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师撑腰，硬刚诬告外还需破除四个障碍

吐槽青年出品

摘要：坚持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对诬告和污名也要零容忍。从教育部门到大学，全社会给老师撑腰，才有了很多硬刚恶意举报的胜利。但我觉得，要胜利，更要避免耗费巨大成本的惨胜——包容的环境，责任边界清晰的法规，理性成熟善待教育的舆论，是教师最硬的底气。勇气是一种奢侈品，期待这些结构性的障碍被打破，让学校和老师硬刚时无须什么“勇气”，而堂堂正正地依靠制度底气挺直腰杆。

从这一次“复旦副教授沈奕斐被小学家长举报”所引发的舆论反应看，舆论和公众对那种滥用举报损害教师权益的行为，已经深恶痛绝。正当举报应受尊重，但恶意污名不可接受，评论区一边倒对沈老师硬刚和复旦应对的支持，便是这种舆论水温的体现。实际上，这不只是广大网友的舆论态度，也是教育部门一直以来秉持的态度。

这事儿说起来并不复杂，是非很清晰：一个家长将孩子间普通的社交摩擦误读为“校园霸凌”，沈奕斐客观地从专业角度作出判断，孩子因分享零食未获回赠而发生推搡，远未达到霸凌的界定标准。然而家长拒绝接受这一判断，愤而启动“举报机器”反复拨打学校各部门电话，投诉沈老师侵犯隐私、不务正业。据报道，连续两个月，沈老师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在查清真相之后，复旦校方还了沈老师清白。

热搜对这件事的标签不过十多个字，我用不到100字就概括完了前因后果，但可想而知，身处被举报漩涡中的当事人，这两个月经历了怎样的折腾与消耗。不只是“间接躺枪”的复旦沈老师，还有被举报者“夺命连环呼”直接纠缠的相关学校、老师、家长，不处理人绝不停止举报，他们又承受了怎样恐怖的压力？吊诡的是，那个举报者一直在暗处，只有“小学家长”这个抽象的面孔，而受害者沈老师却在明处，有名有姓有单位，承受着具体的指控与声誉压力。几个电话，轻敲几行字，一张A4纸上的无中生有，却要让无数人耗费数月去调查，让一个无辜者以近乎崩溃的方式去自证清白，零门槛举报带来的不对称，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沈老师硬刚之后能站在镜头前“反杀反制”举报者，而那些不够硬、不够刚、不够强大而被“牺牲”的，也许只能在评论区默默敲出几个字又删掉了。

平心而论，当一个父母听孩子说在校园受到欺负时，即使带有偏信的主观感受，但保护欲带来的应激反应是正常的，每个学校都有这种纠纷处置和问题反映机制，对问题是零容忍的。——但如果在还原事实和解决问题后，仍不断以举报的方式进行纠缠，已经脱离了正当举报范畴，而滑向恶意的骚扰，甚至是诬告。它披着合法的外衣，利用举报程序的刚性，抓住公共机构的软肋，形成一种“抛开事实不说，起码在程序上拖垮你”的程序纠缠暴力。正如沈奕斐视频评论区一位教师的留言：“很多班主任连续十几年被认知偏执的家长折磨。”这绝非危言耸听——《半月谈》2024年10月的报道里提到，西南某基层教育局2024年前八个月收到的128条教师举报中，仅七条基本属实，查证率不足5.5%。这些子虚乌有的举报，既伤害了老师，破坏了教学秩序，耗费了巨大社会成本，也侵蚀着正常反映问题的举报空间。

举报反映问题并无原罪，是应受保护的正当权利，但这类缠闹式不实举报伤害着正当根基。实际上，不只是教师群体对这种莫须有式的举报深恶痛绝，从大学到教育主管部门，一直以来都在给教师撑腰。此次复旦大学核实后回应“内容专业客观、不逾越合规边界”“未给予任何行政处分”，就是一种撑腰。2023年8月，教育部新闻发布会就指出，要对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公开正名；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回击，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2025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提出，会同公安部严厉打击诋毁、污名教师等违法行为，维护教师良好形象，这些都是制度性的撑腰。

因作业布置得太少，有老师被投诉；因“性格太温柔”，有老师被投诉；一学生丢了块橡皮，家长见了两次校长，打了两次“12345”，警察来了三次。——举报投诉很奇葩，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奇葩投诉受到各地教育部门的狙击：比如无锡设学校初核+教育局复核两级核查，无证据不立案，避免教师被“挂案”消耗；张家口快速核查，不让教师自证清白，心理咨询“教师应援团”24小时响应；威远县等要求实名举报，举证责任倒置，从源头减少恶意举报；近来山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就人大代表《关于归还教师管理权，破解管教困境的建议》作出积极答复，拒绝“牺牲教师换和谐”；多地明确支持教师正当管教，不得因合理惩戒被追责，被诬告后澄清正名纳入师德考核正面康，不影响评优评先，为教师履职减负松绑。这些都着眼于教师的现实痛点，从立体层面给教师撑腰！

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大中小学，再到主流舆论，都在给老师撑腰，为什么很多老师仍感无力？问题在于，集体硬刚恶意举报之外，还须破除以下几个障碍，在舆论和制度层面为老师创造包容的环境。

其一，以消费思维看待教育关系的观念障碍。很多人习惯于将市场那套思维照搬到教育关系中，觉得送孩子接受教育，自己是消费者，而学校和老师是“服务提供者”——既然我是消费者，你就得满足我的各种需求，哪怕它是苛刻的、无理的、超出可满足限度的。这种关系认知下，“信不信我投诉你”这种消费场景中的施压逻辑就会挂在嘴上。实际上，绝不能用市场化那套逻辑来看待教育，教育关系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与托付，信任老师，把孩子托付给老师，这个过程需要保持对育人者的信赖，信赖老师对孩子的良善用心与公正裁断。不在观念上理清这种关系，消费的优越感自然会滋长出滥用举报的戾气。用户至上，家长至上，家长可以举报老师，受委屈的老师能向哪里去举报家长？家校需要一种平等的关系。

其二，标签绑架、偏见先行、情绪裹挟的情绪障碍。因为这一次沈老师是在复旦查清事实后将此事公之于众，沈老师在舆论先发声，舆论才一边倒站在她这一边谴责举报者。试想一下，如果是那个小学家长先通过小作文带节奏，说自家孩子在学校被霸凌，将事实移花接木添油加醋，校方和老师保持沉默，网民会站在哪一边？——“抛开事实不说，如果自家孩子被霸凌了怎么办？”那种家长身份的轻易代入，很容易就会淹没理性。舆论场每天上演太多的戏码，多是情绪先行和标签绑架，让人有理无处讲，逼得老师和学校只能息事宁人。这种情绪障碍，让老师、学校陷入一种结构性的弱势位置，很多时候只能选择沉默或牺牲权益来进行自保。这也助长了一种个别绑架多数、偏执裹挟正常的“按闹分配”恶劣行为。

其三，举报代表正义、被举报身陷污名的结构障碍。这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对称打击，举报的成本近乎为零，打几个电话，发几封邮件，就可以完成，无须精准与穷尽举证。而被举报者则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污名之下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不得不疲于应对各种举证。打破这种障碍，需要为举报设置门槛，课以举证责任，并让诬告者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避免这种合法性伤害让老师失去腰杆。其实问题很多时候不仅在举报的家长，更在缺乏原则担当的学校，如果学校能够贯彻举证倒置，有处置问题的事实自信和法规自信，老师也不至于被程序所拖累。

其四，动辄得咎、缺乏包容、充满洁癖的舆论障碍。本来孩子间发生一点小冲突，应该可以在教室和校园内形成解决的，这也是教育应有之义，却在不断举报中“被敏感化”，逼得老师和学校战战兢兢地保持沉默，沈老师一句“这不是霸凌”的客观事实判断好像都冒了极大的勇气。很多人觉得当下的学校有舆情洁癖和应激反应，其实舆论首先就是不容错的，有一种洁癖氛围，缺乏对争议与讨论的耐受度。这种洁癖形成了一种互相强化的闭环，各自处于一种绷得太紧的应激状态。举报更是将这种应激发挥到极致，老师便成为最大受害者。

坚持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对诬告和污名也要零容忍。从教育部门到大学，全社会给老师撑腰，才有了很多硬刚恶意举报的胜利。但我觉得，要胜利，更要避免耗费巨大成本的惨胜——包容的环境，责任边界清晰的法规，理性成熟善待教育的舆论，是教师最硬的底气。勇气是一种奢侈品，期待这些结构性的障碍被打破，让学校和老师硬刚时无须什么“勇气”，而堂堂正正地依靠制度底气挺直腰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