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79年2月1日，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机降落在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当鲁霍拉·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在副手的搀扶下走下舷梯时，他不仅是流亡十五年的宗教领袖，更是西方媒体笔下的“圣雄”、左翼知识分子眼中的“解放者”，以及卡特政府战略棋盘上的“过渡性替代品”。
这场被称为“伊斯兰革命”的动荡，其剧本并非完全在库姆的清真寺内写就，很大程度上，它是在巴黎郊外的别庄里、在华盛顿的闭门会议室中，由一群自诩理性的西方精英共同“神话化”的产物。
1978年秋天，霍梅尼移居巴黎郊区的诺夫勒堡。在那里，他展开了一场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公共关系攻势。此时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正处于冷战幻灭期，他们急于寻找一种既能反抗美式资本主义、又能绕开苏联斯大林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米歇尔·福柯——这位后现代主义大师，亲自前往德黑兰并在法文中撰文赞美这场运动。在福柯眼中，霍梅尼不是一个要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的教士，而是一个引领“精神政治学”的领袖，是挑战现代西方理性霸权的英雄。他将这场革命描述为“由于某种极其古老的东西而产生的一种极其现代的意志”。
这种浪漫化的神话在西方媒体中疯狂蔓延。当时的左翼报刊将霍梅尼描绘成“伊朗的甘地”。他们有选择地忽略了霍梅尼早在1970年就出版的著作《伊斯兰政府》（Velayat-e Faqih），其中明确提出了“法基赫的监护”——即由高级教士掌握绝对权力的核心理念。
知识分子们的逻辑荒诞却自洽：因为巴列维国王是世俗的独裁者，所以反抗他的宗教领袖必然带有进步色彩。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幼稚逻辑，掩盖了教士集团对世俗民主和女性权利的根本敌意。
如果说知识分子提供了神话的理论基础，那么以吉米·卡特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则在政治操作上完成了最后的助攻。
1970年代末，卡特政府深陷“人权外交”的理想主义陷阱。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分析认为，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因腐败和萨瓦克（SAVAK）的高压统治已不可持续。为了防止伊朗倒向苏联，美国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稳定局势的“中间力量”。
1979年1月，就在革命爆发前夕，白宫内部达成了一种极度危险的共识：霍梅尼是一个“年迈且务实的宗教领袖”，他上台后会退居幕后，将国家交给马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等留法归来的温和派精英打理。
在这种极具绥靖色彩的预判下，卡特政府实施了双重背叛：一方面向巴列维国王施压，要求其“克制暴力”，实质上解除了伊朗军队的武装意志；另一方面，通过特使与霍梅尼在巴黎的代理人秘密接触。霍梅尼极其狡黠地向美方承诺：“我们对权力没有兴趣，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正义的伊斯兰社会。”
美国人相信了。他们天真地以为，教士集团只是反抗苏联渗透的“绿色屏障”。当巴列维国王不得不登机流亡时，卡特政府实际上已经为霍梅尼铺好了通往德黑兰的红地毯。
而当霍梅尼真正掌握权力后，西方神话瞬间崩塌。
最初支持革命的左翼游击队、自由派学者和女权主义者很快发现，他们被当作了夺权的“敲门砖”。霍梅尼在夺权后的数月内，通过残酷的清洗清除了曾经的盟友。那些曾为他撰文欢呼的西方知识分子，在面对德黑兰街头被公开处决的官员和被强制佩戴面纱的女性时，陷入了死寂。
更令华盛顿窒息的是，他们原本期望的“绿色屏障”变成了一个不仅反苏更极度反美的“伊斯兰共和国”。1979年11月的使馆人质危机，是西方绥靖政策最响亮的一个耳光。它标志着西方政客彻底失去了对中东局势的掌控，也标志着一个持续半个世纪的全球对抗格局的形成。
或许这个对抗的格局，在今天，即将走向尾声，望见战火纷飞与流离失所的难民，总会让人不禁感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然而血淋淋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段古语，如果不区分场景滥用，仅仅是一句聊胜于无的废话，人类的悲剧往往来源于什么？自以为是的傲慢，这种傲慢，往往去高估一个魔鬼的善意与底线，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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