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某些所谓“法学家”，如此急着为邪教徒“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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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法学界的一场“哈气”引发了不小的风波。某知名法学家在谈到2023年上映的那部刷爆朋友圈的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时，竟然眉头微蹙，感叹陈桂林在礼堂枪杀邪教徒的画面“过于残忍”，缺乏对生命的起码尊重。
这话听着耳熟。每当社会底层被逼到墙角，不得不以命相搏时，总有一群西装革履的精英跳出来，手握法典，满脸悲悯地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那些满身血污的反抗者指指点点。

他们不同情被邪教骗得家破人亡的信徒，不同情被黑帮勒索到走投无路的商贩，他们唯独同情那些在陈桂林枪口下颤抖的“受害者”——哪怕那些人一分钟前还在用洗脑和恐吓剥夺他人的尊严与财富。

当法治沦为豪强的护身符，当旧社会的“礼教”变成了吃人的伪装，所谓的慈悲，究竟是在保护谁呢？

01

《周处除三害》火，不是火在暴力美学，而是火在它撕开了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浓厚的旧秩序缝隙。

在那个世界里，黑帮林立、邪教横行。林禄和换个名字就能变身“尊者”，在灵修中心坐拥信徒千万，敛财无数。现实中呢？这种事离我们并不远。

大家还记得近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韩国“摄理教”吗？教主郑明析披着宗教的外衣，对成百上千的女性进行系统性的性侵。那些受害者报过警吗？打过官司吗？有用吗？邪教组织拥有庞大的律师团、深厚的政商关系，甚至在警察局内部都有“信徒”。

再看日本的山上彻也。他的母亲被“统一教”骗得倾家荡产，全家陷入地狱。山上彻也尝试过走法律程序吗？他尝试过求助社会吗？在那个政客与邪教深度捆绑的社会里，法律是用来保护这些“大人物”的，不是用来给破产家庭主持公道的。所以，他最后选择了那把自制的散弹枪。

在法治健全、社会公平的理想状态下，私刑当然是不对的。但如果法治已经成了“权贵、邪教、黑社会”的保镖，如果一个人受尽凌辱却求告无门，你要求他继续保持优雅，在那儿跟杀人不见血的恶魔谈“程序正义”，这何止是傲慢，简直是虚伪。

陈桂林给了礼堂里的人机会。他倒数，他警告，他让想走的人走。最后留下的，是那些灵魂已经彻底腐烂、执意要为邪恶殉葬的死忠。对于这种“集体疯狂”，除了物理上的清除，还有什么办法能叫醒那个腐朽的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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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那些“悲天悯人”的法学家。他们读《水浒传》，不同情武二郎，反倒怜惜西门大官人风流倜傥死得冤；看《白毛女》，不同情喜儿，倒觉得黄世仁虽然贪色但那是“债务纠纷”。

这种逻辑的核心只有一条：无论强者如何压迫，弱者都不能反抗。

他们把体系化的吃人美化为“契约精神”。在他们眼里，信徒被骗是“自愿捐献”，百姓被霸凌是“法律意识淡薄”。他们推崇的法治，是一套精密的工具——这套工具对专业人士、有钱人士、社会名流极度友好，而对那些连律师费都凑不齐、连法律条文都读不顺的底层老百姓，则是高不可攀的南天门。

正如《让子弹飞》里的桥段：武举人打人，那叫管教；被打的人不跪地求饶，就是“忤逆”。在这些精英眼中，旧秩序的稳定高于一切。即便这个秩序是建立在对普通人的吸血之上，只要它看起来是“程序化”的、是“文明”的，那就动不得。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某国发生的某些电信诈骗案。受害者跳楼了，家破人亡了，结果背后的诈骗集团在境外奢靡度日。当这些犯罪分子被抓捕归案时，竟然有“大律师”站出来，慷慨陈辞地为其辩护，要求考虑其“人权”。

请问，被逼到自杀的普通人，他们的人权在哪里？被邪教洗脑到卖儿鬻女的信徒，他们的尊严在哪里？

那些法学家关心的从来不是平等，而是他们作为“解释者”的特权。只要法律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倾向于保护既得利益者，他们就能成为豪强的幕僚、权贵的门客，从而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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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处除三害》最让人绝望的地方，不在于杀人，而在于杀人之后的荒凉。

陈桂林即便除掉了“三害”，他依然是个死刑犯，社会依然没有因为他的复仇而变得光芒万丈。导演借着陈桂林的枪，发泄的是对那个腐朽社会的无力感。那个地方，邪教能堂而皇之地洗脑，黑帮能名正言顺地收税，而法律在大多数时候，只是在一旁默默地注视，或者在事后为恶人寻找减刑的理由。

我们看电影感到“爽”，其实是一种悲哀的代偿。因为在现实中，太多的“林禄和”依然在讲台上道貌岸然，太多的“XX仔”依然在街头作威作福。

比如近年来在东南亚猖獗的某些杀猪盘基地，他们背后往往有当地武装、甚至地方势力的影子。你跟他们讲法律？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就是法律。你跟他们讲人权？他们会把你关进水牢。

当邪教组织利用人性弱点，像吸血鬼一样压榨每一个信徒的最后一滴血时，那些高谈阔论的法学家在哪儿？当弱势群体在错综复杂的司法体系中迷失方向、倾家荡产时，他们在哪儿？

他们只在陈桂林开枪的一瞬间，像受惊的麻雀一样跳起来，大喊：“暴力是不对的！”

04

真正的法治，应当是老百姓面对不公时最坚实的盾牌，而不是权贵凌驾于大众之上的遮羞布。

如果法治不能制裁真正的邪恶，如果法律程序成了保护犯罪分子逃脱惩罚的迷宫，那么这种“法治”就失去了灵魂，沦为了一种冰冷的、体系化的压迫工具。

那些对着陈桂林哈气的法学家，本质上是害怕“秩序”被打破。但他们忘了，如果一个秩序本身就是恶的，如果不让正义通过正常的渠道降临，那么陈桂林式的“快意恩仇”就会成为某种必然。

我们支持法治，但我们支持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是“让坏人付出代价、让好人得到保护”的法治，而不是那种让西门庆逍遥法外、逼武二郎上梁山的“旧律法”。

别再同情那些恶魔了。那些在邪教洗脑下依然执迷不悟的打手，那些剥削底层却被包装成“精英”的豪强，他们不配得到廉价的慈悲。

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些“乏走狗”，它们看主人的眼色行事，主人指到哪儿，它们就叫到哪儿。如今，它们正对着那些试图反抗黑暗的火种，拼命地吹气，试图将其熄灭。

但它们忘了，火既然烧起来了，就不是几声哈气能吹散的。公义也许会迟到，但终究会来……

参考资料：

1. 纪录片《以神之名：神圣的背叛》（韩国摄理教案例）

2. 山上彻也刺杀安倍晋三案相关社会学研究

3. 《周处除三害》创作背景及台湾黑金政治研究

作者：没门，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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