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的阳谋和阴谋：在对商纣的瞒哄欺骗中，让自己壮大起来

传为商纣囚禁周文王的河南汤阴羑里城

周文王被商纣关了7年。可以想象，在这7年的时间里，文王随时都面临着被杀戮的风险，所以，为了活命，他不能英勇无畏，不能坚贞不屈，他得“趋炎附势”，得向纣屈首表示“耿耿忠心”，他还得设法让他的手下大臣闳夭等人到处寻找美女、骏马和其他一些珍奇宝物，通过纣的宠臣费仲献给纣。

文王最终如愿以偿，赢得纣的欢心，将他释放。当然，释放周文王可能还有来自诸侯的压力，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就说：“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

文王虽被纣释放返回周地，但他知道，纣并没有从内心深处相信他，以周及其盟国目前的实力看，根本不可能同商抗衡，如果自己不小心露出马脚，就会前功尽弃，重演前番悲剧。所以，他深深地把推翻商王朝的宏图大略埋藏在心底，竭力做出对纣忠心耿耿的样子。

返周的第二年，亦即帝辛三十年春天，文王说服归附他的诸侯随他一同到商都给纣进贡请安。

为了进一步麻痹纣，文王又在周原“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胸无大志、贪图享乐的样子。纣大为高兴，认为文王惧服了他，就长舒一口气说：“周伯昌改过易行，吾无忧矣。”于是“命文王为西伯”，并慷慨“赐之千里之地”。纣对周文王彻底放下心来，遂集中全部精力转身征伐东方的夷人势力。

文王一举双得，也是喜不自禁，回到周原后，还特意将此事通过祭祀形式上禀先祖——周原甲骨卜辞中就发现了“册周方伯”字样。

博取了纣的信任，周文王开始进行战略大布局，将势力向商王朝鞭长莫及的南方和西南方推进。这一带，包括江淮、江汉和西南巴蜀等后来都先后归附文王，成为周的重要盟国。《诗·国风·汉广》云：“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

周文王对南方江淮、江汉流域和西南地区的经营，从战略上看是要对商王朝从西北、西和南三面形成一个半包围圈状态，但还可能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打通江汉，进而与地处长江下游的吴人联结，策反东夷——吴国开国领袖太伯，是周侯季厉的大哥，也就是周文王的大伯父。

文王在通过怀柔政策和武力征服南方的同时，也在西方悄然扩充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先后“侵孟、克莒、举鄷（丰）”，纣闻此消息，又对文王产生了怀疑，文王得知，赶忙前往商都，主动把原来属于周人的“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献给纣，但希望他能够废除炮烙之刑。

文王一箭双雕，既消除了纣的怀疑之心，又免去了百姓的酷刑之忧，收获了民心。其大智慧让 500 年之后出生的孔子都赞不绝口：“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在“修刑”的基础上，文王又以“爱民”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最大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得到国内各个阶层人民的广泛支持。

在商纣暴虐淫荡、滥杀无辜的对比下，周文王道德君子的形象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天下人的注意。周文王的威望愈来愈高，甚至就连诸侯之间出现一些纠纷都会跑到周邦找文王来评判说理。

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是，当时居地在周国附近的芮、虞两国人起了纠纷，双方争执不下，竞相去找文王评理。结果进入周国后，发现周人种田时都把田界让着对方，还有谦让长者的优良风气。芮、虞两国人看到这种情景，都有些惭愧，就说：“我们所争，正是人家所让。还去找文王干什么，只会自取其辱啊！”于是双方互相让步，携手而归。“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平虞芮之讼事件不只说明文王以德服人取得效果，文王“受命”已是人心所向，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周人因此而得以控制潼关崤函一带的天险，对商人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压倒性战略优势，文王公开“受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彼时，伯夷正躲避纣，住在遥远的北海之滨；太公姜尚住在偏远的东海之滨。两位都是天下闻名的贤能人士，听闻文王敬老爱幼，有贤明之名，就都不约而同投奔文王而去。孟子说：“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

姜尚就是姜子牙，其先祖曾做四岳之官，辅佐夏禹治水有大功。舜、禹时被封在吕地，所以又称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记载，姜尚到西地后，打听到文王近日有出猎之行，遂在文王必经的渭水之滨磻溪装作垂钓，以期同文王相遇，得到文王的赏识。

文王出行，果然在渭河边上遇到了姜尚。两人交谈一番后，姜尚的文韬武略，让文王大为折服。文王喜之不胜，对姜尚说：“我先君太公说过，一定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而兴旺发达，说的就是您吧。我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文王遂拜其为太师，尊称太公望。

姜太公钓鱼

文王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更多的贤能之士趋之若鹜，史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这让周文王如虎添翼。

商末，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榨，奴隶不堪忍受便纷纷逃亡。甲骨文中就有许多“丧众”一类的记载。这里的“众”就是奴隶，而“丧”就是丢、损失的意思。

周文王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自然要保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因此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保护奴隶主利益的法律条文，核心内容是“有亡荒阅”，意思是发现奴隶逃走，就要大规模地展开搜索。不管谁抓住逃跑的奴隶，都必须归还原主人，任何人不许擅自收留。文王此举得到了奴隶主的拥护，也得到了当时各诸侯国的支持，这为他赢得了更多无形的政治资本。

在设法使自己好起来的同时，文王也不忘玩儿阴的让敌人烂下去。

《韩非子·喻老》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有玉版，纣令胶鬲前往索取，文王不给。纣又派费仲到周来求取，文王就给了费仲。文王为什么不给胶鬲而给费仲呢？文王认为胶鬲贤能而费仲无道。

他采用的是离间计。《韩非子·内储说下》一语道破天机：“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令之谏纣而乱其心。”

西汉刘向所著《酆保解》记载，文王对殷商采取了四蠹、五落策略。虫生木中谓之蠹，四蠹就是用四种手段促使商王朝从内部瓦解：用珍奇古怪之物来诱惑他；用不着边际的言辞欺骗他；用大兴土木的方式令其劳民伤财；用鬼神灵巫令其视眩听惑。

五落是：表白忠贞，使纣感到尊贵，让他满意，不再提防自己；择机争取殷商贤人为周所用；取信于殷商侨居人口，使他们归附周土；收买殷商的巫师充当间谍，向周方提供商朝的机密情报；传播自己的美德，使迷妄者能看清商纣的恶行。

四蠹、五落显然都是文王悟道后所采用的阴道谋略，就是要用假象迷惑纣，用恭顺的态度使纣失去警惕，造成商人的内耗，并且从外部挖其墙角，争取商之贤人为周所用。

帝辛第 32 年，亦即姜尚投奔周文王的第二年，位居今甘肃灵台县一带的密须国出兵侵略阮国，文王以道义为名，果断率师讨伐密须，密须抵挡不住，于次年降周。周文王伐密须之举，不但为他进一步赢得了道义人心，得到大多数诸侯的拥戴，更重要的是，他因此又博得纣的信任，并授予他专征伐大权 。

这意味着，周文王从此以后拥有了不需要经纣同意就可以征伐其他诸侯方国的权力。这在周人剪商的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周文王扭转了逆境，获得了拓展实力的良机，为以后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王伐密须取胜后，驱使密须国的奴隶建造了一座祭坛，称为“灵台”。随后又在灵台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隆重庄严的“军礼”祭祀，以此祭天慰民。灵台故址在今甘肃灵台县城，是个较大的建筑群，以灵台为主，附带包括灵囿、灵沼、辟雍等。慰民就是“与民偕乐”，甚至“恩及鸟兽”。祭天慰民寄托着周文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也包含了他想对外表达“受命于天”的真实想法。

问题是，怎样才能让天下知道，他周文王就是以周代商的“真命天子”？

也就在此前后，一件荒诞但在当时又可俘获人心的传说在诸侯国间不胫而走：一只赤红色的鸟儿衔着玉圭，降临到周人的祖社上，“啾啾啾”地鸣叫着说：“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

随后不久，周文王的王后太姒宣称说，她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商朝的宫廷长出了荆棘，还梦见太子发从周的宫廷里取了一棵梓树种在宫中，结果变成了松、柏、榆、柞四种树。

文王听说后，赶快把太子发召来，让他到明堂去慎重地占卜一下。明堂是古代帝王所建最隆重的建筑物，用作朝会诸侯、发布政令、秋季大享祭天并配祀祖宗的地方。太子发占卜的结果是大吉：“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就是说，皇天上帝将把商朝的政权赐予周文王和周武王。

为寻找“代商”的天命依据，周文王可说是费尽了心机，周人不仅借此“扬梦以说命”，用天降“赤鸟衔圭”的祥瑞昭示其接受天命的合法性，而且还通过“灵台”以及设在周原成汤等商先王的庙宇以祭祀的形式同上天和商先王直接对话，从而获得“天命转移”的正统依据。

仅此还不够，在迷信盛行的殷商末期，倘若没有天帝具体形影的耳提面命，普罗大众终归还会是半信半疑，于是，天帝就真的现身了，还对文王有了面对面的训示：

——不要徘徊不要动摇，也不要去非分妄想，渡河要先登岸才好。

——你的德行我很欣赏。不要看重疾言厉色，莫依仗刑具兵革。你要做到不声不响，天帝意旨遵循莫忘。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云遮雾绕中，“真命天子”赫然现身。《尚书大传》云：“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声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听。命则行，禁则止，动摇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

“天乃大命文王”实际上是确立了周在西方各国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标志着以周为核心的反商联盟的最终形成。时为公元前 1058 年，距文王继位称王已经过去了 40 余年。

潮起潮退，日落日升，同东方的天子与帝呈现强烈对比者，“乃是新兴的周民族与新兴的德性上帝正从西方崛起。这个德性上帝的名称甚至有了另一个名称，虽然他不是崭新面世，却是由隐而显地出现于历史的舞台。‘周’这股新兴的政治势力同时也带来新兴的宗教概念‘天’，一个道德性的上帝正照耀着中土大地。这个新兴的上帝在祭典中，传达出新的讯息。”（杨儒宾：《殷周之际的纣王与文王——新天命观的解读》，《深圳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

——本文摘编自李琳之《晚夏殷商八百年》，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有需要者，可参读原著。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前中国时代》入选商务印书馆官方发布的“2021 历史好书 60 种”榜单。

《元中国时代》入选“2020 百道原创好书榜年榜·人文类 ”，同时在 2020 年 “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好书读者投票评选”活动中获得第二名，在“历史的回响”类别中高居榜首。

《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