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0年前，南方人就过上了城市生活，比中原早了700年

城头山遗址全景空中俯瞰图

6000年前，大溪文化在高度发达的稻作文明支持下，就已经在澧阳平原建起了城头山古城 ，这是迄今为止所见的中国最早的城址。北方所见最早的古城是河南郑州西山古城，时间为5300年前，比城头山古城迟了700年。

城头山城址所在的洞庭湖西北岸澄阳平原，是一个与江汉平原连成一片，呈喇叭扇形分布的狭长地带，其东起洞庭湖西北岸，西至今石门县城，跨今石门、临澄、澄县、津市等县市，东西长约 100 公里，南北最宽处约 50 公里。澄水两大支流浑水和澹水分别从西北向东南和从北向南流贯而过后注入澄水。

徐家岗坐落于澄阳平原中部，地势总体是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但岗地在南端却突兀而起，形成了一座约 1 米高的小土阜，这就是在考古界赫赫有名的城头山古城址。古城东、南、北三面被一望无际的平原所环绕，西面濒临澹水河支流，澹水河由北向南而来，并沿着岗的南端转向东流，其中一支流绕城址东门而过，再折向东流去，汇入澹水。

城头山城址 20 略呈圆形，外圆直径 325 米，内径 314 ～ 324 米，占地面积 18. 7 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 8 万平方米。设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南门是陆上通道，北门是与护城河相通的水塘，东门是船埠，西门则是一个有一片开阔地的豁口，东西、南北大致对应。城址由护城河、夯土城墙、道路、房址、陶窑、祭台以及城门等构成，城内发现有人祭坑、祭坛、建筑夯土台基群、墓葬区、制陶区、人工堰塘等。城垣保存较为完整，远隔数里之外即可望见到它饱经沧桑的风貌。

城头山古城建在汤家岗文化层之上，在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曾有过四次修筑。

一期城墙修筑在6000 年前左右的大溪文化早期，直接筑造在原生土面上，呈丘状，墙基宽 11 米，墙体最厚处1. 5 米，外坡坡脚已处于徐家岗台地西缘，由红黑色黏土筑造，未见明显的夯筑痕迹；

第二次修筑在5800 年前的大溪文化三、四期，这次修筑在一期城墙基础上增加了高度，并将大溪文化壕沟填塞了一部分；

第三次修筑在 5300 年前的屈家岭文化早期，将大溪文化壕沟全部填塞，并在城外增建了 60 米宽的护城河；

第四次修筑在4800 年前的屈家岭文化中期。依第三期城墙内坡向东扩宽，底部东西长约 11 米，最厚处 2. 75 米。大溪文化壕沟因此与屈家岭城垣重合，宽 10 米，长 1000 余米。

大溪文化一期城墙只是简单的堆筑，二期则使用了夯筑技术，在城墙上还设有整齐的栅栏。在城南部分地段没有发现第一期城墙，而是串联起来的堰塘。堰塘北面临近内坡的原生土面上发现有三排栅栏柱洞，其大小、形制同东门豁口处第一期和第二期城墙的防御设施相同。城墙南门通道向北是一期城墙与门道，门道南边尽头设置有超过20 米的墙体，类似于后世的瓮城，用来加强门道与豁口的防守。

在南门处，发现一个“人工夯筑土台”，发掘者推测是屈家岭文化早期南城门东侧一个用于守卫的场所。 南门处还发掘出大溪文化早期的壕沟，壕沟外坡有用竖立木桩、芦席、横木条和子篾扎紧成篱笆状的护坡设施，保存十分完整。

壕沟内发现有一批榫卯结构的木构件。从木构件在壕沟中的位置和分布情况看，应是一座进出城垣的木桥遗址。壕沟中还出土了大溪文化时期的木浆、木艄以及包括象、鹿、牛、猪在内的 20 余种动物骨骸，还有包括稻、冬瓜、葫芦等栽培作物在内的 70 余种植物籽实。

城头山遗址周围 10 多公里范围内，还发现有距今约 8000 年的人工栽培稻遗迹和大量稻田实物标本，其中 40% 具有人工栽培的痕迹。这里发现的水坑和水沟等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灌溉设施完备的水稻田。这些遗迹、遗物表明，大溪文化早期以水稻为主的种植业、家庭饲养业等已经处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水平上了。

夯土城墙外有护城河环绕。护城河水主要来自南边澹水河，系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结合而成，具有集城市供水、护城、航运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可谓水乡泽国建筑的典范代表。

城内中心附近发现有屈家岭文化早期前段和后段两组房址。早期前段是一组平地起建的房址，其中最大一间面积约为 44 平方米。后段三座房址建在人工夯筑的台基上，其中一座是小型排房，中间为走廊，两边对称分布小房间，单个居室面积仅 3 ～ 5 平方米。一座是套房，前为餐厅，后为有四个连体灶的厨房。编号为 F 87 的房址规格最高，坐北朝南，室内面积达到了 63 平方米，但房内无陶器、灶具等生活设施。房外还设有廊檐。

城头山房址

对于此组房址的功用，专家意见不一，有的认为是礼仪性建筑，有的认为是祖庙，还有的认为是首领从事政务的宫殿，如此等等。

城头山城墙外坡发现一座浅坑墓，墓主是一个依外斜坡躺着的成年男性，发掘时墓主呈被捆绑姿态，尸体在坑内，头伸出坑外，坑内有填土，墓坑所压是大溪文化一期城墙筑土，推测为修筑一期城墙时奠基祭祀活动中的人祭。

城内偏东一带发现有属于大溪文化第二期的墓葬数十座，时间约为公元前 4000 ～前 3800 年。其中既有随葬品丰富的直肢葬墓，又有不见任何随葬品的屈肢葬墓 —这些墓大都环绕在其中一座大墓的周围。屈肢葬墓主，有的被捆绑着，有的身首异处，还有的入葬前就被截断了左上肢和右下肢，意味着氏族内部成员之间已经出现了身份和地位的变化，这些人殉或为家奴，或为战俘，其地位身份较为低下是可以肯定的。

将这些墓葬现象与城址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出城头山古城社会已呈现出较明显的阶级分化，居民和外围部落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

城头山遗址东部建有 3 个近似圆形的祭台（坛）。其中两个祭台边沿都有烧砖垒筑的约 30 厘米高的边墙，边墙内是用纯黄土堆筑的土台，中间高四周低。周围分布有祭坑，其中三个祭坑是比较大的浅平坑，里边均放置有大块“祖”形砾石。这三个坑之间的距离大致相等，分布在一条直线上，处于祭台西北、东南最高脊背上。发掘者认为，这种大砾石可能就是后来“祖”的象征物。

祭台旁边是一座男性大墓，随葬有 30 件器物和一个儿童脑袋，四角还陪葬有 4 个屈肢墓。大墓与祭台设置在一起，是文明时代祭坛的特征，暗示此祭坛在祭天、祭祖的同时，也有祭祀已故首领的功用。城头山大溪文化早期大型祭坛，是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现时间最早的祭坛。

城址内不同部位还发掘出 10 座陶窑，其中有 7 座位于城址中部。在这些陶窑内发现有数量不等的红烧土块堆积、灰坑和灰沟等，其中红烧土块堆积发现有三处，土层厚 15 ～ 20 厘米，有大块也有小块。

这些红烧土块中看不到编竹和木柱等墙骨痕迹；土层上部和底部颜色纯正，无火候不均现象。发掘者推测是砖的前身，或可称为早期烧砖 ，这也是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烧砖。邻近陶窑的地方还发掘出了多座属于大溪文化第三期的简易工棚一类的建筑，仅见柱洞，不见基槽。这些简易工棚一类的建筑和陶窑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制陶区，规模宏大，设施齐全。

放眼整个澧阳平原，在以城头山为中心，东西长 100 多公里、南北最宽 50 多公里的区域内，已发现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址 300 ～ 400 处，仅城头山周围 5 公里范围内就发现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址 20 余处。

除此以外，城头山东南 2 公里处还有著名的彭头山遗址，西南约 4 公里处有胡家屋场遗址，这两处遗址分别是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的代表性遗址。这些遗址成群出现表明，城头山古城不仅在这一地区的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处在这一聚落群的中心位置上。

如果从 6000 年前大溪文化开始筑城、壕算起，直至 4000 年前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城头山古城没有间断地使用了大约 2000 年之久，这一特殊场景，举世罕见。

考虑到城的最初出现一般是出于安全防御的需要，城头山一期又恰恰出现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中原后岗一期文化残部败退江汉平原之时，而且城头山城址还有大量人殉一类战争痕迹，不排除城头山古城的崛起和后岗一期文化残部败退江汉平原有关。

——摘自李琳之：《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有增删，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李琳之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

本书利用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并辅之以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半坡、后岗一期、西阴、大汶口、红山、凌家滩、良渚、屈家岭和龙山等诸多考古学文化族属之谜，梳理出了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东夷和南蛮三大集团成长、发展、壮大，以及相互之间交往、冲突和融合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炎、黄、蚩尤及其之后颛顼至帝尧各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首次系统地还原了早期中国诞生之前这1700年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还原了中华文明滥觞、形成和发展的璀璨历程。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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