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广东诡异男尸案：花式捆绑，嘴里还叼着一只手套 | 法医实习生05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的故事，还是来自于你们熟悉的职业，法医——

在天才，你总能看到真正的法医从业者们，用解剖刀与尸体对话，找到破解命案的关键线索，巨人观，煮头骨，尸体黑市，他们都记录了下来，还要告诉你此时此刻，身边存在哪些危险。

但今天的法医故事不太一样。

一个月前连更4篇，四十多万个读者看完都说好。

因为这个系列的作者法医廖小刀，写的是自己实习以来的经历，里边不只有命案，还有他自己。

那一年，刚毕业的小刀在广东各大派出所乱窜，只求一个法医实习的机会。他的忙乱，是因为家里的债主找上门了，和他签下了一笔二十多万元，他父亲无力偿还的债务。

他能做到只有努力实习，不停解剖尸体，用一具尸体90元的补助去还债。

也是在这个过程，他遇到了三起影响他一生的案子，次次新体验：

第一次去案发地验尸，他遇到的是熟人；

课堂上老师说很稀少的那种尸体，他一下子遇到两具；

还有两个装着不同尸块的编织袋，让他恐惧：“凶手很可能杀了不止一个人，分别取走了不同的部位”。

小刀和我说，这些案件对他的冲击，仅仅是工作技术方面的，真正影响他的是第四起凶杀案，也就是今天的故事——炎热的夏天，河边出现一具奇怪的被捆绑男尸，嘴里还被塞了手套！

但小刀说，案子不可怕，可怕的是法医在这样的案件里遭遇了什么——巨大的压力与歧视。

直到最后一刻到来之前，作为年轻应届生的他，甚至决定放弃成为法医。

他最后当然选择了坚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的故事，但我想说的是，坚持比放弃往往更需要理由。他找到的理由，也是故事里，最打动我的部分。

这次依旧连更，三天三篇故事三起案件，超过4万多字。

明天后天锁定21：04，千万别错过。

六月，广东彻底进入夏天，我的心情同样躁动难安。

体检顺利过关以后，原本只是实习生的我，很快就要走上法医岗位，接下来得回学校去办理毕业手续，等待一份通知书。

然而就在那几天，我问女友木木：“假如有一天我不想干法医，去别的城市浪荡，你愿意陪我去吗？”

木木握住我的手说：“当然。”

或许木木觉得这是我孩子气般的一句话。

她知道我那年替家里签下二十多万元的欠条，知道我没有这份工作不可能在广州立足，更知道我想被她家人认可，长久地在一起。

但她不知道，我是真的不想做法医了。

自从入夏，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所谓的死亡旺季，广东河道里频繁出现的水浮尸，塞满了殡仪馆的冷柜。

殡仪馆的人说再不处理完尸体，他们就要给局长打电话，直接把尸体抬进我们的解剖室。

队里三个有资历的法医，分别成立小队，开始流水化式的解剖。我也是其中一支小队的一员。

殡仪馆有空调，我们解剖衣捂着，难免一身汗，出了汗衣服又会吸味，走到哪里，都会留下淡淡的尸臭。

我去搭电梯，其它民警看到法医来了，都捂着鼻子，还有人摁开电梯门去楼梯。

最热的那天，我接到通知说河堤边又浮上来一具男尸，赶到现场，我看到尸体的手脚都被绑住了。

是凶案。

多年后我总是想，这桩案件里第一次见识到法医有多不堪的我，选择放弃这个职业的话，如今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我和师父岩哥赶到河边，看到了很多同事，他们正围着刑警队长老秦汇报案情。

老秦板着的面孔，我有点发怵，又不得不凑过去，听大家用粤语汇报案情，最后连蒙带猜也算听懂了基本情况。

报警的是附近村民，他去河边取水的时候，发现了草丛中的尸体，除了报警人和医护没有其他人进过核心现场。

“睇细哋（看仔细点）”老秦叮嘱了一句，转身安排侦查员的工作。

我这才注意到侦查员胜哥跟着他的师父梁峰，也混在人群后面。

眼神对上，我微微扬了扬下巴，算是和对方打过招呼，就拎起箱子追上前面的岩哥。

岩哥转头看了我一眼，微微皱起眉头，让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段时间，岩哥升职成为负责人，已经开始频繁开会，全面负责起日常的工作排班。这对即将入职的我来说，有足够的份量，让我下意识揣摩起他的态度和心思。

看到前面不远处倒伏的杂草，还有躺在那里的尸体，我收起了所有小心思。

尸体位置距离路面只有十米，而距离闪耀着金色波光的河面，也不过五十米左右。凶手把尸体抛在这里，显然很匆忙，甚至舍不得多花一点时间把死者丢到河里。

尸体是一个被绑着手脚的中年男性，微微蜷缩，侧躺在草丛中，嘴巴里还塞着白色的物体。

岩哥围着尸体转了一圈，我正想跟过去，他指了指脚下，提醒我注意草叶上的血迹。

我这才发现，尸体身上的深色衣服上，有血迹浸润的痕迹。

被人捅死的？

我带着疑问，小心地凑近。果然在死者长裤大腿处、T恤胸口看到破口，而他口中被塞了一条白色线手套。

捆绑，塞嘴？港剧里的剧情瞬间浮现，我下意识嘀咕出来：“绑架撕票？”

岩哥没有回应我，他盯着捆绑死者的绳子，像是入了迷。那是崭新的黄色尼龙绳，在死者手脚位置绕了三圈，打了死结。不知道是裁切匆忙，还是绳子比较长，绳子残端多出来了足足三十厘米长。

我和岩哥一人抬起一侧肩膀，让死者的头部自然后仰，他的颈部赫然有一道浅褐色的勒痕。

岩哥扯过绑手的尼龙绳一比，死者脖子上那些斜行的细纹和绳索表面完全吻合。

奇怪的是，死者并不是被勒死的，因为他的的眼睑有轻微淤血，口唇颜色有些发白，这表明他死于刀伤带来的失血。

已经勒住脖子，还犯得着用刀捅？

没来得及细看，最后一点夕阳落下，死者呆板的面孔隐入黑暗中。

我们打着手电筒验尸不方便，岩哥直起身子，让我搭把手一起把尸体搬出草丛。

在草丛外，地面已经铺好了席子和白布，随着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声，支起来的户外照明灯终于亮了起来。

我和岩哥仿佛站在聚光灯下的演员，上演无声的勘验剧。

堤围影影绰绰的同事即“观众”，他们仿佛在随着夜风轻微晃动，那些闪动的红点，则是人人口中燃起的香烟。

台上的我，解剖衣下已经湿透，黏在背心上很不舒服，可看着刚抬了尸体的脏手套，我也没法扯衣服。而岩哥脸上也满是汗水，作为“主演”，他只能用胳膊蹭掉额头上的汗，顶着明亮的户外灯，更加仔细地检查尸体。

除了脖子上的勒痕，死者的胸口有五处刀伤，右手和右大腿各有三处伤口。

岩哥问我能否看出刀具类型？

我摇了摇头，教科书上的伤口形态都很典型，任谁都能一眼判断。真实案件里尸体上的伤口却是五花八门。

“单刃，宽2.5厘米，刃长超过十厘米。”岩哥说完停顿了一下，又说出推测：“大概率是折叠刀。”

我猜他的后半句话，永远不会出现在分析报告里，因为那是推测，即使再准，他也不会冒险告诉其他人。

当然，我不是“其他人”，他对我的教学从来都是毫无保留。

岩哥又让我抬起死者的右脚，他用手里的止血钳，指着鞋底的摩擦痕迹，问我能不能看出点什么。

我凑近了过去，鞋跟的地方没有摩擦痕迹，鞋底上没有草汁。

“没有拖擦，他是被人抬过来的？”我没有把握，但被问到，总得说点什么。

岩哥点了点头。

我松了一口气。初步检验完毕后，岩哥摘下手套，往堤围上走去。我快速收拾好工具，跟了过去，随着距离的拉近，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疑问：“老秦还在那里？”

按照道理来说，他应该早就回派出所等待消息反馈，可看着人群的站姿，分明是有一个主角还站在那里。

果然前方传来老秦熟悉的声音：“点？有咩发现？（怎样，有什么发现）”

“死者是被人勒住脖子，用刀捅死。”

“凶手至少两人以上，死者估计是个司机，第一现场应该在车里。”

岩哥的语气平稳而笃定，让走在后面的我下意识地愣住了，他不是从来不给刑警队自己的推测吗？

我抬眼望去，老秦口中的香烟明显亮了一下。

我和岩哥跟着老秦的车去了派出所的会议室，推开门时，室内的冷气让我打了一个哆嗦。椭圆形的会议桌边已经坐了十三四个人，房间里香烟缭绕像极了香火鼎盛的庙宇。

老秦比我们先到，看到法医到来，围着老秦交谈的人快速结束了话题。

坐在主位的老秦抬眼看看了一岩哥，用夹着香烟的手指着正对着他的位置：“坐果度，你先港。（坐那里，你先说）”

我坐在岩哥后面靠墙的位置，看着岩哥坐下后，他又重复了一次在河堤边的观点。

与过去不同，他现在毫无保留地告诉侦查员自己的推论——死者是司机，被勒住又被捅死，凶器大概率是折叠刀。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侦查员们一堆问题涌了上来，有质疑这些判断的声音，还有想套出更确定的信息的话语：

“为什么是司机？不会是绑架撕票吗？”

岩哥停顿了几秒，给出简单易懂的理由：“尸体被捆绑，这明显是个抛尸现场，河堤这么偏，就得有交通工具，也就是说得有车。”

“勒痕绕脖子一圈，后方打结，是个活套。刀伤局限在一侧，捅刺深度有限，提示空间可能受限，这也符合是车内作案。”

“死者脚上的鞋子，尤其是右脚，前掌中间有明显凹陷的磨损，这在司机这个职业上最常见。”

“要满足这些条件，死者只能是个职业司机，遇害也是在车里。”

岩哥说完理由，房间里像天使经过一样安静了几秒。

老秦吐出一口香烟，点了点头表示了认可，其他人才开始低声地交换意见。

我信服地点头，然后在笔记本上记下岩哥说的论点。

我看见岩哥的警服渐渐被空调吹干，背心上显出一圈白白的盐渍，这是辛苦的证据，也是骄傲的勋章。

这是我第一次见法医“舌战群儒”的样子，没有对人性的揣测，只有对物证的分析，这是一份绝对理性，又不失魅力的工作。

侦查员的追问还没有停止，他们想知道更多线索和证据，更需要各种理由来支持那些结论。

面对难题，岩哥几乎不用思考，各种回答脱口而出。只有提问太多，导致场面混乱时，老秦才会敲敲桌子：“吵咩吵，阿岩，继续港（吵什么吵，继续讲）”

我前倾身子，听岩哥侃侃而谈，我幻想有一天我也能这样站在台上。

我回到局里，换掉湿透的衣服，躺在值班室的床上和木木互发短信，和她讲了岩哥“大杀四方”的场景。我先是感叹了岩哥的精妙分析，接着讲出了我的疑惑，我没想到岩哥也有这么胆大的时候。

“人家觉得很有把握，自然可以胆大点。”木木听出了我的羡慕之意。

她知道我在人多的时候，往往沉默，除了性格使然，更主要是我的表达能力有限。在大学班级发言时，我都会紧张到忘词，这种压力场合，还要如此条理清晰，对我来说就更难了。

放下手机，收起感慨，我在脑海里回忆现场细节，按照岩哥的说法一点一点复盘。

大学的教授讲课就说过，法医学是个社会综合学科，和人相关的东西都可能涉及。可那时候，我哪能想到就连鞋底的磨损痕迹，都是必须留意的地方。

明明勘验的是同一个现场，检验的是同一具尸体，可岩哥就是能抓住重点，见我所不能见。

第二天，我打开电脑，试图在分析报告上复现岩哥的说辞。

可落到纸面上我才发现，他说的每一点都可以作为单个论据，但我很难将其串起来连成一条线，证明这些情况加在一起，受害者大概率是一名司机。

岩哥看我憋了半天也没写出啥东西，拿过尸检登记簿，指了几个编号让我把档案借出来。

等我摊开那几个尸检档案后，瞬间明白了岩哥自信的原因——原来短短两年时间，同样勒颈加捅刺的损伤，就出现了五次，受害者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司机。

我仔细地对比了这些档案里，死者的刀伤和勒痕，甚至死者鞋底的磨损痕迹都一模一样。

原来我们不仅要和现场的物证对话，还要摸清过往所有与凶杀案有关的“当地史”。

旧档案里，还有当初岩哥在他师傅的指点下，写的分析报告，部分手写的内容，还有不同笔记的杠改。看着其中熟悉的笔迹，我发现岩哥同样稚嫩过，这让我心里踏实了一点，我想自己再努努力总能够着他尾巴。

我也想从配角变成舞台上的主角，我也想得到领导，得到“观众”的认可。

“平时多看书和卷宗。”

岩哥是个好老师，他指了指垃圾篓的茶梗，那些昨天没有及时清理的茶梗，已长出轻微的白色霉菌。“比如这个也可以推断时间，还有蔬菜水果腐败变化，常见材料的硬度和脆性等等，储备知识别嫌多，说不定哪天就用得上。”

岩哥做了负责人之后，琐事变多了，一天上午能接十几个电话。可就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说话办事越来越有信心。

面对老秦的时候，岩哥虽然拘谨，但不像之前那么小心，结论也变得更大胆。内部讨论时，岩哥还会提出和副队长钊哥不同的意见，对此钊哥也不生气，反倒觉得这是岩哥成熟的表现。

岩哥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得到队里上下的认可，就连派出所的民警联系具体业务，也习惯直接找岩哥。

对这个命案，岩哥觉得就是一宗很常见的抢劫杀人案，剩下的不过找车找人：“找到车子就知道我说的对错了。”

岩哥显得信心十足，我倒是听出了点别的意思——这个案子剩下的基本都是侦查的活，我终于有时间去找木木了。

没想到第二天侦查员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车子没找到，死者的身份倒是确定了。

我和岩哥在派出所的会议室见到了死者家属，那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女人叫做董晓华，一脸憔悴，双眼通红，手里捏着纸巾，一看就是刚刚哭过。

她的老公贺勇华，是贵州人，人称老贺，是个跑运输的个体司机。

老贺一家人五年前来广东，最初他在一个家具厂里当送货司机，全家挤在不到十平米的出租屋，就连小孩玩具，都是老贺在家具厂用废料，手工搓出来的——一条小鱼，一个木马，还有一辆小汽车。

案发前半年，老贺一家人终于攒够了买二手面包车的钱。

老贺平时都在富村工业区路边等客，面包车不大，不过载人运货都可以，生意还算不错。

在问及型号和车牌的时候，女人摇了摇头，说是要回家翻购车资料。不过她强调说老贺很爱惜那辆面包车，“经常自己洗车子，收拾得很干净。”

董晓华的说法，让我想起父亲，他也是非常喜欢洗车，就算天气预报说第二天下雨，也要拿水管把车洗刷干净。

96年枪支上交前，车匪路霸横行，拦路劫车的案子时有发生。父亲就在他那辆小奥拓座位下藏了一把火药枪，说是谁敢动他的车，他就开枪。

车比我更像父亲的亲儿子，他甚至会为之拼上性命，我想老贺可能也会如此。如今他人死了，车不见了，会不会也是遇到抢匪了？

尽管已经辨认了老贺的尸体照片，但送案还需要通过DNA确定尸体身份。老贺的妻子董晓华面对采血针还有些害怕，在针尖刺破皮肤的时候，她的手指明显抖了一下。不过搂着儿子时，她却温柔地安慰说，一点都不疼。

小男孩缩在母亲怀里，恐惧地盯着采血针，几次缩手后，终于咬紧牙关接受被扎的命运。

“疼不？”我一边询问小男孩，一边轻轻地挤压他的手指，让鲜血冒出来。

“不疼。”小男孩摇了摇头，“妈妈说爸爸开车去了很远的地方，我要勇敢。我不怕疼。”

擦拭掉小男孩手指上的血迹，看着他好奇地查看针孔，我觉得嘴里有些发苦。这段日子里，我学会了作为法医的理性，我要习惯尸体，习惯在恶臭和血腥的环境下分析证据。但我感性的部分，仍让我无法直视受害者家属的悲痛。

曾几何时，我也是这样一个小男孩，看着父亲离家，只有放假才能相聚。小时候的我不明白父母的艰辛，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家长都能抽空去开家长会，而我的座椅在那天永远是空的。

后来，我觉得他们爱来不来，连到广东上学，我也是拖着行李箱独自出发。我觉得自己长大了，除了学费，我不需要依靠父母，他们也休想干涉我。等我找工作，又想着他们能拉我一把，面对压力，怀念起原本嫌弃的童年。

看着小男孩，我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口。人生是个圈，他会有自己那一份对命运的感触和要流的眼泪。

我闭上了嘴，我知道作为法医，只有像岩哥一样，发现更多的线索和证据，才能真正帮到这对母子。

侦查员在问及老贺有没有仇怨时，董晓华给出了一个线索：半个月前，老贺因为抢生意，和同行打过架。

对方是个开小货车的广西人，在这有很多老乡，董晓华怀疑是对方找人谋害她的丈夫：“他们人多，尽是欺负外地人。”

至于岩哥说到抢劫的推论，她却不信：“他就一个旧手机，一天最多跑两三百块，车子也不值钱，哪个会去抢嘛。”

听到这个说法，我下意识地转头去看岩哥，岩哥一脸平静，显然不觉得自己的判断错误。

侦查员却不能无视董晓华提供的线索，重案队的梁峰带着胜哥，当天就去了富村工业区那个路口。按照胜哥后来告诉我的说法，那里平时停着二十多辆车，从面包车到大卡车应有尽有。

富村工业区的司机，大多来自广西和湖南，身在异乡，老乡抱团是很普遍的现象。老贺是这里唯一的贵州人，操着不同的口音，自然融不进这样的人群里。

老贺的消失也没有在这里引起任何讨论，那帮司机倒是对他打架的事情记忆深刻。

“都见血咯，肯定记得啦。”

“个捞仔唔讲规矩，捞过界。（那个贵州人不讲规矩，抢生意过头）”

“捞仔”是广东人对外地人一种略带歧视的称谓。

就像木木和自己家里说了我恋爱的事，她父母还没说啥，广西村里那些亲戚却仅仅因为我是四川人，是他们口中的“捞仔”，就看低我。

对这种优越感，我是完全摸不到头脑，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来打工，就因为能说粤语，他们就和广东人站在一起看不起外地人？

显然这里的广西司机也是同样的看法，加之老贺是个强硬的性子，生意上寸步不让，自然产生了矛盾，半个月前因为抢夺客户，老贺就和一个叫陆永军的人打了起来。

陆永军头上被老贺用扳手敲了一下，见了血，一帮广西老乡围上来，老贺也挨了好几下，分开后各自放了狠话。

不过说到这，司机们才发现，和老贺打架的那个广西佬，叫做陆永军的司机，也有三四天没有出现了。

而老贺出事那天下午五点多，有两个年轻人说是要载点装修材料，上了老贺的面包车。当时在场的司机说，老贺开价低，对方看过车之后选了老贺。

司机还提醒我们，这两个年轻人虽然说普通话，但是眉弓很突出，像是广西的。

陆永军的消失自然让侦查员遐想连篇。胜哥很好奇，问他也作为本地人的师父梁峰，真会因为这点事闹出人命？

梁峰笑他没见识：“咩都唔出奇，果帮捞仔落手好重嘅！”（什么都不奇怪，那帮外地人下手都狠）

重案队遇到这种案子，总是喜欢沿着仇怨的方向查找，因为只需要顺着关系网查下去就可以了。要是按照岩哥说的抢劫案去办，他们就只能翻录像，查前科，找销赃点和线人，等同于大海捞针。

重案队理所当然顺着线索，去查和老贺有仇的陆永军了。

岩哥觉得这纯粹是白费功夫，有这个时间不如想办法调监控找到被抢走的车。

我觉得岩哥说的很对，但开碰头会时，似乎没有人当回事，侦查员都自顾自地汇报排查情况。老秦的态度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地屌了所有人：“毫无重点，不知所谓。”

重案队最终还是找到了陆永军，结果格外让人失望，此人之所以最近几天没出现，是因为感冒发烧，躺家里休息。

在看过他的药方和就诊记录，又调取了他的通信记录后，重案队只能暂时放下对他的怀疑，转头寻找目击者口中的那两个年轻的“广西人”。

在碰壁之后，重案队的侦查员又觉得，作案的可能是老手，比如刚出狱的那种人。

“你点睇？（你怎么看）”面对老秦询问的目光，岩哥犹豫再三，还是说了不同意见。他觉得既然把死者绑住，控制成功了，却还用刀杀害，这表明凶手要么下手特别狠，要么就是很慌乱。

岩哥倾向于后者，理由是死者的伤口很凌乱，抵抗伤分布广泛。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凶手绝不可能是大家猜测的“老手”。

听到这个论点，我眼前一亮，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方向。

在岩哥说出理由之前，我还以为他只是听说嫌疑人很年轻，就觉得不是惯犯。

有之前的准确判断垫底，我本以为这次他的判断，也会得到老秦的夸奖和支持，结果对方面无表情，毫无表示。

岩哥似乎也很平静，并不觉得自己的判断有多么了不起。这让我有些失望。回到办公室，新哥听完我的吐槽后，却说队里都是这样，只有没有办法了，才揪着法医想办法。

他还给了个粗俗到让我永远铭记的比喻：“法医就像是个夜壶，办案要用的时候非他不可，用完就塞床底，看都懒得看。”

新哥提起自己刚来的时候，局长派红包都不会来法医办公室，法医们得跑去重案队那边领。

我乍一听没明白什么意思。

他就问我，“记不记得在大港村看现场，就那个死在屋里三天的？”

我点了点头，那次的现场，忙完已经是七点多了，大家还聚了餐。

“那次吃饭你没觉得奇怪吗？”

我愣了一下，我只记得当时很饿，那个饭店做的烧鹅不错，根本没注意到什么奇怪的地方。

新哥直接点了重点，那个包厢明明有两张桌子，但派出所的警察宁愿在隔壁新开一桌，也不愿意和我们同桌吃饭。

新哥说，这里人很迷信的，我们法医是不吉利的人，而且“他们忌讳我们刚摸了尸体，一身臭烘烘的。”

新哥脸上无所谓的样子，但说着说着，语气无奈了起来，不知道是觉得我太迟钝，还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而我在怀疑自己的耳朵，法医真就这样的待遇？我真的要干一辈子法医，在这个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吗？

窗外飘过的乌云，遮挡了盛夏的阳光，屋子昏暗得必须开灯。

躺在休息室，大学班长的话忽然就从记忆里冒了出来。

“又不是读了法医系就一定要当法医。”

班长是个北方人，家境宽裕，据说在当地很有些人脉。大一上解剖课时，他看着福尔马林浸泡的大体老师，第一时间放弃了法医这个职业。在其他人都认真学习解剖时，他选择了袖手旁观，在边上自顾自玩解剖刀。

他并不是唯一反感法医职业的人，我们班里二十九个人，大学第一志愿填法医的只有一个，其他人都是调剂来的。到大五实习前，除了班长，还有三个同学主动放弃成为法医，其中两个选择读研究生，一个直接面试了医药代表。

他们有的是觉得法医没有“钱途”，有的纯粹是不想干解剖，“谁愿意一辈子当个臭烘烘的法医。”

同学的话犹在耳边，而新哥的比喻再一次让我看到了无情的现实。

而且法医这个体系晋升渠道单一，很多人在一个岗位上，没有机会就只能干一辈子。眼前岩哥刚刚升迁，新哥都没有希望竞争，我很可能等不到岩哥把位置空出来的那天。

想到这，我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才干了半年，我就发现除了刑警，其它户籍、内勤、网安的岗位，都可以坐在空调房里干活，我们却必须得出现场被日晒雨淋。但是他们只需要读四年本科，有些警校大专生只需要读三年，而我们读了五年出来，却要一辈子抬着那些臭气熏天，滑腻恶心的尸体，

除了每个月有几百块的尸检补助，我们法医的工资待遇和这些普通警察一模一样。

这分明是一个既没有“前途”，也没有“钱途”的工作。

原本经历了几个命案，看着岩哥和新哥轮番上场，发挥了各种各样的作用。我一度认为，法医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命案中更是如此。不然为什么老秦总是盯着我们要分析材料？为什么每次介绍完基本情况都是法医发言？

可新哥却无情地指出来，他们不过是把法医当一个好用的工具而已，立功受奖，职务晋升，法医都得往后排。

平时我们一直在被人看轻。

新哥刺耳的话不断在脑海回荡，那晚值班室呼噜声此起彼伏，蚊帐外蚊子嗡嗡作响，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失眠，第一次对未来的路产生了迷茫。

一个实习法医的迷茫，并不能影响案件的进程，嫌疑人没有线索，老贺的面包车却找到了。

我本以为又是一个现场勘察，结果侦查员却领着我们到了隔壁辖区石头镇的交警扣车场。

那是一辆五菱面包车，从防撞杠的锈渍看起来，已经略有些年头。面包车外表的车漆完整，也没有撞击痕迹，但车头和和前轮上却有着明显的水浸和淤泥痕迹。

交警告诉我们，发现车子的时候，前半截都扎进鱼塘里了。

沿着交警手指的方向，我看见后排黑色座椅上，还有一小片发红的干涸血痂。

岩哥戴着手套拉了一下前车门，锁住的车门纹丝不动，那个交警见状就伸手，把后排车门往后一滑就开了。我注意到岩哥的眉头皱了一下，他立刻往前，将对方稍微挤开一点，问道：“还有谁碰过这个车？”

跟我们一起过来的痕迹照相员，一听就明白岩哥的意思，马上掏出了指纹卡，给触碰过车辆的几个交警捺指纹。

面包车外观尚可，但我注意到，车内并没有那么光鲜，前排驾驶位直到车辆中部，都可以看到明显的泥水痕迹。只有后排座椅，由于水位不深，没有被泡到，那里的血迹已经干涸。我把血迹提取后放回了物证箱。

照相员也掏出磁粉围绕着车门和车玻璃捣鼓，而岩哥又去查看车头的撞击痕和淤泥。

我绕着车走了两圈，发现没有能插手的地方，于是又钻回车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痕迹——车内原本第三排的座椅已经被拆掉，车内壁上有很多磕碰痕迹，应该是载货造成的。就在我转身要下车的时候，注意力被一个东西吸引了。

那是一个歪斜着摆放的工具包，里面装着些螺丝刀，千斤顶。就在我要把包丢回原位时，岩哥叫住了我。

看着岩哥伸手接过包，正在我还以为包里有什么重要的物证时，他却只是把包丢到一旁，整个人蹲了下来。

我顺着岩哥视线望过去，这才发现原本放包的地方，冒出来一截黄色的尼龙绳。拍完照，岩哥小心地把绳子取出来，很短，只有三十多厘米，一侧是灼烧过的断端，一侧则是分叉的切割端。

我瞬间想起老贺身上的捆绑绳，断口相同，是同一条绳子。

虽然还没来得及给血迹做DNA，但其它现场的证据表明，这就是老贺的那辆面包车，他就是在这辆车里遇害。

市局DNA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说车上的血迹，就属于死者老贺。

在得知结果的那一刻，我突然体会到岩哥之前那种笃定的感觉，那种作为法医，只依靠物证就提前预判正确的成就感。我又觉得，法医似乎并没有新哥说的那么不堪。

就算是又脏又臭的工作，可毕竟也是在做正义的事情啊。

我稍稍好转的心情，只维持到刑警队长老秦来看面包车。

他对着面包车和我们发出了咆哮和怒骂，在一声声“扑街（混蛋）”、“索嗨（傻子）”中，我头皮发麻。

老秦怒骂是因为整辆面包车，我们只提取到三枚指纹。

这显然帮不上重案队抓人。

老秦走后，指纹室的零哥来了，和岩哥商量了一阵子，最后掏出了一个普通人根本想不到的东西——502胶水。

502胶水有一种特殊的使用方式，能给在车辆上的指纹都显影出来，尤其是水浸泡过的车辆更有效。

这种方式叫“整车熏显”。

我们从局里后勤保障的仓库里，翻出了一个应急帐篷。这个帆布帐篷接近三米高，四米宽，五米长的规则足够容纳面包车。在保证不损坏的前提下，我们取得了使用权。

我和岩哥一起用帐篷罩住了面包车，随后按照零哥的指挥，在帐篷里放置502胶水。

这些胶水用加热器持续加热，就会挥发并熏显出指纹。

在等待熏显结果时，我问零哥，这种方式过去成功的概率应该还挺高吧？

零哥说：“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干。”

“要是一早有经验，哪还需要和你们（法医）讨论。”

帐篷拉开，并没有想象中太刺鼻的气味，只是让我鼻子痒痒的，更多还是帐篷在仓库放久了以后本身的霉味。

车体渐渐在蒸汽中慢慢显现出来，我眼看着，从车门把手开始，一直到车门边框和车窗，十七枚指纹显现，如同十七朵浅白色的小花落在了这车上。

我们成功了。

老秦很满意，认可了我们的努力。只是还有的侦查员会抱怨，十几枚指纹，有些还比较残缺，标记特征和比对都很麻烦。

零哥却说：“有得比就不错了，哪个案子不是这样？”

零哥乐观的态度让我眼前一亮，返校的日子只剩不到两周，我开始期待这个案子能够在这之前侦破。

另一边，女友木木还在找房，看了两个周末的房子，发现并没有更物美价廉的选择，只能放弃搬家的想法。和木木逛街时，她愈发关注家居用品，漂亮的碗碟，各种小摆件。

在还有半个月返校的那个周末，她和我逛商场时，看上了一个118元的打折电磁炉，说是可以煮点吃喝。

小时候奶奶住，我基本只有放寒暑假才会和父母一起，他们当年租住的房子挤得可怜，我几乎没有私人空间，现在和木木这种燕雀筑巢的感觉，让我愈发沉迷。

逛超市时，我拿了鸡蛋和面粉。我记得她提到过想念学校的鸡蛋饼，回到出租屋，两人一通忙乎，虽然最终成品卖相一般，味道也普通，但也算是我给她做的第一餐饭。

看到木木笑容的那一刻，我想起那句老话：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

与其担忧是否得到木木亲戚的认可，摆脱外地人身份带来被看轻的感觉，不如让木木觉得心安更重要。

“捞仔也有捞仔的日子要过，捞仔也可以过得很幸福。”

隔天父亲打电话过来，小心地问我，正式入职之后每个月有没有四千块钱？

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问过前辈，按照他给我讲的情况，第一年的见习期，地方津贴减半领取，一个月四千冒头，加上尸检费，勉强能摸到五千块的门槛。

父亲对这个收入很满意，觉得这个钱养家糊口足够，无须他操心了。自从帮他写了欠条之后，他开始认可我长大了，家里有什么大事都会和我讲。这次打电话给我，是他准备接一个大活：“顺利的话，年关就好过了。”

我一下子就联想起他和人挖矿，结果亏钱的事情，下意识地问道：“风险大不大？”

“都是熟人介绍，没得问题。”

父亲说得很肯定，但我知道他是那种有五分把握，就敢拍胸口保证的性格。前两个月盘下新厂，虽然他没有明说，但初期场地建设，机械配套，还有原料准备，都需要耗费不少的金额。

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在负债二十多万的前提下，又搞来这笔启动资金，但我非常肯定他的负债金额肯定变大了。

如果不是这样，他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怎么会忽然关心起我的具体薪水。

想到远方的父母，还有一起在广州漂泊的木木，我的内心有两股念头在争斗：是沉溺在未来的迷茫和被人看轻的恼怒里，逃离这份工作，还是先稳住，确保自己和所爱之人的生存？

后者的念头逐渐压过前者。

返校前，我感觉成为法医的决心在慢慢归来。而零哥也在持续不断地比对指纹中，发现了一个抢劫前科人员——

程代云，二十四岁，广西人，三年前因为飞车抢夺入狱，如今刚刚出来不到半年。

我在派出所的留置室见到了他，这个留着寸板歪着脑袋的年轻人，正歪坐在铁椅子上，无聊地拨弄着手铐。

得知要检查身体和采血，程代云一点都不配合，还是审讯的梁哥扯着他手铐，对方才不情愿地起身。

“有本事就弄死我，搞那么多花样。”

梁哥在审讯室外面告诉我们，这个程代云有审讯经验，特别难啃，如果单靠一个车门上的指纹很难定罪。

法制只批准了七天的刑事拘留，梁哥觉得，要让此人开口很难，就算开了口，后来也必定会翻供。

“仲要多哋料，整死佢（还要多点证据，整死他）”

听到这个说法，我居然有一瞬间，以为他在暗示岩哥栽赃。毕竟现在指纹有了，血迹也有了，要弄出更多的“证据”并不难。

显然是我多虑了，岩哥接过对方递过来的衣物和鞋子，答应回去好好找血迹，原来这才是梁哥口中的期待。

可惜忙乎了大半天，消耗了一整盒的联苯胺试剂，我们也没能在衣服和鞋子上找到任何血迹。

按照老秦的说法就是：“冇嗨用（没卵用）”

物证没有突破，重案队又找了情报，分析程代云的通话记录。在密切联系人里面，他们扒拉出几个嫌疑对象，只是这些人，指纹对不上，诈唬没效果，家里也没有发现什么赃物。

对程代云重案队轮班审讯了两天，结果毫无进展，老秦气得拍了桌子。

“你卤味（你老母）”的骂声，让梁哥他们重案队头都抬不起来。骂完重案队，老秦喝了口茶，缓了口气，转身问一起开会的法医：“你哋唔系好叻咩，有咩计？（你们不是很厉害吗，有什么办法？）”

检查完程代云衣服的那天，岩哥就找钊哥合计，想了个主意，只等着这个时候抛出来。

我们在勘察面包车上，发现的那截尼龙绳，非常结实，要切割并不容易，必须用力扯着绳子。尤其是绳子上没有血迹，就不会被死者的血迹所污染，更有可能留下凶手的上皮细胞。

只是这种脱落上皮细胞的检验并不容易。

岩哥问过市局的DNA实验室，他们根本没有检验经验：“我们倒是敢做，但搞不好，你们能认吗？”

就连市局的法医，都当心被我们质疑，而我们却必须得到检察院和法院的认可。钊哥提出了更激进的做法，送到北京公安部的物证鉴定中心，在这样的顶级机构，“做不做得出来，大家都认可。”

当年的送检，除了要逐级审批报告，还得考虑经费开支，技术队这边没有经费，还得侦查部门来报账。

幸好老秦爽快地点了头。

星期五，新哥开车送岩哥去搭飞机，而我也收拾好行李，跟着蹭车返校。我在值班室还搁了一大包东西，毕竟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再次回来。

周末两天，在各个公安局实习的同学陆续返校，空了半年的宿舍的终于再一次人声鼎沸。

校园里到处是毕业生游走的身影，在等待毕业典礼前几天，所有人都趁着最后的时间表白，分手，聚餐，饮酒。

我们这一届的法医，全班二十九个毕业生，最终留在广东当法医的不足十人。剩下的有的读研，有的转行，当然也有少数甘愿成为法医的“怪胎”，睡在我下铺的刘八百就是其中之一。

刘八百的老家在北方，和广州的直线距离都有三千里，此去一别，不知何年可得相聚。

宿舍聚餐的时候，大家说起有缘再见的时候都红了眼睛。刘八百对广东很是不舍，似乎返乡并没有让他多开心，望着他一次次举起的酒杯，我却是那个眼红的天涯浪子。

似乎生活真成了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拍完毕业照，拿到派遣证，喝完离别酒，所有人一散而空。

我打电话给岩哥，问他什么时候报道最好，他告诉我随时都可以，不过政工那边的正式报道时间是八月中，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把最后一点行李放到了木木的出租屋，买好回家的火车票，计划在大学最后的时光里回乡一趟。

临上火车那天，我站在杨箕村的楼顶，望着不远处的繁华高楼，拨通了岩哥的电话。我想要问问案子咋样了。

比起读到没有结局的故事，我更讨厌没有结局的案子，我甚至已经做好了案子无疾而终的准备。

不过岩哥却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惊喜，他送去物证鉴定中心的那截尼龙绳，成功的检验出DNA，证实是程代云所留。就靠着这份铁证，在审了七天之后，程代云终于扛不住，以供认同伙换取了立功机会。

根据他的口供，重案队找到了他的同伙，一个调查名单之外的嫌疑人，正好对中后排座椅上的一个指纹。

根据两人供述，他们在案发那天随机选择了老贺，然后指挥着车子开到了偏僻的河堤路。趁着一个转弯减速的机会，坐在后排的程代云，用提前准备好的尼龙绳勒住了老贺的脖子，前排的同伙持刀威逼。

随后两人把老贺拖到后排，在捆绑时，由于老贺的挣扎反抗，同伙失手把老贺捅死。

作案动机很简单，两人就是单纯的为了谋财，老贺身上总共搜出两百多块，他们拿走手机后，有些不甘心，就准备把车开回广西卖。

只是两人都没有驾照，以为开车就和游戏里一样简单，就是踩离合，挂挡加油就行。结果在黑灯瞎火的堤围路开了十几公里，正觉得没问题，转下堤围就开进了鱼塘。

按照程代云的说法，他服刑出来找不到正经工作，也不愿意在工地下苦力，那样会让“道上”的兄弟笑话。

于是为了捞钱，为了在“江湖”上混出点名堂，他决定重操旧业，干票大的。

如今闹出了人命，他觉得动手杀人的不是自己，罪不至死，大不了多做几年牢，反正他早就适应了牢里的生活。

我心里只有一个感受，不公平。

为了攒这辆车，老贺用了快五年，爱惜到连下雨前都要洗，他知道这是一家生计和未来所在。然而这个混蛋，随随便便就杀了老贺，把他的车扎进鱼塘里。在另一家人心中无比珍视之人与物，就这样被对待。

心里恨着，到最后想到程代云，我不知道为什么，很想笑，不仅这个人，连这件事我都觉得可笑。

岩哥问我有什么安排，我低头看着杨箕村繁忙的日常景象，告诉他：“我想回家看看。”

那年暑假，也是我最后一次坐特快列车，三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到达成都后，父亲搭着叫来的黑车接站。

回家第二天，父亲就拉我去他的新厂房参观，逐件给我介绍那些新置办的搅拌机、震动器，还有堆积如山的砂石、水泥。在场地边帮着牵拉钢筋的母亲让我们走开点，别弄脏衣服，完全没有注意到她自己衣服上早就满是尘土。

“娃儿，你看这个厂是不是很规矩。弄得巴不巴适？”父亲用骄傲而自豪的语气，炫耀着他这半年攒下的家底。这些家底不少都是先供货后付款，也是之前那些债主愿意再信任他的表现。

在家待了一个星期，父亲整天在外奔波，母亲天一亮就扎在厂子里，我却整天无所事事。最后我实在是待不下去，就借口说局里案子多，需要回去帮忙。

其实钊哥和岩哥根本没有催我，没有正式报道，我去了也没有工资，只能收尸检费。

父亲没有挽留，他觉得工作要紧，不过他建议买机票：“坐火车太累了，飞机快点。”

父亲还怕我钱不够，准备替我买票，我告诉他，自己实习攒了五千多块，完全没有问题。

他停下掏腰包的手，又一次认真地看着我，感慨了一句：“娃儿真的长大了呀！”

我点了点头，看着他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没有吱声，感受着他手掌上新磨出来的茧子，我愈发体会到这半年家里的不容易。我终于下定决心，不是法医这份工作需要我牺牲自己，而是我需要它来缓解燃眉之急。

我想起不久前的困惑，想起自己对法医职业的怀疑和认可，这些在父母的艰辛面前，不过是少年人的矫情。

我得回去，回那个能让我从实习法医变成正式法医的地方，回到那个能让我领到薪水的地方。

这不就是我现在需要的“钱途”吗？

至于未来无法被重视，有多不堪，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呢？

我已经干了几个月法医，也经历了老贺这桩生死无常的案子，我懂了一个道理，未来和死亡，指不定哪个先来呢！要为爱的人做些什么的话，只看现在。

第一次发正式工资那天，我给过年都不舍的买新衣服的木木，买了一件白色的，肩膀开缝款式的衣服。

上面印有十几朵浅白小花。我只觉得看到她穿上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变美了。

故事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未来和死亡，指不定哪个先来。要为爱的人做些什么就现在。

这句话不仅是被害司机的遗憾，更是激励小刀坚持做法医的关键原因——不是因为什么宏大的理想，更没有什么舍我其谁的英雄使命感，只是想给喜欢的女孩买件裙子，父母能过得好一点。

太朴实的愿望了，朴实到让人不忍心指责，因为它就是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工作压力很大，领导同事相处起来费劲，尤其是远大理想和终身抱负这两样东西，不是一毕业学校就给发的。我们需要时间去经历，慢慢找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位置。

这个过程相当辛苦，能一直坚持走下去，就已经是很厉害很厉害的大人了。

当然，我也祝愿每个朋友，在这个过程里有喜爱的人或事物，给到自己继续往前的动力。就像父母和木木之于小刀，你们和故事之于我一样。再累再难，想到了身上就有劲儿。

就像那句话所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明天的故事还要继续。

明天小刀将会讲述下一起同样离奇的案件，那是一个火灾现场，对着烧焦的枯尸，他和师兄必须复原证据。因为现场的骇人程度，让他在这桩案件里发现，自己每破一桩案件，都有一个微小的意义，那就是让身边的人不再恐惧。

明天21:04，咱们不见不散。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小旋风

插画：超人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