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石经》见证书法的革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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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末至魏晋，书法迎来了转折与革新的大时代。盛行了四百年之久的隶书走向巅峰，草、行、楷等新的书体则从隶书中脱胎并日臻成熟，诸多书法名家接踵而至。从传世的碑帖之中，我们得以感受到三国时代的文脉悠悠。

东汉末年，汉隶八分书正盛，最负盛名的书家是蔡邕。蔡邕，字伯喈，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他博学多才，书法隶篆皆工，且好辞章、术数、天文、音律，是一位全才。蔡邕在书法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主持刻制了《熹平石经》。

两汉独尊儒术，天下读书人均以研习儒家经典为要义。但在东汉，儒学经典只能依靠手抄来传播，难免出现讹误与曲解。汉灵帝时，担任议郎的蔡邕发现，学子们手中的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

熹平四年（175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与韩说、太史令单飏等，联名向灵帝提案，奏请正定“六经”文字。灵帝很快批准了这项提案，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浩大的刻经工程就此展开。

熹平石经残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成长摄

此次刻经由蔡邕主持，选定《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七部儒家经典正本，据《后汉书》载，这些经籍先由蔡邕书丹（用朱砂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编者注），再由工匠刻石。不过据如今流传的残石文字来看，字体不像出自同一人，书丹可能由蔡邕与多人合作完成。其文字是标准的八分隶书，字体方正，沉稳大气。

据载，石经共刻碑46座，每碑宽约1.4米，高约3米，全部碑文约20万字。刻经工作从熹平四年一直持续至光和六年（183年），历时9年方完工。石经刻成后，被立于京师洛阳开阳门外太学（遗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市佃庄镇）讲堂东侧，供天下士子誊抄校正。石经的刊刻在当时引发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史载“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石经成为天下学子的“标准教科书”。因为石经刻于熹平年间，故称《熹平石经》。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今文经学专讲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注重训诂复古。《熹平石经》全部采用隶书书写，属今文经学，为官方所推崇。到了曹魏正始二年（241年），当时的朝廷为了平衡今古文经学，下诏再次刻经。此次刻经仅刻《尚书》《春秋》与部分《左传》，共35座碑（一说25座），每碑高2米，宽近1米，立于太学讲堂西侧，是为《正始石经》。

与《熹平石经》不同的是，此次刻经同时采用篆文、古文、隶书3种字体书写，篆文即秦小篆，古文即秦之前所用古字，又称“蝌蚪文”。因此这一系列碑刻又叫“三体石经”。《正始石经》的书写者，有邯郸淳、卫觊、嵇康诸说，王国维等学者认为应为曹魏书法家多人书写。

正始石经残石 洛阳博物馆藏 成长摄

《熹平石经》与《正始石经》自刊立于洛阳后，便屡遭战乱损毁。董卓焚烧洛阳，太学荒废，《熹平石经》开始受到破坏。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竟取石经为建筑石料。东魏时期，权臣高澄将两部石经迁往邺城，但途中至河阳（今河南孟州）逢河岸崩塌，部分石碑坠入水中，至邺城已不到半数。隋朝定都长安，又将《熹平石经》迁往长安，其间多有遗失损毁，有的石经甚至被用去当作础柱。到了唐太宗时，魏征收集残存的两部石经，已是十不存一。

民国至今，陆续有石经残石出土，散佚各处。据统计，如今《熹平石经》残石共存9000余字，散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西安碑林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等地。《正始石经》残石共存2500余字，散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洛阳博物馆等地。

熹平石经残石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成长摄

三国魏的书法家，钟繇可谓首屈一指。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钟繇的书法体现着隶书到楷书的过渡，被后世尊为“楷书之祖”。张怀瓘《书断》评价他的书法：“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其真迹至东晋时已亡佚，后世所见钟繇书法多为临摹，现传世有“五表”——《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调元表》《力命表》。

《贺捷表》又名《戎路表》，记载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兵败襄樊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钟繇受魏讽谋反案牵连，遭免官在家，闻听捷报，即向魏王曹操上此表。钟繇在表中盛赞了征南将军曹仁在此次战事中的表现，也嘲讽了魏国的两名叛臣傅方、胡修死有应得。此表是楷书，但还保留较浓的隶书笔意，字形多呈扁方，横画、撇画、捺画伸展得很长。

钟繇《贺捷表》摹本

《宣示表》作于曹丕代汉称帝后，时钟繇已复出为廷尉，表中内容是钟繇劝说曹丕接纳吴主孙权的投降。《宣示表》从书法角度来看是一幅成熟的楷书作品，点画遒劲而显朴茂，字体宽博而多扁方，为后世书家所推崇。

钟繇《宣示表 》摹本

《宣示表》原帖早已亡佚，但有宋刻原石传世。相传《宣示表》曾由王导送给堂侄王羲之，王羲之临有摹本。南宋末年，权臣贾似道将王羲之摹《宣示表》刻成石。2009年，这件宋刻《宣示表》原石在一场拍卖会上亮相，被首都博物馆购入馆藏。石背面还发现有清代画家金农刻写的题跋。一方石头上竟然凝结了这么多名人的印记，可谓异常珍贵。

宋刻《宣示表》原石，首都博物馆藏，成长摄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发表于《中国青年报》2022年10月11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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