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记忆：三线厂过年不放烟花放信号弹

文图|秦洁

编辑|龙山

吕梁山的臂弯里，藏着一个叫车鸣峪的小村落，也藏着一座代号9141的三线兵工厂。厂子像被母亲轻轻揽在怀中的婴儿，周身浸着温馨、静谧与安详。一条柏油马路顺着山沟蜿蜒伸展，两侧整齐坐落着一排排灰砖瓦房，那是工厂的家属区；往山沟深处走，郁郁葱葱的林木层层遮掩，一个个山洞口隐约可见，那便是父辈们挥洒汗水、默默奉献的兵工厂厂房。

公路一旁，有条小河静静流淌，它的源头是一股股冒泡的泉眼，“咕嘟、咕嘟”地向上冒涌，似一锅永远烧不沸的温水，生生不息。细小的沙粒随水花跃起，又缓缓沉淀，天长日久，便在泉眼周遭堆起一圈细细的沙丘。无数泉水汇聚成溪，沿着马路向下欢快奔涌，跳跃着、嬉闹着，最终汇入一条沿省道流淌的大河，奔向更远的地方。

一年四季，小河与大山都是我们这些三线子弟的乐园。

1969年10月，为支援三线建设，父母带着我和两个姐姐从东北沈阳奔赴西北吕梁。我在车鸣峪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断断续续在这里镌刻了13个春秋的难忘记忆，那些细碎的时光，如今想来，满是温情。

过年

车鸣峪是个宁静的小山村，四周群山环抱，唯有一条山路与外界相通。平日里，军号声伴着日出日落，乡亲们悠然侍弄庄稼，工人们按部就班坚守岗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俨然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可一进腊月，年味便漫满了整个小山村，往日的静谧被热闹彻底取代，处处都透着欢喜。

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厂里、乡里的孩子们，最盼的便是过年——唯有此刻，才能吃上可口的饭菜、穿上崭新的衣裳，才能提着自己糊的五颜六色的灯笼，在前后院串门嬉闹，大人们总笑着说我们玩得疯魔，眼里却满是宠溺。

冬季的吕梁山，寒风凛冽、气候严寒，院子里的大缸成了天然“冰箱”。一块块猪肉、一条条鲤鱼、一盆盆粘豆包、一坨坨冻豆腐，都带着满心的企盼，被整齐放进缸中，藏着最纯粹、最厚重的年味儿，也藏着我们对新年的无限向往。

过年的仪式感，从贴春联、挂灯笼、放鞭炮开始。夜幕降临，孩子们提着属于自己的小灯笼，三五成群地穿梭在街巷，四处显摆，都盼着自己的灯笼是最漂亮、最抢眼的那一个。记得有一年除夕，赵玉领着我们九趟房的孩子们，挑着红灯笼去大河套游玩，昏黄的灯光映着白雪，耳畔是伙伴们的笑声，那感觉，仿佛闯入了一个神奇的童话世界，至今记忆犹新。

记不清从大年初几开始，车鸣峪大队会组织老乡们扭秧歌，大多时候在大队学校的院子里举行。我家离那儿极近，只要锣鼓声一响，我便立马跑过去围观。去得早了，就挤在最前排，边看边听大人们念叨，谁的腰扭得最灵活，谁的妆画得最鲜亮；若是挤不到前排，就顺着窑洞侧面爬到窑顶上，边玩边看，快乐得不知疲倦。秧歌队还常会去厂粮站院子、商店门前、医院，或是沿着马路往上走到大礼堂旁的灯光球场，往下走到八趟房，边扭边走、边走边唱，我们这群孩子就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不知疲倦，走到哪儿跟到哪儿，把欢声笑语撒满一路。

厂里的春节活动快结束时，不是放鞭炮和烟花，而是朝天“嗖嗖”地发射红绿信号弹，一串串的耀眼夺目，很有兵工厂的特色。

买粮

如今再说起在粮站买粮、在食品店买肉的往事，估计只有四十岁以上的人还有模糊印象，年轻人怕是要一头雾水：买东西为何不去超市？

那是一个凭票购物的年代，票据五花八门，粮本、肉票、油票、布票、糖票、棉花票，涵盖了基本生活的方方面面；若是想买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等大件，更得有专门的票证——有钱没用，有票才能买到东西。除非敢去黑市买高价物资，可那是有风险的投机倒把行为，没人敢轻易尝试。

每月父母一发工资，第一件事便是去粮站买粮。那时买粮要自带面袋，买粮前，母亲总会先把家里的剩粮倒进一个袋子，再将腾出的面袋一个个叠整齐，然后带着我们姐妹仨，推上父亲的金鹿牌自行车，拎着大肚子玻璃油瓶，一次性买回一个月的供应粮和食用油。

那时工厂粮站供应的粮食分主粮和粗粮，主粮是白面，仅占供应总数的35%，粗粮则占65%，包括小米、玉米面、莜面、豆面、红面，有段时间还供应过红薯干。粮站里，一排排大木箱整齐排列，每两个木箱中间放一台磅秤，磅秤旁摆着铁皮制成的大喇叭型器具。秤好的粮食倒进大喇叭里，买粮人把口袋接在器具下方，“扑腾”一声，粮食便稳稳落进袋中。若是小米、高粱米这类谷物还好，若是面粉，腾起的白粉尘会扑得人满脸、满头都是，连衣服上都落着一层，所以撑口袋的人，总习惯半蹲着、扭着头，尽量避开粉尘。

1978年夏季，工厂粮站进了一批发黏的白面。听说那是粮食部门收上来的麦子没保管好，发了芽，磨出的面粉又黑又黏，蒸出的馒头咬一口就粘在牙上，难以下咽。厂里还专门开了会，要求大家把吃这份发黑的面粉，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那段日子，虽吃得艰难，却也成了刻在记忆里的一段特殊印记。

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人，家里的日常饭菜简单却实在：早上是窝窝头或馒头配白菜汤；中午多是早上剩下的主食，搭配大炖菜或是炒土豆丝、胡萝卜丝；晚上则熬一锅小米粥，依旧是熟悉的大炖菜或素炒丝儿。饭菜虽单调，可经母亲的手一做，总透着格外可口的香味，那份味道，刻在骨子里，至今仍让我深深怀念。

大炖菜的原料随季节变换：冬天是土豆、胡萝卜、白菜、豆腐，炖得软烂入味；夏天是豆角、粉条、小白菜、豆腐，清爽可口。最难熬的是春天，俗话说“青黄不接”，冬天储存的白菜、萝卜早已吃光，地里种的蔬菜还未长成，家里只剩腌制的老咸菜，有时就着一只咸鸡蛋或咸鸭蛋，配着老咸菜，便能吃下一顿饭，虽简朴，却也知足。

买冬菜

买冬菜，对于我们这些三线厂的孩子来说，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也是刻在童年里的一段鲜活记忆。

每到买冬菜的时节，工厂各车间会提前统计好每家要购买的蔬菜品种和数量，上报给厂总务科，再由厂里安排运输科派专车，前往清徐、太谷等地，将白菜、胡萝卜、白萝卜等冬令蔬菜一车车拉回厂里。随后，厂里会按居住地分片分菜，我家住在车鸣峪，分菜点固定在紧挨林场的第一排房的房山头。负责我们这片分菜的，有白永年夫妻俩、杨志庆的父亲，还有些人，如今已记不清模样。

买冬菜那天，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全家出动。下班后，父亲一说“今晚去买菜”，我们便匆匆吃完晚饭，早早跑到分菜点排队。记好自己的位置后，我们就跑到一旁疯玩，踢口袋、打口袋、踢盒子、藏猫猫，分菜点瞬间变成了我们专属的嬉闹场，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若是听见水泵房方向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孩子们便会一哄而散，飞快跑回家告诉大人“车来了，菜来了”。可车来了，却未必是往我们这个分菜点送的，我们常常眼巴巴地望着汽车，看着它顺着马路向厂区或八趟房方向驶去，心里满是期待与焦急。但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菜也快到了——毕竟车辆是一起出去采购的，回来的时间也相差无几。

终于，属于我们分菜点的汽车到了。车一停下，大人们便纷纷涌上前，帮忙卸菜。早已准备好的大木板放在地秤上，负责分菜的管理员拿着登记本，找到每家的统计数量，一秤一秤地将蔬菜分到各家。大家把分好的蔬菜装进麻袋，放在自行车后座，一趟趟运回家。那时我八九岁，帮不上什么大忙，就负责看守自家的菜堆，父母和姐姐们则忙着往家运菜。

大人们卸菜时，孩子们总会围在车下，捡拾掉落的菜叶子，那是给家里小鸡小鸭准备的“口粮”。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养着几只鸡鸭，鸡蛋、鸭蛋从不用买，都是自家家禽下的，纯粹的绿色无公害，煮上一个，满屋子都是鲜香。

在我的记忆里，买白菜是最费事的。运回家的白菜，先要放在后院靠墙处，用麻袋、破被子盖好，防止冻坏。第二天一早，再一颗一颗靠墙立起，让风吹、让太阳晒，到了晚上又靠墙摞好。这样周而复始两三天，等刚收获的白菜晒去多余水分，变得紧实，才能放进菜窖里妥善存放，安稳度过整个冬天。

夏秋季节吃菜就方便多了，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种着几架豆角、黄瓜、西红柿和辣椒，边边角角还会种上几棵玉米、向日葵，底下再套种些茴子白、苤蓝。大人们下班后，去园子里转一圈，片刻功夫就能摘回一盆绿油油的豆角、水灵灵的黄瓜，或是粉嘟嘟的西红柿，随手一炒，就是一盘新鲜可口的家常菜。

还有些勤快的人家，会到河边、山坡下开垦一小块地，种上几畦土豆，栽上几垄葱蒜，到了冬天，土豆、大葱、大蒜就不用花钱买了。这些蔬菜，从不上一粒化肥、不打一滴农药，是纯天然的绿色食材，吃起来也格外放心、香甜。

三线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异乡人。岁月流转，时间久了，大家便渐渐把车鸣峪当成了自己的家乡，反而渐渐淡忘了自己最初的故乡。在吕梁腹地的车鸣峪，我们便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在这里付出了辛劳的汗水，过着优哉游哉、与世无争的半工半农生活，邻里和睦，温情满满。

老屋，藏着我全部的童年记忆；老院子，印着我归家的每一串脚印；车鸣峪老厂，是我刻在心底、深深眷恋的地方。吕梁山啊，那片曾滋养我成长的土地，我何时才能再投入你的怀抱，重温那些难忘的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