》以往研究相对较少,相关文本仍有进一步细致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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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喆
第三场
第三场第一分会场讨论由清华大学施薇老师主持,清华大学唐文明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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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薇
杭州师范大学褚叶儿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郑玄仁论与周孔关系》。她认为,《周礼·大司徒》将仁列为乡教六德之一,是以郑玄所理解的周公之教中,仁已是周公设教的内容。将郑玄对仁行的辨析、对质文的区分,以及他对周公制礼之意的解释合而观之,可以提出对郑玄之周孔观的一种解释,即对郑玄而言,孔子以仁教人与其说是为先王之礼法立一个心性根据,不如说是将周公寓于制作之中的教人之意阐发出来。因而,孔子绍述周公,不仅见于其整理六经,保存先王法度,也见于其对仁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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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叶儿
华南师范大学雷天籁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经学与理学的“诚”:郑玄、朱熹“诚”论之比较》。他认为,“诚”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超出诚实守信的丰富内涵,有必要从经学与理学两个维度加以理解。郑玄《礼记注》中的“诚”既涉及内在精神的专一,也体现于外在礼仪、行为及其结果,并与祭祀中的畏敬意识相关。朱熹则侧重从天理与心性层面阐发“诚”,强调天理的真实流行及修养工夫。通过比较二者对“诚”的理解,可以进一步考察这一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不同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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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天籁
中国政法大学郜喆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禹与“家天下”秩序的诞生》。郜喆老师认为,依据《尚书》的相关记载,可以从空间与伦理两个层面理解“官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变。大禹治水,建立九州、五服的体制,将尧舜时期的“天子—四岳”改易为“天子—诸侯”,天下土地由天子分配,民众土地亦公私分明,由此形成空间意义上的“家天下”。禹治洪水又与鲧、禹、启三代的家族悲剧相联系,启夺取天下、祭祀父祖,则体现了伦理意义上的“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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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喆
湖南省社科院哲学所张攀利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晚明〈周礼〉学的郑注研究与汉学倾向》。他认为,晚明《周礼》学同时受到宋学义理与汉学训诂两种学术取向的影响。部分学者沿袭“《冬官》不亡”之说,主张改定《周礼》文本;另有学者批评此说,提倡回归郑注古本。在经义诠释方面,郝敬《完解》重视义理而贬斥郑注,王志长《删翼》则兼采汉宋、自觉宗奉郑注。张采、王志长等人对郑注的推崇表明,晚明《周礼》学虽仍以宋学为主导,却已逐渐呈现出汉学兴起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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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攀利
孔子研究院李翠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正学之忧:晚清民国经学崩解与何、郑典范的两极诠释》。她以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为线索,指出科举废止、经学科裁撤、帝制终结使经学失去通经致用的途径。王树荣与曹元弼的经学实践,是面对这一变局的两种极端化回应。王树荣的排他性诠释从义理、文献、谱系三个层面褫夺《左氏》《穀梁》与郑玄的解经合法性;曹元弼则以体系化的礼学建构为“正学”,重建安顿人伦的内在世界。二者取径相反,但都试图以人为建构的绝对权威替代已经失效的制度权威,其论述并非对汉代经师的历史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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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翠
唐文明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褚叶儿老师的报告,表面上是周孔关系问题,背后可能涉及儒学复兴“以仁为主”还是“以礼为主”的方向问题;雷天籁老师对郑玄之“诚”分析细致,但《中庸》的“诚”本是从天道、从“神”的角度讲,若要讲“变化”,宜先侧重“天道之诚”,再论人道;郜喆老师的文章概括了从尧舜到三代的变化,并突出“洪水”这一关节,进而关联到“民性下降”的论题,但“共治”与“分治”的差异需讲得更清楚;张攀利老师的文章使读者了解到晚明《周礼》学中许多未曾留意的学者,值得追问的是,“汉宋兼采”究竟是“以汉统宋”还是“以宋统汉”,宜作更深入的理论分析;李翠老师条理清晰地分析了王树荣与曹元弼的差异及其与时代的关系,但仅以“诠释策略”立论可能削弱主题,应进一步追问二人何以如此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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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明
第三场第二分会场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蜜林老师主持,暨南大学李元骏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中国石油大学何大海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郑玄对谶纬思想的全新建构及其意义》。何老师认为,谶纬思想既反映汉代经学的要义,也是先秦思想的集中展现。郑玄继承并发展谶纬的核心思想,使之成为经学的重要支撑与佐证之一。通过郑玄谶纬学的建构,谶纬从官方哲学走向了经典文本。谶纬典籍保存了中华文明早期的诸多文本形态,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与延续性,郑玄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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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海
郑州大学蒋鑫老师以《“易有四义”:郑玄易学的本体宇宙论体系》为题发言。蒋老师指出,“易有三义”出自郑玄,是易学史上阐释“易”义的主流理论,是郑玄综合《周易》经传、纬书文献而得出的理论。由郑玄《乾凿度》注、《易赞》《易论》等内容,可见佼易与易简在无为、健进、仁爱之义上是一贯而下的本体德性,这是以“易有四义”说贯穿的郑玄易学的本体宇宙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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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鑫
东北师范大学张照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寓消息于礼象——简论张惠言对郑玄易学的阐释与重构》。她指出,郑氏易以礼为本,张惠言也体现出以礼治易的为学倾向,但并非机械性地总结郑学家法,而是援引经典,大胆地补充和发明礼象,阐释圣人受命制作之义;同时,张氏易宗虞翻,强调以消息为易之根本大旨,汇通郑、虞,创造性地构建了元气周流、阴阳消息的易卦生变图景,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姚配中、曹元弼等易汉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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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照
上海大学黄康佳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曹元弼易学体系的建构与其意义——兼论其对郑玄易学的复原》。黄老师指出,曹元弼易学的“兼收并蓄”建立在一套独特的解释方法与方法论之上:通过“通例”与“别例”的解释框架、“以十篇解说上下经”的解释方法,以及义理先于象数的解释方法论,再以“网罗众家”的郑氏家法为枢纽,曹元弼将汉儒的象数体例转化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说理。他认为,曹元弼以复原郑玄易学为宗旨,对汉易加以总结,实质上也是对汉易义理的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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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康佳
清华大学张逸轩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以会天位:论郑玄的天文世界》。张老师指出,岁差累积,兼以观测渐精,东汉实测所得与经典所记渐相违异,郑玄注经亦须面对经文所记与当时所知天象的抵牾。报告以郑玄注《周礼·春官》冯相氏“以会天位”一语为纲,指出郑注将“天位”落实为岁、日、月、辰、星宿五者的位置,依次考订其会合五者的操作,即合朔与日躔的疏通、二十八宿用法的再分配、九道之名的移用与四游模型的容纳。郑玄的解法在于从经文描述的不同侧面复原出一个一致的宇宙模型,而非随文出注、使诸说互不相干;看似各从其文的注文,实则都指向这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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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逸轩
李元骏老师在评议中认为:何大海老师指出光武帝“宣布图谶”反而禁锢了谶纬的发展,这与东汉的“新汉本位”有密切关系;此外,从谶纬角度研究郑玄,应如何对其经学作出新的评价,也值得讨论。蒋鑫老师分说“易有四义”,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对于郑玄是否有意区分“先天”与“后天”,以及“易有四义”的论说,都值得进一步考虑。张照老师考察了张惠言对郑玄、荀爽关系的理解,说明了张惠言以礼治易倾向的学理根据,并为张惠言“混淆家法”的问题做了辩护。黄康佳老师关注曹元弼易学自身的体系建构,梳理了“通例”与“别例”;如何看待曹元弼整体的易学旨趣,仍值得深入思考。张逸轩老师以“以会天位”为中心,分析了郑玄构筑的宇宙模型;期待张逸轩老师对人伦视域下的“浑天说”或“盖天说”做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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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骏
第四场
第四场第一分会场讨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华喆老师主持,暨南大学李旭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苏州大学贝承熙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隆平已至:郑玄〈尚书〉学的致太平历史建构》。他认为,郑玄《尚书》学的主旨是展现一部“致太平”的历史,其真意在于用详备的太平历史建构阐述《周礼》之由来,进而以历史的方式为《周礼》的价值提供理论说明。报告以东汉儒者通说为理论根基,勾稽郑玄《尚书注》遗文,将《尚书》诸篇一一安置于“致太平—制礼作乐—太平之后”的历史谱系中。郑玄以“天下太平”改《大传》之“天下和平”,使整个历史谱系服务于其“以《尚书》建构太平历史”的需要,凸显“太平必因礼乐而致,礼乐必因太平而成”的经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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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承熙
武汉大学李晓帆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郑玄礼学诠释与“祭祀”“祷祠”相对说的生成》。李老师指出,现代学界流行的“祭祀”“祷祠”相对说发源于郑玄的《周礼》注文,而《周礼》原文中“祷祠”本不与“祭祀”对立,“祷祠”本从属于“祭祀”。郑玄因注重《礼记》“祭祀不祈”的义理原则,而剪裁《周礼》中“祭祀”的内涵,从而形成《女祝》注中“祭祀”与“祷祠”分别解释的基本形式。后人尊郑,贾公彦、孔颖达、吴澄等人承其义例,并外推至其他礼典诠释中。今人释“祭祀”“祷祠”,多循郑玄之成说,而少辨其生成逻辑,遂使“祭祀”“祷祠”相对说常被解为经文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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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帆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李云翔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乡饮酒”到“党正饮酒”:郑玄对乡饮酒礼的诠释与整合》。报告从“意义层累”的视角观察乡饮酒的礼义如何在儒者的讨论中生成与变动,并梳理先秦两汉的相关经说。报告指出,“乡”“飨”二名混而不分是常态,礼义由献酬之仪、旅酬之序层累至王道政教,两汉儒者以“正齿位”之义统摄此礼,“养老”义则由释奠礼汇入。郑玄以《周礼》统摄三礼,将尚贤归于乡大夫宾兴,尚齿归于党正蜡祭,原本混于一谈的概念被区别开来、各得其所,尊贤、尚齿同归于王道教化之本。后世之说皆未能突破郑玄所定的学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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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翔
山东潍坊郑公街道谢美龙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郑玄〈戒子益恩书〉与〈毛诗笺〉关系初探》。他认为,郑玄《戒子益恩书》与《诗经》及毛诗传笺之间存在丰富的互文关系,不仅有直接引文,还有字句意蕴上的呼应。通过考察《戒子益恩书》中“观省野物”及大量时间表述,并结合郑笺对《诗经》物候、时节的解释,可以发现郑玄对时间的敏感意识,这与其农人经历、孔子教诲及天文历法研究有关。此外,家书中的孝思与讽刺笔法亦与《诗经》相通,反映出毛诗传笺对郑玄晚年写作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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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美龙
李旭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贝承熙老师由《诗》《书》建构的历史观实际支撑着《周礼》体系,而郑玄注经之前已有反复酝酿的过程,“注经先后决定各经关系”之说恐不宜简单成立;文中“周礼”是否使用书名号,以及《召诰》《洛诰》的年代表述,均可进一步调整。李晓帆老师对材料的收集与源流的区分使人受益,《檀弓下》“有祷祠之心焉”郑注“庶几其精气之反”所显示的,仍是一种存疑而质朴的期待,识别孔疏、贾疏各自“出手的时刻”,正是礼学研究的乐趣所在。李云翔老师对乡饮酒礼“意义层累”的梳理很见功力,但须先说清其最初的形态,“乡”通“飨”与“饮酒”字面上的重复,以及以本篇之文互证的方法,还需斟酌。谢美龙老师由《戒子益恩书》读出的互文很有启发性,字句的对应与观念的相通可分两层来看,唯“为父母群弟所容”的版本问题与前人的辨析宜作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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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
第四场第二分会场讨论由苏州大学顾迁老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郜喆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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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迁
湖南大学石瑊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上溯汉代经学,深入文本肌理——评马楠〈经学导论〉》。石老师指出,《经学导论》以经书形成及早期传注章句为主题,将汉代经学置于核心,呈现取径汉代、立足《汉志》、重审概念、文本推阐四方面特色;其重审“王官学—百家语”“今文—古文”“师法—博士—章句”等概念,提出汉代“有章句乃得立博士”,博士学官表面因人而设、实际因书而设。此外,“章句”是否为考察汉代经学更有效的解法,仍需经学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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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瑊
中国人民大学王尔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贤德政治”:论汉代官制的一个特点——以中二千石、二千石官为例》。王老师指出,以韦伯“理性官僚制”和近现代文官制度为参照的汉代官制描述主要适用于汉代基层官吏,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汉代官制的保守性、贵族性及其对周制的继承性,以至遮盖了汉代官制的诸多特点。由中二千石的越职议政、高级官员对本官署拥有独立行政权力、察举制等例子,可以看出汉代主要以“贤德之人”看待高级官员,将其视作“以德居位”、功能未分化的贤人,形成独特的入仕、升迁、议政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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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
暨南大学李元骏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王引之难郑氏易之论辨正》。李元骏老师指出,王引之批评郑注的方式,反映出他不仅未厘清八卦卦气与月份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地区分郑氏爻辰说与八卦卦气说,更未同情理解郑注兼用两种象数易例递推彖、辞关系的理路;他在指责郑氏爻辰说将一卦诸爻隔月值时之际,也未能准确把握京房纳支之说。报告认为,这缘于王氏“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学术风格和探察经文本义的治学追求,也使其能跳出汉易的局限而有深刻见解。
中央民族大学李明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借民力以供粢盛:唐代的籍田礼与“一系列祭祀”的建构》。李明真老师指出,籍田礼的礼义是借民力以供粢盛,彰显的是皇帝以天地祖宗为名义,对于天下民众的支配与占有。唐代中前期,皇帝多在即位初亲行“南郊—太庙—籍田”一系列祭祀,象征皇帝继受天命与祖德而统治天下,是儒家宇宙论与天命观的彰显。玄宗创造“太清宫—太庙—南郊”的三大礼制度,使国家祭祀的焦点转向了皇帝神圣血缘的宣示;安史之乱后,随着唐王朝统治力的破产,籍田丧失了它的效力,三大礼后来居上成为唐代中期之后皇帝亲祭的标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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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真
中央民族大学高隽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尚书・禹贡〉五服欧阳、大小夏侯说考辨——兼论汉代博士章句之学中的师法家法问题》。高隽老师指出,在汉代今文《尚书》学对《禹贡》五服的认识中,围绕“中国方五千里”的师法经说,分别形成了欧阳、大小夏侯三种不同的家法论说。欧阳说见于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其核心特征是五服的范围与王畿不重合;大夏侯说为贾逵、马融所承继,主张王畿的范围与甸服重合;小夏侯说则载于《汉书·王莽传》天凤元年诏书之中,借助《诗经·板》的相关论述重新划分《禹贡》五服章的经文结构,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欧阳说,又不同于大夏侯说的全新解释。报告认为,梳理三家今文《尚书》学对《禹贡》五服的解释,有助于反思博士章句之学如何从一种师法分化增衍出多种家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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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隽
郜喆老师在评议中指出,石瑊老师所评介的马楠《经学导论》,将两汉经学史收缩于“章句”问题上,与今古文思路抗衡,由此形成了一本非典型的导论书,这是作者独具判断力与魄力的体现。王尔老师的问题意识与对话对象可能来自阎步克先生的经典论述,后者主要关注国家的组织形式与逻辑;以德政视角来看待汉代官制,确实可以看到周汉制度之间的延续性。李元骏老师指出王引之并非单纯误解郑玄,而是有意识地审视郑玄的解经方式;同时,王引之并未完全着眼于还原汉易,而是选择直接面对《易》的本义。李明真老师讨论的籍田礼,如果回到经典语境之中看,或许象征着天子与万民之间的公私关系。高隽老师对师法与家法的新解释提示我们,如果师法经说不允许被背离,那么师说本身或许承担了“经”的功能;同时,在这种师法与家法的解释框架之中,如何摆脱经学的自限性、挖掘其创新性,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五场
第五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主持,同济大学谷继明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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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志翀
暨南大学李旭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周礼〉首句郑注疏证》。他指出,桥本秀美先生认为郑学拥有体系性与随文性两个层次,并从随文性延伸出体系性。但是,郑玄在随文性之前是否存在理论预设,体系性之后是否具有义理指向?郑玄解释《周礼》首句“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时,存在与他处同文两解的现象。这与郑玄特别重视周公居摄五年这一历史节点有关,也构成了郑玄理解《周礼》的重要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赵永磊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郑玄礼学与北朝礼制》。他认为,陈寅恪先生、冈田和一郎强调北魏的礼仪制度源自汉魏故事及南朝新制,使北魏正统性不免具有“外源性”的色彩。郑、王礼学在北朝礼制中符号化,并提供了一种“北魏模式”。北魏郊庙制度成功激活了郑玄礼说中的周制,体现了北魏华夏礼仪的郑学化,释放了正统在魏的政治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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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磊
河北大学刘斌老师报告的题目是《郑玄历史谱系中的三统和五德》。他认为,郑玄根据三统改正说、五德更王说推定诸帝王的三统五德之运,妥善安顿了诸帝王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帝王谱与三统五德说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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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
清华大学陈壁生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无限宇宙与礼化天地——郑玄礼学的时空观》。他认为,目前郑玄研究主要有文献学、解释学、经世互证、思想史论述等几种研究路径,如何使郑学理论化后进入公共学术话语,仍是艰难的问题。郑玄的天地生成论述是无限宇宙论。在无限的宇宙中,礼是克服无限性、确定人的位置的根本方式;通过祭祀天地,确立人在空间中的位置,并通过以“亲亲”为本的礼制建设,确立生命在时间中的位置。
谷继明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旭老师试图说明郑玄的礼学建构具有具体内容和意义的义理指向,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形式,具有启发性;赵永磊老师从经学和现实的互动出发,有力地概括了郑玄学对北魏政治制度的塑造性和规范性,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考察;刘斌老师为非常复杂的三统和五德理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考察和说明;陈壁生老师则从宏观的角度升华了郑玄礼学,如何在无限宇宙中界定人的位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或许能从郑玄的礼学中得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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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场
第六场讨论由重庆大学黄铭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评议,共三位学者做了报告。
苏州大学顾迁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墙有茨〉传笺及后世异说平议》。他认为,通过分析《墙有茨》一诗的传、笺、疏,可以发现毛传比较简略,郑笺若要坐实诗人之志,便会有所增益。孔颖达以郑统毛,导致义理冗漫歧出。《诗经》诠释须兼综“虚”“实”两端,涉及文辞、事实与义理的综合判断。
中山大学樊波成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章句”“笺”“注”的演变与合流》。他认为,“章句”最初是因诗歌乐曲终止、声节停顿而来的文本划分。西汉中期以后,此义与“说”合流,成为附载全经、各章各句“先经后说”一一对应的文体。“章句”和“笺”“注”之间并非简单的前后相承关系,而是经历了体式并存、范式影响与文体合流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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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波成
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五经异义”看何、郑知识、义理之异同——以何休、郑玄为中心》。他认为,虽然《五经异义》未载何休说,但通过比较《五经异义》中的公羊说、何休《解诂》以及郑玄、许慎之说,可以发现其知识与方法上的趋同性。但何休坚守《春秋》改制之义,郑玄将其化解为历史陈迹,则是二者义理上的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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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杰
宫志翀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顾迁老师不仅读书功夫绵密,同时具备很强的方法论意识,序传笺疏的读法、《诗》独标兴体、前理解等问题都很有启发性;樊波成老师详细讲述了章句流变、合流的过程,具备借鉴意义;高瑞杰老师分辨知识方法与义理取向,有益于我们继续讨论晚清经学家的今古文之说。
会议总结
大会总结由重庆大学黄铭副教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高瑞杰代表主办方作总结发言。
高瑞杰老师首先代表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向远道而来的各位与会专家学者表达感谢与敬意。他指出,本届郑玄经学学术研讨会围绕单经研究、郑玄宇宙观与时空观研究、注经概念及语词考辨,以及相关学术史、思想史、制度史等重要议题展开讨论,充分展现了当今郑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此次会议带来的种种启示和思考,也会成为继续耕耘郑玄研究的起点。最后,高老师感谢了此次会议辛勤付出的主持人、评议人以及参与筹备的会务同学。明年为郑玄诞辰1900周年,他介绍了拟以纪念郑玄为主题、于潍坊市峡山区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郑玄经学学术研讨会,并诚邀各位专家学者再聚盛会。
来源:王超平、孙浩然、彭百骏、王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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