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之：一代繁华、满朝君子与封建时代的生命失格——读《苏东坡时代》札记

天有际，思无涯。

一代繁华、满朝君子与封建时代的生命失格

——读《苏东坡时代》札记

溥之

都说太祖有诏不杀读书人，但狱中的东坡是真有过赴死的绝望；又虽说东坡官声文名当时已然冠绝海内，但神宗诏狱，一张两寸宽纸条，地方大员即刻械枷上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苏轼《狱中寄子由》）这是东坡自况实录。可见，不要高估儒家王朝与士大夫共治的成色。

实际上，从传说中的三代禅让到流血漂杵的汤武革命，从周制封建到秦制郡县，不论是禹夏之变，还是殷周之变、周秦之变，其间有一个始终不变之趋势，即东方政治共和性的代衰代弱，且汉魏隋唐一如既往、愈演愈烈，皇权经由宋元明清逐渐实现绝对的大一统。周制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理想，最终在秦制官僚帝国晚期得以真正实现。封建时代，一神的历史冲动在东方被完整地饯行于世俗权力，从而不仅改土归流以致方国土司一息不存，诸侯、豪族、士大夫也都最后被完全降解。绝对的专制对应着全社会的费拉化，皇权一元对应着个体的原子化，不仅“与王侯共有、与豪族共享、与士大夫共治”说法不成立，连“皇权不下乡”（如费孝通《乡土重建.基层行政的僵化》）这种观点也是学者们的一厢情愿。权力集中、皇权专制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共和的消亡史，而绝对权力宰制的帝国、纯粹专制架构的盛世，本质上不过是贵族的坟场、平民的监狱。实际上，到封建晚期，法家里子的儒家王朝，其社会元气、生气、创造力和自新力几乎完全窒息、统统死火——“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己亥杂诗》）。是为龚定庵辈之所痛。两千年帝制将各色贵族的身份特权和底层生齿的基本权利逐步逐级收归成一元皇统，而辛亥革命巨大、甚至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将这一元皇权虚化后铸成国民宪法。惜乎虚君立宪的光荣一跃，掉头就栽了跟斗，被迫救亡御侮又随之而来。内忧外患中幸有底层崛起、革命云兴，方得人民做主、再造共和。而所谓“中国文化造极于天水一朝”（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也只是专制、共和此升彼降的大历史过程中，在唐宋豪族衰落而小农士绅活跃、武夫明夷而文官荣晋的这个档口，士大夫以新儒家面貌重光了一下人道、民本、淑世等先秦的原始儒家精神。是为宋代知识分子活动与宋学兴起的文明背景。

孔见 《苏东坡时代》

大历史车辙上，新儒学——即宋明理学也很快半推半就地与皇权合体，并迅速政治意识形态化，全方位找角度为封建文化专制、权力集中张本。有宋一代，士大夫纵有高涨的天下家国的大我情怀，终归还是杜鹃啼血、苌弘化碧——“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元·高明《琵琶记》）。这是共和代衰主线上的历史结构性、趋势性的矛盾。东坡生命最后的哀挽，非但不圆融超迈，反而倍加落寞寂寥——“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苏轼《儋耳》）。笔者曾写过《赋到沧桑：文化的暮年与投荒》（《读书》，2020年第6期）一文专门谈这个问题。孔见先生，当然知道宋代朝局的复杂和政争的残酷，进退升贬、生杀荣辱，不过官家随意拨弄的心意而已。然而他为什么还特意将丁酉榜前后三十年的帝国往事剪裁出来表彰一番呢？孔见善于讲故事，尤长于抒情，难道是想通过他独特的诗化语言，制作一部好读好卖的读物吗？我知道，孔见先生肯定不屑于只是为当下读者提供一个情绪价值的东西。那么，他究竟有何抱负，或者要寄托什么心事呢？我通过检索统计、词频分析，似乎发现了个中消息。一辈子出处与共的苏辙，其名讳（含子由）在《苏东坡时代》（海南出版社，2024）全书出现不足一百三十次，而二程兄弟则近三百。被东坡讥嘲为“鏖糟陂”老冬烘的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一），在苏轼生平中的地位远无如此权重。所谓“在兹念兹，念兹在兹”，我认为，强化蜀洛之争，正攸关孔见之用心，即旨在探讨、重塑华夏君子文化和中国儒家道统。他被本书打断的《穷尽生命的可能》据说即集矢于此。孔见选取这个主题的目的，或曰著文礼赞东坡那个时代的目的，我想，他正是要为一个读书人还在鞺鞺鞳鞳地主张“先忧后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不畏浮云”（王安石《登飞来峰》）的时代、主张“为天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张载《横渠语录》）的时代，献上他的一脉心香、几许期望。他原话如是说：“生命失格的时代，人们衣冠楚楚、锦衣玉食……作为作者的我，在书中不自禁地为宋代士子唱起了颂歌。这种颂歌也可理解为对生命失格的封建时代的批判。”（孔见《 <苏东坡时代> 写作随想》）

苏东坡

黄巢落第后，发誓要“我花开后百花杀”“满城尽带黄金甲”（《不第后赋菊》），结果也真地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韦庄《秦妇吟》）。二十年后的一个春社，朱温设宴醉缢九名李家皇子，并残酷地抛尸九曲池（《旧唐书.哀帝本纪》），接着在白马驿诛尽朝臣，再快活地抛尸黄河：“此辈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旧五代史·梁书·李振传》）单曲循环的“华亭鹤唳”惨剧，传到退隐江西老家的郑谷耳中后，诗人颤抖地写下绝句《黯然》，最后两句是:“屈指故人能几许，月明花好更悲凉。”诚然，与唐末五代残猜刻毒相比，宋仁宗赵祯宽仁恭俭、爱民恤物，两宫太后摘下御前金莲灯派人送东坡归院等等，这些花也好、月也圆的桥段，看上去确实帝君笃厚温情、君臣休戚与共。然官家名器、皇权禁脔，岂会真是这等色调的故事耶？君不见，终仁、英、神、哲、徽五帝，东坡终未拜相不说，宦游“团团如磨牛”，还一羁三窜、垂老投荒；君不见，东坡仙去的二十六年后，靖康赵宋之汴梁遽成永嘉司马之洛邑。九鼎二尊牵首北，三宫六院折钗亡。北宋丙午之耻，岂输李唐白马之祸！“恩牛怨李谁家事，白马清流异代悲。”（钱谦益《吴门送福清公还闽》）所以，与其虚妄地归咎于“赤马红羊”之劫，不如如实地看清封建“皇统一元”之害，共和消弭、专制扩张，才是三千年历史的总相。晚唐罗隐面对滔滔河水，曾给历史一个极大的白眼：“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黄河》）

孔见在“后记”之最后说：“月光溶解不了的事物，是我们内心苦患的根源。”我想，孔见这个“月”，与东坡“明月几时有”的“月”、郑谷“月明花好”的“月”，以及高明“将心向明月”的“月”，应该是同一个“月”。

原载《读书》杂志二〇二五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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