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钊 | 法院档案里的700位北平妇女：战乱年代的婚姻逃亡与生存智慧

新书出版是件令作者兴奋的事情，它标志着一个研究课题终于完成了学术生产流程并与读者见面，我期待着读者的审视、洞见与批评。本书的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与中文版面世相隔10年，这也留给我很多时间反思书中关注的诸多学术问题，比如理论框架、历史中的个人经验与历史研究中的叙事结构之关系、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的预设，以及性别和阶级对个人生活实践的影响等。这些问题也是我在研究过程中经常思考的内容，我很高兴能借中文版出版之际，在此与读者分享一些理论思考与材料研读的心路历程。

我想有必要说明我的史学研究动因。我希望大家注意以下几个名字，他们是白凯（Kathryn Bernhardt）、苏成捷（Matthew H.Sommer）、白德瑞（Bradley Reed）、戴真兰（Janet Theiss）和作为法律社会史学家的黄宗智。这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为中心的新法律史研究团队。他们广泛使用保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以及四川《巴县档案》《南部档案》、河北《宝坻档案》、台湾《淡新档案》等清代中央和地方司法审判档案，将立法与司法运作放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之中，以解读时代的兴衰，还原普通民众的个人生活。苏成捷曾经概括了新法律史研究的旨趣与特色：

相对于特权精英阶层，我更关心的是历史中的普通人和小人物，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想法，以及他们对历史的推动力。在法律案件中能找到很多关于这些普通人的资料，在别的地方都没有，这也是我多年来钟爱法律案件的一个原因。

这里提到的“普通人和小人物”的视角，是我开展这项研究的初衷。我也希望通过写作，“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想法，以及他们对历史的推动力”。

于是，我从2003年起，开始在北京的档案馆查阅民国时期北京地方法院的刑事审判档案，特别关注“妨害婚姻家庭”类的庭审材料。在阅读和抄录各种相关案件材料时，最吸引我的是生活在老北京街头巷尾的下层妇女，以及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我希望回到历史现场，倾听当事人的诉说，追寻她们的身影，理解她们的抉择，讲述她们的故事。我对历史生活经验的关注，远远超过我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在近3年的查阅档案工作中，我抄录、复印了400余件刑事案卷材料，最终选取了20多个案例，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叙事线索。在此，我要特别感谢这些材料中涉及的700余位有名有姓的妇女，她们生活在战乱时期的北京，囿于文化水平，不能用笔记述自己的生活。但是，她们的足迹与声音留在了尘封的法院案卷中，让我们得以看见她们游走于家庭、婚姻、道德和法律边缘的生活片段。

我的首要任务是将这些细碎的生活片段和杂乱的声音文本拼接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依稀能看到她们忍饥挨饿时的一份苦楚，感受她们离家出走时的些许无奈，体会她们再婚改嫁时的某种期待，还能辨别出她们面对法官和警察自我辩解时那点狡黠的目光。坦率地讲，我无法改变作为21世纪的历史学家与生活在20世纪初战乱时期北京的普通人和小人物之间的时光差距，也无法改变我接受的西方史学训练的背景与我所试图了解的北京下层妇女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是我希望倾听她们的诉说，贴近她们的生活，勾勒她们的情感历程，讲述她们的故事。

妇女离家出走、弃夫潜逃等，并不是20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新现象，至少在明清时代就已经存在。在西方中国史学界，最著名的弃夫潜逃案例是史景迁所著《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一书中的妇人王氏，意大利的清史学者宝拉·帕德尼（Paula Paderni）也有专文研究清代刑科题本中出现的妇女弃夫潜逃问题。对此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考苏成捷的新著《清代的一妻多夫与买妻卖妻：生存手段与法律制裁》，那里讲述了很多18世纪中国的光棍、买妻卖妻、共妻等问题。这些现象背后的家庭权力结构和社会道德习惯，都直接关乎20世纪40年代妇女生活的社会背景。

我所要强调的是，妇女离家出走、弃夫潜逃的行为并非“现代性”的表达。或者说，40年代的下层妇女并不需要从新文化运动和女性主义那里找灵感和动力，那些不见于纸面，却流行于社会之中的“潜规则”已经给她们提供了一套应对危机的策略。这些下层妇女是在法律和制度的空隙内谋生活，其生存手段让她们与国家保持一种逃而不离的关系。对于她们那些基于本能的日常生活行为，我不想赋予太多的、超出当事人理解范围的政治内涵，我只希望能在下层妇女的言行中发现她们的内心世界，并对她们的想法与抉择保持理解和同情。

下层妇女的生活不仅展现了她们的生存手段与情感历程，还为我们勾勒出国家权力在城市基层社会持续扩张的历史脉络。清末开始的户籍改革、警察制度改革、司法改革、婚姻登记制度改革，凡此种种，都是国家建立官僚管理机构，强化行政管理手段的基本例证。市政管理对下层社会民众影响深远，特别是战争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治安的高度重视，更空前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很多涉案的妇女可以逃离家庭和婚姻，却无法逃脱细化并付诸实施的户口查验制度和常态化的巡逻制度。应该说，妇女犯罪、被捕、受审、获刑等，并非20世纪以来的新现象，但此时国家机构应对犯罪的侦讯手段与惩戒能力，已经获得更大的发展。如果再考虑到当时北京施行的粮食配给、居住证、身份证等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行政权力在诸多私人生活场域内与普通妇女的“亲密接触”，并对她们的生活造成深刻影响。对于下层妇女而言，抽象的“国家”并不存在，至少我没有从她们的口供中发现任何有关的表述。在她们的生活中，“国家”具体体现在各种行政管理者和一系列行政管理措施之中。清查户口的警察、站岗巡逻的宪兵、登记婚姻的文书、发放配给的保甲人员、主持庭审的法官和发动群众的干部，都是抽象“国家”概念的具体化身。妇女与政府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就是在一次次的户口登记、居住证发放、婚书验证、配给口粮核发以及法庭调查和审判过程中被不断定义和实践的。

国家权力运作的另一个重要场域是文化道德改进，也就是清末以来经常见诸报端的“风俗改良”“家庭改良”“婚姻革命”等口号背后的各项改革措施。这里就出现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实践和生存手段与政治和改革对下层民众的期许之间的多重紧张关系。试举一例说明语言表达层面的口号与实际生活的冲突：当法官问曰“结婚”，妇女答以“找主”，我们可以通过此处用语的差别想见两者对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不同设定——前者强调夫妻双方应相互扶养，后者则凸显了妇女的经济依附地位。我们所熟悉的女性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口号，例如“女性独立”“男女平等”“个人自由”“社交公开”等，既非下层妇女的思想诉求，亦非她们的行动指南。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国家倡导的行政管控与文化改造的效果并不一致，前者显而易见，而后者并不明显。这种差距也进一步激发了国家将自身视为“管理者”与“启蒙者”的双重努力。

以上是我的一点学术总结，希望对读者了解本书的研究旨趣与写作路径有所帮助。

如序言开篇提到的，学术研究本身是学者个人的学术创意，但这个研究过程仰赖同仁、评审、翻译、编辑等多方构建的学术共同体。我非常感谢上海教育出版社将本书收入“历史之眼”译丛，使我有机会将研究成果分享给中国学界与读者。在翻译与出版过程中，我首先要感谢译者。本书翻译的工作几经易手，首先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几位研究生，特别是汪闵、王奕涵、张媚等，他们利用课余和暑假的时间，对本书的若干章节做了初步翻译。接下来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由孔祥文女士接手并完成。孔祥文是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求学期间的同班同学，她为人豪爽大度，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近年来，她在学术翻译领域成绩斐然，先后翻译了《甲午战争：一个意大利人的记述》《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她扎实的史学研究功底以及深厚的学术翻译能力与经验，保证了本书的翻译质量。我在此深表感谢。

就出版而言，我最先是从姜进教授那里了解到“历史之眼”译丛。姜老师在城市史、文化史、妇女史等领域深耕细读，不仅培养了一代中国青年学者，还致力于中西学术交流，用研讨会、译丛书系等架设学术沟通的桥梁，建立跨国与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我非常有幸能成为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经姜老师介绍，我先后结识了林凡凡、余璇两位编辑，她们为本书的翻译与出版付出了辛苦努力。上海与圣路易斯有10小时的时差，我经常会在上海的深夜或黎明时分发出问题或做出回答。这都不在她们的工作时段，但是两位编辑总能及时回复。这不仅加快了工作的进度，也经常让我想象我们是同处一城的工作伙伴，可以无时不刻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最后我想说的是，从研究、写作、英文出版，到翻译、中文版出版，本书历经20年，与我相伴始终的是我在霍普金斯大学的老师与同学，是我的父母与好友，是我的夫人李淑萍，还有亲爱的马愷洋同学。你们所给予我的友情与亲情，伴随我留学、工作、研究、生活的每个阶段，谢谢你们！

本文为《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中文版序，标题为编者所拟，感谢 万镜MirrorForest |上海教育出版社 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