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迫害我！他们让我跟农民和工人一起劳动！”

本文首发于去年6月，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已经无法查看。不过为啥我又想起来去年这件事呢？因为昨天刚说了武大杨某媛诬告事件（同样由于众所不知……），而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嘉峪关选调生这件事，同样是武大毕业生。

看了嘉峪关当“逃兵”的武大选调生那篇矫情的长文，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把在条件稍微艰苦地区工作类比为“黑奴”“妓女”这种屁话，还有把条件不如大城市地区的妇女叫做“野妇”，不知道是什么傻逼的优越感泡出这种离谱的小布尔乔亚巨婴来。

本来啊，我是说我本来，看到这个新闻，还以为这个选调生要讲一讲小地方政治生态的问题，就像当年北大博士写那本经典的《中县干部》一样——比如讲一讲地方的封建化、宗族化，讲一讲地方关系网对于外来人员的排斥，讲一讲没有背景的基层公务员所面临的困境——诸如此类的问题。

因为我还是太善良了，觉得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硕士，又是选调公务员，怎么也得“必有高论”吧，结果这种东西从头到尾就是呻吟出了一整篇“粗鄙之语”。甚至她导师也是，粗鄙之中的粗鄙，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于不那么发达地区的歧视、对于不那么富裕群众的歧视。

她跟她的导师真应该庆幸生在了“好”时代，这要往前推个五六十年，就会有人用铜头皮带为她们提供动力，让她们好好翻译翻译什么TMD叫TMD“野妇”。

我想起了两年前看过的一部剧《人世间》，有个情节大致是这样的：跟郝冬梅一起下乡的女知青，因为挤牛奶的工作冻伤了手，然后她哭着抱怨道“我这手本来是应该弹钢琴的，但是现在却用来挤牛奶”。

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掀桌子：可去他妈的吧，你喝的牛奶不是用人手寄出来的吗？你的手就该弹钢琴，农民就活该给你挤一辈子牛奶？

太多的所谓的“伤痕文学”作品都是这个调调：知识青年们说他们受到了迫害——因为他们被“发配”到了农村，跟农民一起劳动。凭什么啊？农民就活该干一辈子农活吗？

在一系列“伤痕文学”中，总是强调去的地方多么艰苦、多么贫瘠、多么难以接受……但这些描述中有意无意忽略了一点——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有人住的，他们也都是新中国的人民啊，咋有人能住你就不能住呢？

更进一步地思考，你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享受了城市优良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教育，这就是赢得的吗？

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有一种不严谨的概括，叫“农业支持工业”，其实这是刻意扭曲本质，本质应当是“农村输血城市”。在城市中，有大量的本不属于工业部门的——官僚集团、旧文人、知识分子，享受了大量来自农村的转移支付，让他们过上了高于新中国平均水平的生活。

我在这篇文章中讲解过，在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的时候，我们走过一段“精英路线”“士大夫路线”，当时给城市“士大夫”群体发福利都发到通货膨胀了，有一个顺口溜讽刺：“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手里拿着高级纸，拉了一泡高级屎。”——全是“高级”二字，就能体现出人民的不满，明显你们是“高级”我是“低级”呗。

毛主席回归一线后，特别对于那几年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不满意，认为只满足了15%城市人口的医疗需求，怒斥其为“城市老爷卫生部”。于是下达著名的最高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一指示也称作“六二六”指示，被看做是“赤脚医生”的由来。这也是毛从退居二线到重回一线之后，对前几年“重视城市、牺牲农村”“士大夫贵族主义”的路线方针的一次拨乱反正。

所以，城市青年也别嫌委屈，你们成长的年代享受了农村和农业的持续输血，过上了“红利加成”的生活，现在支援一下乡村建设，至于受那么大委屈吗？

当时伟大领袖设计的“城市回馈农村”战略主要分为两步走，第一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提升农村建设的软件实力；第二是“四三计划”，大量建设如化肥工厂、拖拉机生产线等工业基础，让农业工业化、农村机械化。

事实上，“上山下乡战略”也确实实打实的提升了农村教育水平。新中国小学初中高中数量，均在1976/77年达到巅峰，随后逐年下降；初中在1998年、高中在2003年才重新回到了1976年的水平，而小学至今都比不上六七十年代的数量。

教育建设是渐进的，先有中小学才有大学，这样贫下中农跟干部子女才能公平竞争。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来说，普世基础教育是第一步，精英高等教育是第二步。毛主席着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水区，清理学阀和整顿干部子女后门问题，再让城市精英回馈农村，已经是生命中最后几年了，可惜没有给他再多的时间。

于是1978年一切回到了最初起点，恢复高考制度被赋予了超级特殊的意义，甚至印刷毛选5的纸张都被特批拿去印刷高考卷子，于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高呼“守得云开见月明”。

但是在歌颂恢复高考的一篇欢呼雀跃的氛围中，没有人注意到小学、初中、高中数量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下滑，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越来越难以获得教育资源。

这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出现父母识字孩子文盲的“倒春寒”现象；留守儿童难以接受基础教育；比如少数民族成长的新一代不会汉语，在这一代成年之后成为了极端分裂势力……

所以说，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打实地提升了农村教育水平，是“城市反哺农村”最好的体现，也有一代伟大的知青扎根农村，以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为己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农村儿童。

然而这些千千万万平凡“知青”们的伟大，都被矫情且恶臭的“伤痕文学”所一笔掩盖了，让大家以为“伤痕文学”的无病呻吟代表了“上山下乡”的全部。

就比如说“牛棚”这个东西，一系列“伤痕文学”中总是有意无意掩盖“牛棚”的真相，暗示或直接误导大家牛棚是农村养牛的地方，是让下乡的知识分子跟牲口一起住。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传播的便利，当年很多著名人物居住的“牛棚”都成为了历史文物甚至景点供游客参观、瞻仰。结果大家一看，好家伙，一个个住的是两层小洋楼、三层大别墅，你管这叫“牛棚”？

我当年就参观过一个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个“牛棚”真是好家伙，三层半大别墅，楼顶还有半层杂物间，家具设施一应俱全——电灯电话冰箱沙发，我就不能理解这咋就叫“迫害”了呢？

而且这种纪念馆做得很贴心，著名人物居住期间生活工作状况非常还原，细心的游客仔细参观纪念馆的展品、仔细阅读文字旁白，竟然会发现这些大人物们即便在“下乡劳动”的过程中，生活与普通农民也是完全区别对待的：他们能吃到特供的酒和肉，而且人家喝的酒即便在21世纪的当今，也不是普通人家日常消费得起的。

当然，老干部们为革命奋斗一生，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在晚年多吃一点肉、多喝一点酒、住的宽敞一些，我们人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喝酒吃肉住别墅的生活一定要强调为“迫害”。

更为关键的是，老干部的儿子女儿们，他们没有吃过那么多苦、受过那么多罪，反而享受了优越的生活，这在信仰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中，确实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历史信息：当年上山下乡的主力军，一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女、大院子弟，让这些“二代”们也去生活一下劳动人民的生活，不至于那么高高在上、不接地气、何不食肉糜，认为自己从小到大的优越生活是“理所应当”。

大家看看现在的北极鲶鱼、周公子、张康阳、曲婉婷、王思聪、张核子之流，是不是觉得“上山下乡”运动非常之必要呢？别说去农村了，让他们体验一下普通打工人的996也好啊。

或者从这个角度思考：伟大领袖大手一挥，周公子鲶鱼之流就去下乡种地，切身体验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生产，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时代啊！

我反复强调过：不要对文学作品瞎鸡儿带入，你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才子佳人，穿越到民国你也不会生活在花花世界十里洋场；同理，也别看个伤痕文学就带入到城市文青瞎鸡儿感慨“迫害”了——看一看当时农村人口比例，再看一看你的家庭条件，同等对比到六十年代你肯定是在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干农活，还要天天提防城市来的“北极鲶鱼”们偷你家下蛋的老母鸡。

上山下乡的第二大主力军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问题我在中详细探讨过，涉及到很深层次的历史惯性、文化惯性问题，我这里就说一个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小点，就是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不接地气的问题——

还有诸多文艺作品中，不能展示普通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的问题——拍市民生活就是涉黑街溜子和富二代，拍职场戏就是大公子和开金手指的小白谈恋爱，拍北漂沪漂人均180平大house，拍革命历史题材军人衣服上一尘不染。

我们的影视工作者绝大部分毫无生活，也不想努力去感受生活、积累素材、开发故事。比如我们的国产职业剧，写医生的故事是恋爱，写律师的故事是恋爱，写外交官的故事是恋爱，写警察的故事是恋爱，写创业的故事是恋爱，爬个珠穆朗玛峰还是谈恋爱……

为啥？因为你让他们实打实的写这些职业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事情，他们写不出来，只能用谈恋爱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共情”来凑剧情。

这些人如果与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生产，还会说出这些“何不食肉糜”的言论，还会职场戏只会写华而不实的恋爱情节吗？

说到底，真正的先锋队不会介意在条件艰苦的地方发光发热，真正的有理想的文艺创作者会非常乐于体验生产生活实践、为自己的创作增加素材。

文章的最后引用一段汪曾祺老先生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汪老参加劳动的真实体验，其实“上山下乡”参与劳动，并没有那些废物文青矫情逼们说的那么“迫害”：

“不少农业工人（也就是农民）不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只说是毛主席叫我们下来锻炼锻炼的。因此，我们并未受到歧视”。“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随遇而安》） “这四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自报家门》）

对啊，工人能干、农民能干，凭什么你小布尔乔亚矫情逼就不能干？你又“高贵”在哪里呢？

但是， 话虽如此，让我扪心自问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我愿意放弃现在便利快捷的城市生活，去偏远乡村支持当地建设吗？愿意放弃坐办公室的脑力劳动，去参与重体力农业生产吗？

我很诚实地回答：就以现在的环境来说，如果时间要是一两年，我会果断同意，当成人生中一个重要成长经历了；如果要是三五年之久，我就得好好纠结纠结，捋一捋我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规划了，就有点不乐意了；要是十年八年的话，我想到我要在贫困地区待到快四十岁，那我们定不愿意。

我很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我没有那么高尚，在当前的环境下，我还没有做好把一生奉献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上。我想了想我自己在“动态清零”期间，居家封控个几天都心浮气躁坐立不安，我不太认为我能高尚到为贫困地区建设奉献个十年八年上。

当然，我有一点好，就是不“又当又立”，也不为自己的自私狡辩，我不会如那些“伤痕文学”哀嚎“我这手本来是应该弹钢琴的，但是现在却用来挤牛奶”，不会认为我在城市坐办公室的生活是理所应当，不会去戳阶级兄弟的脊梁骨认为“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亦或是如下图的诡辩。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一点是：要考量我现在受得“苦”，究竟是为受苦而受苦，还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为了抹平三大差别而受苦。

“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共产主义的重要理想之一。

假如真有伟大领袖指出了道路，并带领我们去参与这个伟大进程，别说去贫困地区待个十年八年了，重上井冈山我也愿意。

简而言之，要是“为吃苦而吃苦”或者“你在的时候当地有所改变，一旦你离开就跌落如初”，那是真不愿意；如果有一个明晰道路的宏大历史进程，那不会有一点犹豫的。

然而能带领人民的伟大领袖可能几百年才出一个，难道没有伟大领袖的指引我们就“躺平”吗？没有明确的道路我们就放弃寻找了吗？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就要假装无视问题吗？当然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在这个时代自洽。本文就想展开探讨这个问题。

很多朋友被现实的物质生产异化劳动、消费主义生活摧残太多，忽略了人性对于“意义”“价值”的永恒追求，如果真能去参与一个影响历史的大进程中，其获得的满足感、自我认同感、价值归属感，是远超于挣多少钱的。

比如我看过最多的一个可笑的说法：让你当资本家，你不愿意吗？你骂资本家还不是因为你眼红，你挣不到那么多钱。

这话实在是以己度人把比人想庸俗了，当资本家花天酒地固然很“爽”，但是把资本家挂在路灯上同样也很“爽”啊，为创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资本家的世界而努力，那简直“爽”到极点了，用多少钱也买不来。

我用这个“爽”字有点俗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其实正确严谨一点的说法叫做“意义和价值的归属感”。

事实上，正如上一篇文章中用数据所展示的真相，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过程中有大量的知识青年留在了农村，为农村建设发光发热，尤其是投身基层教育事业，改变了一代农村孩子的人生。这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意义和价值的归属感”。随便截两条我上篇文章下的评论，大家可以从微观视角更多了解：

但是，在“伤痕文学”的嘤嘤作态之下，这些真正伟大的知识青年们的声音、事迹都被掩盖了，仿佛“上山下乡”就是为了跟生活条件好的年轻人过去不似的。让这种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掩盖了真正默默奉献的千万知青，好像知青就是偷鸡摸狗骗老乡家女儿感情似的，这是对好人最大的不公平。

这是那个时候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相关作品，可以看出来跟“伤痕文学”完全是两种画风，所以说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至关重要。

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年轻人，绝对不是怕吃苦、怕受累，而是“为谁吃苦”“为何受累”“吃的苦有没有价值和意义”。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老板明年再换辆法拉利，亦或是在行政案牍和官僚主义中无限内耗？

后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意义的缺失”，理性不能构筑起“意义”，所以现代性危机最根本的核心是“理性危机”。

人是需要“意义”的生物。从哲学上讲——尤其是存在主义这些“入世”的哲学——是否有意义、意义是否是制造的，并不是太大根本性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如何寻找自己相信的“意义”，或者说“意义”如何去规定人。

从哲学层面来讲的“意义”过于抽象，我们现实社会还是被非常实体化的“意义”的所构建。符合人类约定俗成、公序良俗的“意义”比如：学习知识、锻炼身体、职场发展；还有为他人、为集体的“意义”：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等等。

意义缺失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从后现代的维度来看：前现代人们靠神话、宗教来维系“意义”，现代靠理性主义去维系“意义”，而后现代则是意义缺失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原子化趋势打碎了这些“意义”，意义被多元化了，而多元化却意味着很难找到意义。

从资本主义的维度来看，人类最完美的意义、最佳的价值实践——劳动，被异化了。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被资本剥削，另一方面，劳动所产生的的成就感、满足感、自我认同感，也被一起剥夺了。

前现代的宗教倒是可以构筑起意义，于是后现代中产生了很多“类宗教”的社会现象——比如疯狂追星的粉圈，比如沉迷于消费主义无法自拔——即商品拜物教。

资本时代，万事万物皆被“异化”为了商品，我们每个人都是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商品”；而明星是文化商品的一种，再具体细分一些，流量明星是劣质假冒伪劣商品——他们没有唱功、没有演技、没有艺德艺品，只能靠资本维系下的“邪教式洗脑”才能割到韭菜。

在工业时代，消费是生产的实现部分，是依附于生产，生产赋予了商品怎样的品质、功能、效果，那么消费就是这些的实现。但是，在后工业时代，消费不再是生产的依附、不再以生产实现为目的，而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即消费本身的意义。这一种意义成为了消费的目的，用鲍德里亚的话讲是：“消费主义时代的消费不再是针对实体的消费，而是针对于意义系统的消费”。

这个问题过于宏大，这是一个不一定有答案但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探索的问题。至少有一条道路是先辈们探索过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在实践革命、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过程中，“意义”找到了最合适的归属——消灭“剥削”，打破“异化”，让“人”真正称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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