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石碑里的百年三国

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西安碑林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但是人的知识总是容易被某些程式化的思维所左右，长期以来，我都以为碑林最为耀眼的都是那些唐代碑刻：从石台孝经到开成石经，从“景教碑”到昭陵六骏……而对于其他碑刻的印象则寥寥无几。

我做三国历史研究，寻访三国遗迹，但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发现三国在长安留下的痕迹。毕竟三国是一个乱世，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在凉州军阀的蹂躏之下千疮百孔、一片哀鸣，自然无法与全盛时期的汉、唐相提并论，沦为了历史长河中的隐秘的角落。但不久前重访碑林，却通过四块碑林的藏品，颇为意外地揭开了三国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碑林博物馆的第三室犹如一个聚宝盆，集结了由汉至唐的历代碑石，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就是《熹平石经》残石。

两汉独尊儒术，天下读书人均以研习儒家经典为要义。但在东汉，印刷术尚未发明，书籍只能依靠手抄来传播，抄写则难免出现讹误与遗漏，而对于微言大义的儒家经典而言，一字之差往往谬以千里。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奏请朝廷校正经书，刊刻于石，得到汉灵帝的批准。刻经工作一直持续至光和六年（183年） ，共刻石碑46座，每碑宽约1.4米，高约3米，全部碑文约20万字。石经刻成后，立于京师洛阳开阳门外太学，供天下士子誊抄校正。据史载，石经刊刻之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成为天下学子的“标准教科书”。《熹平石经》开启了我国官方刻经的滥觞，在碑林第一室整室陈列的《开成石经》，正是唐人对汉人的承袭之作。

《熹平石经》刻于汉帝国崩溃的前夜，它那优美的汉隶之中，记录了这个王朝最后的辉煌。几年后，黄巾起义、董卓乱政接踵而至，为《熹平石经》书丹的一代文豪才蔡邕死于长安狱中，他的女儿蔡文姬更是流落胡地，乱世飘零。而《熹平石经》与他们的遭遇一样凄惨，这些宝贵的刻石在历次的战乱中被焚烧、被砸毁、被粗暴的搬运，以至于在唐太宗时期就已经十不存一，如今在西安碑林所藏的这块《熹平石经》周易残石还是1936年由爱国人士于右任捐献而来，此后因战乱又历尽坎坷，经过众多有志之士的保护才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熹平石经

我们已经很难通过这一块残石去想象大汉帝国的雄伟，但同样是在碑林第三室，一方保存极为完整的汉碑却让我们看到东汉末年的另一段传奇，那就是《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明万历年间在陕西合阳县发现，它的故事几乎紧接着《熹平石经》。就在《熹平石经》刊刻而成的次年，黄巾起义爆发，数十万人揭竿而起，腐朽的汉王朝摇摇欲坠，而当时的关中也受到了波及，合阳县郭家等人趁乱聚众造反，焚烧衙署。面对这一危急的形势，朝廷紧急从河西征调来一名叫曹全的官员担任郃阳县令，他上任后，平息叛乱、安抚百姓，恢复生产，兴建城郭，让郃阳一县物阜民丰，安居乐业。次年，这位堪称楷模的官员曹全病逝于任上，他的故吏和当地百姓纷纷捐资，于是就有了这通纪念其功德的《曹全碑》。

曹全碑

很多来碑林的人会为《曹全碑》上的文字所着迷，它那蚕头燕尾、曲中含直、极富波折之美的一笔一划，无疑代表着汉隶的最高峰，可是当仔细去读文字的内容，我们却能够看到文字背后一个王朝江河日下的落寞。站在碑前，我们都遗憾于1800多年前那位伟大的书丹者和杰出的刻工，竟然没能够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而联想到在《曹全碑》刊立后不久，关中再度沦为兵燹之地，我们更不由得牵挂着他们的命运，并意识到这座几乎一字不缺的《曹全碑》能够完好流传至今天，是多么地难能可贵。

曹全碑

与《曹全碑》面对面的《司马芳残碑》常被参观碑林的游客所忽略，它其实与一位著名的三国人物有关，那就是司马懿。这座碑是1952年在西大街广济街口修理下水道时无意中被发现的，虽然仅残存了上半部，但有限的信息还是能够清晰地告诉我们，这座碑主正是曾担任司隶校尉、京兆尹的司马懿之父司马防（“芳”与“防”或为异文）。司马氏一族在东汉一朝不过是名声并不显著的地方豪族，从司马防担任京官开始，这个家族开始在政治舞台的中央据有一席之地，直到后来，司马懿通过政变攫取魏国权力，祖孙三代四人接力实现了魏晋更替、一统三国的不世之业。这些历史的源起，恐怕都能追溯到这座《司马芳残碑》上来。

司马芳残碑

在《司马芳残碑》碑阴，刻着司马防生前的故吏，其中包括在史书上留名的韦诞、杜畿，他们则出身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族京兆韦氏、京兆杜氏，这两大家族在唐朝繁盛至极，出了不少皇后、宰相、大诗人，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称，以至于现在的西安南郊还有韦曲、杜曲的地名。这两大家族的先祖在汉末三国竟然都是司马氏的故吏，这足以见得司马氏在家族政治上的树大根深。

而就在《司马芳残碑》的斜对面，默默地立着一块字迹已经漫漶严重的圭形石碑，碑是前秦时所刻，碑主则是三国末期曹魏著名将领邓艾。邓艾是司马懿一手提拔起来的平民将军。他翻越崇山峻岭，偷渡阴平小道，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灭亡蜀汉的第一功臣，司马氏一统三国当有他一份功绩。但这位名将却在人生的巅峰时刻倏然坠落，为钟会所害，最终客死他乡，死后还背着叛国的罪名。直到晋初，由于不断有人为邓艾鸣冤，皇帝才同意为其立祠庙祭拜，这方《邓太尉祠碑》就是在陕西蒲城一座邓艾祠附近发现的。

邓太尉碑

《熹平石经》和《曹全碑》见证了汉王朝的衰落与乱世的开启，司马氏和邓艾则成为三国时代的终结者。重访碑林，我意外地发现，碑林第三室内的四块碑石串联起来的，竟然是一个有始有终、前后长达百年的三国史。而它们共同的交集，就是这座纵使暂时失去盛世的光辉，也仍在传承着中华文脉的长安城。

本文首发于《美文》杂志2021年第14期

成长

作家、编剧、书评人。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影视艺术学会会员、稲诚及所城市书店合伙人。

已出版作品《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这样好读的历史：三国争霸》《群雄逐鹿：彩绘三国演义》，制作音频课程《少年中国史》。

即将出版《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重返三国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