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权法》通过61年后被高院终于彻底“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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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溪边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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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4月29日），高院对“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Louisiana v. Callais)做出了历史性倒退的裁决，路易斯安那州必须重新划分国会选区，这实际上使《投票权法》这项重要的民权法案名存实亡。

在以党派划分的6比3裁决中，高院使《投票权法》第2条失效——该条款禁止基于种族的歧视性投票做法，这是1965年民权法中最后一条旨在防止投票中种族歧视的有力条款。长期以来，第2条一直被专门用于确保少数族裔选民在选区重划中获得公平对待。

保守派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在多数意见书中写道：“允许种族因素在政府决策中发挥任何作用，均偏离了几乎适用于所有其他情境的宪法原则，因此，仅仅为了遵守第2条规定，并不能为该州在此处采取基于种族的选区重划做法提供正当理由。该州为满足中区法院裁决所做的努力，尽管可以理解，但仍构成违宪的种族选区划分。”“简而言之，第2条仅在证据足以强烈推断出该州出于种族原因，故意划分选区以削弱少数族裔选民的投票机会时，才规定其承担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两年前，大法官们曾审理过一起关于阿拉巴马州国会选区划分的类似纠纷，当时他们援引了《投票权法》，但并未认定该法违宪。在那起名为“艾伦诉米利根案”(Allen v. Milligan)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该州共和党超级多数派非法稀释了黑人选民的投票权，违反了《投票权法》。两年后这些大法官就改主意了？逻辑上说不通。

大法官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在异议意见中指出，法院如今已完成了对《投票权法》的“推翻”。周三的裁决是系列裁决中最新的一环，这些裁决逐步瓦解了该法案，其中包括2013年“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Shelby County v. Holder)的一项重大裁决，该裁决废除了法案中另一项重要条款——该条款曾要求有歧视历史的地区在选区变更生效前必须获得联邦政府的预先批准。

卡根写道：“根据法院对第2条的新解读，各州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地系统性地稀释少数族裔公民的投票权，多数意见声称只是在‘更新’我们的第2条法律，仿佛只需进行一些技术性调整。事实上，这些‘更新’彻底掏空了该法律。”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和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两位大法官也加入了这个少数意见。

少数意见还说：“今天的裁决使第2条几乎死亡。本案裁决涉及路易斯安那州第6选区。但同样涉及路易斯安那州第2选区。更涉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赋予少数族裔公民——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实质性政治话语权的众多其他选区，特别是南方各州。从今天起，这些选区仅能勉强维持，且恐怕时日无多。”

《投票权法》第二条是怎么回事？

首先，大背景非常重要。1965年的《投票权法》是针对少数族裔（黑人）长期被歧视而制定的“纠正”歧视的法案。

《投票权法》是美国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民权立法之一， 堪称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的民权立法。这个由黑人活动家倡导、并由来自实行种族隔离州的白人总统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签署的法案，标志着在这个深受奴隶制创伤的国家，为争取投票权而奋斗的人们数十年的抗争活动达到了顶峰。

《投票权法》第2条禁止各州及地方当局制定任何有歧视倾向的规则。

因为历史上少数族裔的选票一直被稀释，无法产生自己的代表，所以该法案允许少数族裔可以有自己符合人口比例的代表。这就体现在这次高院裁决涉及的该法案的第二条，即少数族裔在选区划分时是否被歧视了。

是的，根据法律，要证明被歧视必须通过三步测试。以往，评估一个州是否违反了《投票权法》第2条，通常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某个少数族裔群体的人数是否足够多且分布是否足够集中，以形成一个单一议员选区，从而使其有公平的机会选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

路易斯安那州共有六个议员席位。那么，在路易斯安那州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黑人，根据《投票权法》，产生两个黑人代表天经地义。这就是《投票权法》第2条的意义所在，否则还要这个条款干什么！

这次高院裁决，不敢直接推翻《投票权法》第2条，而是通过障眼法达成了这一目的。多数意见说，原告只有在随机计算机模型能给他们提供这种机会时，才算可以合法获得该机会。

这个判决有两个重大问题。

第一，该判决完全违背了《投票权法》第2条的历史初衷。第2条仅在证据能强烈推断出某州出于种族原因故意划分选区，从而剥夺少数族裔选民机会时，才追究其责任，而不是反过来的。多数意见的所谓随机计算机模型是在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个完全不相关的条件。

第二，国会1982年对该条款进行修订，正是为了回应此前最高法院对“莫比尔市诉博尔登案”(City of Mobile v. Bolden)的裁决，该裁决要求原告必须证明存在歧视意图。国会的回应是：如果重新划分选区方案导致选票稀释——即产生了这种效果——原告便已证明其案子成立。

昨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选举法学者理查德·哈森(Richard Hasen)在一篇博客文章中也特别指出，阿利托关于第二条的声明“不仅与法律条文不符，也与《投票权法》第2条的历史沿革相悖。”他说，国会1982年修订《投票权法》就是明确指出在第2条诉讼中胜诉无需证明存在蓄意歧视。

如今，阿利托声称最高法院必须推翻1982年的这项法律，以避免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发生冲突。可是，当初批准这些修正案的议员们正是通过考虑种族因素的立法来保护少数族裔的。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为了扭转美国那段可怕的奴隶制历史——其影响至今仍未消散。

如果有担忧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第十五修正案发生冲突，那就直接判《投票权法》违宪好了。可是，他们不敢！所以才通过第2条选区重划测试所需满足的三项标准进行了重大修改使得第2条形同虚设。新标准要求原告证明存在蓄意的种族歧视——这是一项极其沉重的举证责任，这也是为什么说该判决使得这一条款名存实亡了。

《投票权法》2013年第一次遭受重击

《投票权法》自通过时起，就一直受到白人保守派势力的挑战。

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的判决，废除了《投票权法》的关键内容，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投票权法》第5条要求曾有过歧视性质投票法律的州，在对州选举法做任何修正之前，其修改内容必须经联邦审核，也称为“预先批准”。第4(b)条则列出这些曾经有歧视行为的州（主要就是那些南方州）。法律明确规定，这些州受到第5条的限制。这两个条款的结合被认为是该法案最重要的执行机制。

2013年高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称“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以这样的条款已不合时宜且违宪为由废除了第4(b)条。他在意见书中写道：“无可否认，当初为这些措施提供正当理由的条件，已不再适用于受管辖地区的投票情况。”如此，即便第5条依然存在，没有了第4(b)条，该裁决实质终结了“预先批准”的司法程序。

对这一案子的判决，大法官露丝·贝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用了一个非常出名的比喻反驳：你因为打着伞才没淋湿。然后你说，我没有淋湿，所有我可以把伞扔了？！

金斯伯格的反驳对昨天的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也同样适用，因为阿利托也是用了类似的理由，说南方地区已发生了“巨大社会变革”——包括少数族裔选民登记人数和投票率的上升——表明此类考量已不再必要。

有没有注意到，2013年的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和昨天的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大法官们用了同样的伎俩：并不直接废除法案，但通过技术处理，使得法案实际上失去效用？他们不敢公然否定民权法案，就以这种卑劣的手段达到同样的目的。

罗伯茨说“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真的吗？就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判案的当日下午，得克萨斯州官员就宣布将实施全美最严苛的选民身份证法——要求提供一种当地60万拉丁裔选民所缺乏的身份证明，而该法案此前在预先批准程序中被阻止。从那时开始，原先被法院判定为歧视性法案而不得出台的内容，都冠冕堂皇地成为州投票法的一部分，为各州制定限制性投票法敞开大门，使有色人种群体投票权面临更大阻碍。不言而喻，所有这些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判决之前都不可能被批准。

仅是得州要求在缺席选票上添加身份证号码的规定，就导致选票被拒率从1%飙升至12%。

据布伦南中心(Brennan Center)统计，在2024年大选前夕，受川普毫无根据的“邮寄选票天生存在欺诈”论调煽动，全美22个州新增了“38项缺席投票限制措施。这些在2020年尚不存在的规定，极可能对有色人种选民造成最严重影响，或已造成不成比例的冲击”。

布伦南中心称高院这一判决是毁灭性的，因为第五条规定的预先批准要求，正是该法案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条款。

《投票权法》2021年第二次遭受重击

2021年7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布尔诺维奇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案的判决中，通过重新诠释适用于1965年《投票权法案》第2条诉讼的法律，增加了在法庭上挑战歧视性投票法的难度。

该案涉及对亚利桑那州两项政策的挑战，指控其具有种族歧视性质。第一项规定要求将选区外选票全部作废，即使其中包含总统、州长或其他可在该州任何地方投票的选举（“选区外政策”）。第二项是刑事法规，禁止除选民家属或护理人员以外的任何人代他人提交提前投票选票（“选票代收禁令”）。

这个判决的影响不在于具体案情，而在于高院通过判决重新定义了《投票权法》第2条。

《投票权法》第2条禁止各州及地方当局制定任何“投票资格或先决条件，或标准、惯例或程序……若其实施方式导致因种族或肤色而剥夺或限制任何美国公民的投票权[.]”。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裁定，这两项政策均违反了第2条，因为它们导致了对美洲原住民、拉丁裔和黑人选民的歧视。法院还裁定，亚利桑那州立法机构通过“代领选票禁令”时怀有歧视性意图，此举既违反了《投票权法》，也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

但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在此过程中，最高法院重写了适用于第2条诉讼的法律，着重考量了此类案件中前所未见的因素，例如该州当前提供的投票机会是否多于1982年《投票权法案》第2条上次修订时大多数州的水平。这意味着投票权倡导者今后将更难对歧视性投票法提出挑战。

因为高院2013年在“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中实质性废除了《投票权法》第5条，此后第2条便具有了新的重要性。曾经，“预先批准”这一步将很多歧视性法律阻止在摇篮阶段。没有了第5条的保护，就只能靠打官司证明有歧视了。现在高院将证明歧视的门槛大大提高，以至于几乎无胜诉可能，等于又断了事后起诉这一条路。

保守派在下一盘大棋

2013年，谢尔比县诉霍尔德案通过的当天，得州就宣布将实施全美最严苛的选民身份证法。

昨天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斯案的判决出来后几小时，佛罗里达州就批准了一份可能为共和党增加四个席位的国会选区划分图（上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数月前便预见到这一判决结果，并以此作为重新划分该州选区的主要依据。其他州也计划跟进。

这一判决对2026年的选举影响有多大还不好说，但如果国会不出面阻止的话，2028年的选举将受到巨大影响，很可能将永久锁定选举结果。

几十年来，共和党在下一盘大棋，其中策略上最成功的是2010年的一个“红图”项目。这盘棋将州政府的权力与最高法院的右转有机地结合起来，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

下一篇文我将以“红图”项目为引线，说说保守派这一盘大棋是怎样有机地组合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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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6/apr/29/supreme-court-louisiana-congressional-map-case-ruling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research-reports/effects-shelby-county-v-holder-voting-rights-act

https://robertreich.substack.com/p/the-supreme-court-republicans-makes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court-cases/brnovich-v-democratic-national-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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