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想当官呢？这个问题把苏联折腾得很惨，列宁都几乎破防

伟大的“十月革命”发生后，有这么个小插曲被史书记录在册。

沙俄帝国首都圣彼得堡的一家工厂里，一群布尔什维克正在秘密集会。提起沙皇制度的腐朽统治，与会者们同仇敌忾，纷纷破口大骂，看那架势，如果尼古拉二世此时不小心走进这个房间，怕是要被当场剥皮抽筋。

巧的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突然收到电报，称尼古拉二世已答应退位。

原本革命胜利是一件值得欢欣的好事情，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大伙儿非但不庆祝，会场反倒陷入了沉默。刚刚还义正言辞批评沙皇制度的人，有的竟然低声痛哭起来。

当然，这并非是在说他们是虚假的革命者，只是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推翻沙皇制度”的宏伟目标，却并没有做好这一天到来的准备；甚至有人压根就没想到它会被实现。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许多年里，这种状况依旧普遍存在——内部的不团结、群众的不信任、地方和中央的斗法等等因素，都让羸弱的新政权显得摇摇欲坠。它的恶劣影响造成了许多麻烦，把新政权的领导者们折腾得焦头烂额，列宁甚至无奈得差点摆烂。

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大会上，列宁宣布：“事到如今，我们只有让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来替劳动群众实施管理……”

这话换个通俗的说法：暂时不鼓励基层民众参与政治了，眼下谁站在高位，就继续让这些人当权。

这话听起来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实则充满了沮丧与无奈，言外之意：我也实在没辙了，你们爱咋地就咋地，由它去吧！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苏俄高层中，最先发现并反映问题的是“人事主管”卡冈诺维奇。政权建立后，新的政策要被下达到基层，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就让他哭笑不得——不知什么原因，政令像是自己长了腿一样，传到半路就跑了。

不管怎么折腾，命令都很难传达到基层，更别提如何推行了。

经调查，卡冈诺维奇发现了问题所在：“去登记分配部门一查，到底是谁在管理农村，居然连一点资料都没有！”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高层此前并非没有组织过调查，可有关这些调查的记录是一点儿都没查到，说明调查可能压根就从未发生过。

上述足以说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当局对基层的管理是完全瘫痪的。

面对这样的状况，列宁同志起初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他看来，俄国就像是一个重症患者，即便下了猛药，药效发作也得有段时间不是？

眼下要做的就是组建起忠实可靠的干部队伍，船到桥头自然直，只要脊梁骨坚挺起来了，国家很快就会步入正轨，而这个问题是最不用担心的。

众所周知，俄国民众被腐朽衰败的沙皇制度压迫太久，穷苦大众被贵族踩在脚下，过着望不到头的苦日子。俄国可是一个拥有亿万人口的大国，眼下突然给所有人一个当官的机会，大伙儿还不得挤破脑袋？

列宁表示，在这个问题上马虎不得，宁缺毋滥，咱们一开始把目标定得小一些，就培养5000名干部吧！

他把一切构想得很完美，可结果却傻了眼。

当时，苏俄当局以全民普选的方式选举干部，无论身份贵贱，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张效力相同的选票。投票开始后，大伙儿也表现得相当积极，似乎对参与国家建设充满了热情，可当统计结果出炉，领导者们被气了个半死——最终胜出的那部分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好货色，大多是三教九流，其中甚至还有罪犯！

出现这种奇葩状况，问题主要有两点。

其一，正如先前所讲，沙皇倒台得太快，民众对苏维埃政权缺乏了解，没什么信任。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在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下，许多人甚至仍愿意效忠尼古拉二世，对新政权充满猜忌乃至敌视。

倘若把视角切换到普通人身上，问题就很容易理解了：您看，沙皇好端端地统治这片土地几个世纪，结果新政权一来就把沙皇全家给突突了。对“大人物”尚且如此，谁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置咱们这些无名小卒？

不仅如此，大伙儿还听说当局找了个一群人，穿上深颜色的皮衣，自称是什么“契卡”，一言不合就闯进别人家里抓人。咱还是别掺和了，老老实实过平静日子得了。

其二，事情也坏在了人们的私心上。

事实上，当时俄国社会中也有不少心怀远大抱负、踏实能干的年轻人，不过当他们展现出自己的上进心后，非但没有得到周边人的支持，许多人甚至只是抱着“你不能混得比我好”的狭隘心思，故意把票投给了其他人。

另外，投机者们略施小恩小惠，就从穷人那里换到了大量选票。

总而言之，这次实践让苏俄高层充分意识到，就凭眼下俄国民众的政治素养，太过强调“民主”反而会让局面更乱。为此，高层转变策略，决定深入基层考察，亲自敲定值得被提拔培养的好苗子。

乍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可情况却变得更加糟糕。

政权刚建立，高层要处理的事情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便把挑选干部的任务分配给了地方。此举无意间赋予了地方政府极大的行政权力，各方势力从利益的角度出发，都希望能把更多的“自己人”送上去。

别看现在选拔的是基层干部，二十年后，他们就是这个国家的掌管者！

这就像是刮彩票，自然是买得越多，刮中大奖的几率越大。结果在短时间内，当局就拿到了一份长长的名单，人数远超预期。

当然，高层也不糊涂，对挑选上来的人设置了考核。由于人数众多，考核也就非常严苛，年轻人都以普通公务员的身份被下放到最偏远、最贫穷的地区，纵使是国家的“接班人”，他们手中也没有任何权力，只能任人使唤。

果然，艰苦的磨炼像是一面照妖镜，妖魔鬼怪全都现了原形。

起初，大伙儿都被许以荣华富贵，许多人期待着升官发财，可现实却恰恰相反：这官是当上了，怎么比过去做农奴还受罪？

没多久，这批精心挑选的“好苗子”大部分都当了逃兵。根据列宁于1920年提交的《告俄共地方组织书》：“按照计划，我们本应动员5000名基层干部，但到现在为止，响应者只有1000人。”

状况大大出乎预料，列宁显然对此十分沮丧，将当下处境称为“危急关头”。此后，高层再次转变策略，主动放权，让各州政府负责培养干部。莫斯科则定期考察，从中挑选佼佼者。

虽然这套干部培养体制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加高效，但它也促成了各地的官僚主义。一些地方政府故意将能力出众的年轻人藏起来，同时对一些善于经营和内斗的人大肆包装。这些人被送去莫斯科后很快就原形毕露：论权斗，个个是好手；谈能力，大多是庸才。

这导致了后来苏联高级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下滑，国家陷入危机时，他们无能为力。

此外，苏俄高层在干部的培养上也存在很大问题。他们不能做到“人尽其才”，即便是真正的干才，也常被调到并非他们专长的职位上，导致许多本可大有作为的青年才俊渐渐沦为平庸。

1923年，卡冈诺维奇无奈地承认：“毫无疑问，当下我们在用人问题上正处于彻底的混乱中……”

再后来，斯大林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重新定义了革命群体和革命事业，强调干部不能躺在温床之上，要重拾“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的艰苦作风。为此，他花大功夫整肃了干部群体的风气。

为让干部心无旁骛地为国出力，不必在物质生活方面花费心思，同时也为确保对他的忠诚，斯大林采取了“高薪养廉”的政策，为干部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即便是基层干部也能获得可观的津贴。

可事实证明，人的欲望是条填不满的深沟，这番尝试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倒把苏联引向了另一条危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