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文 | 谢林
最近，财新《中规院原院长李晓江：高层住宅会是中国社会的沉重负担》一文，令我想到了郝景芳的科幻作品《北京折叠》。
仿佛出现了两个世界：老百姓还在为之而日夜奔命，专家们已经开始提出“高层住宅负担论”了。
让砖头不仅不是砖头，还成为了一个噩梦。提出问题总有其价值，但具体到高层住宅这个话题上，却让人感觉十分奇怪，不禁疑惑：
成为社会负担的是高层住宅吗？
高层住宅逐渐浮现的具体问题肯定会大量存在，这是长期“增长优先、责任后置”发展模式必然留下的摊子，问题大家都看得见，但这并不是社会的负担。
这种叙事风格不仅遮蔽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真正矛盾，更使普通居民的居住尊严沦为专家话语的牺牲品。
高层住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载体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空间替罪羊逻辑不可取，在国际上早有警戒：20世纪60年代美国高层社区的爆破，表面是建筑失败，实则是种族隔离政策与公共住房资金削减的恶果。
这不是话语策略上的取巧，而是责任逻辑上的完全不同。
“负担论”有意无意地将本应由制度主体承担的长期义务，系统性地转嫁至早已疲惫不堪的个体居住者身上。这种责任逻辑的错位，不仅扭曲了城市治理的伦理基础，更在社会结构层面制造了一种新型的居住性不正义。
回顾历史，有多少次，都是在“负担论”的责任逻辑下出台公共政策的：
可看莫言小说，《蛙》。
“高层住宅是负担”这一论断所隐含的理念相当糟糕，它确实准确地描述了某种可能的未来，但它也提前赦免了那些本该负责的人，同时给无数普通老百姓贴上了“问题制造者”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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