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后期，2个美国人如何看透日本民族性，替日本安排好"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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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到来，日本仍然由小矶国昭内阁治理。这个政权看上去与东条英机的政权别无二致，在推进战争的疯狂程度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与东条统治时期不同，如何结束战争的课题摆在了日本决策者的面前。

似乎是要为这场战争中日本极端糟糕的情报保密系统再添加一个耻辱标签，1945年初，就连华盛顿的大人物都知道日本高层在探寻除了战斗到底以外的选项——尽管每天东京大喇叭还在喧叫“全员玉碎”。

1、决定日本命运的人

美国人凭借拦截日本的通信信号，依靠此时处于原始形态但远比日本先进的计算机，再加上若干位数学天才对其破译，由此得到代号为“Magic-Ultra”的战略敌情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华盛顿得知日本当局试图请莫斯科进行和平斡旋。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日本在战争末期选择去拉拢苏联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充分证明日本政权的愚蠢和自以为是。

日本历史学家入江昭提出，在战争末期特别是在进入1945年战局已定的情况下，日本应立刻放弃海外占领地，使整个国家重归20世纪20年代“威尔逊主义”道路。入江昭认为，假如日本当机立断，选择靠拢华盛顿而非莫斯科，那么它肯定会发现美国是愿意和谈的。美国很多处于战略决策中心的人物或者在前线指挥拼杀的将领都认为应该将日本民族杀绝，将日本文化毁灭，他们的言论获得了广大美国民众以及前线将士的赞同，但华盛顿的战略决策不可能建立在不经理性思考而肆意外溢的怒气基础上。

早在1943年9月，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历史学家休·伯顿向国务院内的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在二战基本趋势已定的情况下，为研究美国在全球各地区的战后计划提供专业意见。历史学家的意见特别重要，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建立一套全新的秩序，正如当年欧洲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休·伯顿是远东地区委员会成员，实际领导者是乔治·布莱克斯利，他同伯顿早有合作关系。

伯顿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写成的这份只有16页的备忘录，安排好了日本的“身后事”，获得布莱克斯利的支持与赞赏。在这份备忘录中，伯顿首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对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和之后的协定与条约过于苛刻，使日本陷入贫困，将日本经济削弱到无力维持，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持久和平将会受到严重动摇。这会是非常糟糕的政策，将在北太平洋地区创造一个经济真空，外部强国谋求经济特权的欲望会使日本沦为强邻猎物”。

伯顿担心的日本身边乘虚而入的“强邻”是哪些国家?他的脑海中想的显然是苏联和中国。美国的精英阶层一向将苏联和中国视为亚洲的破坏性因素，而不是稳定因素。伯顿认为，战后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日本，美国应当给日本机会“维持一种社会稳定的生活水准，并且发展导致健康与和平的政治制度”。

回顾这份80年前写成的几乎不知名的备忘录，会震惊于其影响力之深远。如今美国和日本是一对联系紧密的军事和外交盟友，正是华盛顿的政客在力促日本彻底废除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的“和平宪法”，并大举扩充战后只能被称为“自卫队”的武装力量，而矛头所指就是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的战略分析师在上次太平洋战争远未结束的时候，就提出要与日本在战后一起维护“亚太秩序”，而当时美国正在合作的中国和苏联(俄罗斯)则被认定未来会破坏“亚太秩序”。这是何种“亚太秩序”?就是西方殖民主义从几百年前将触角扩展到亚洲，直至19世纪通过帝国主义征服而在广大亚太地区建立的“西方统治秩序”及其进化版本。美国的战略分析师是站在几个世纪积累而成的“高山”上遥望未来，写就这份备忘录。这是真正的“大战略”。

在不久写成的另一份备忘录中，布莱克斯利对伯顿的备忘录表示全面赞同。

他说：“只要(日本)战后时期的经济和金融状况由同盟国家控制，就应当允许日本在国际安全要求必需的限制范围之内，在非歧视基础上，分享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期待其逐步提高生活水平。”

正如入江昭等日本历史学家期望的那样，美国决策层在战争结束前就出现了“威尔逊主义”思维。

伯顿和布莱克斯利写下备忘录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正在为莫斯科召开的外交首脑会议做准备。那次会议上，美国时任国务卿赫尔就战后国际经济合作，提出“消除公共或私人对生产和贸易的限制性协定”“货币可兑换”“促进任何需要国际援助开发资源和发展工业的地方发展”以及“改善用于船舶、空运和其他运输方式的设施”等提议。

美国正在搭建一个以“自由、开放”为图腾，但必须由其掌控的战后国际秩序，其核心是经济上的国际主义，而日本将成为这个新国际秩序帐下的成员。美国不相信苏联会支持这个新国际秩序，因为这种秩序本质上是已经垮台的西方旧殖民秩序的革新版本。

“伯顿-布莱克斯利构想”建立在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恶意排他性质经济政策的否定基础上，当时所有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世界稳定和他国人民的生死存亡漠不关心，将自身经济危机的恶果随意向国外输出，导致法西斯与军国主义的崛起，接着又执行多年中立政策。

国务院认为必须构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从而让各国没有理由再次青睐排他性经济政策。即使日本这样的敌国也应当被纳入这一方案，让这些国家压抑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承担国际义务。

这就要求日本的战后领导人必须是认同国际主义的。1943年，伯顿对于战后日本应该由谁来做领导人已经有所考虑。他在备忘录中提到了松平恒雄(幕末会津藩主松平容保的儿子)、木户幸一、若槻礼次郎和近卫文麿。伯顿认为他们都是反对军部独大的战前领导人。这些人同天皇走得很近，因为他们曾出任首相或者职务就是在日本皇宫内。

伯顿对日本“重臣”的看重，表明他并不认为天皇和天皇制对军事侵略和独裁负有罪责。相反，他认为天皇和天皇制早就被操纵，是帝国军部势力的“招牌”。他主张天皇制可以再度成为促进日本非军国化并加速战后重建的积极因素。

他指出：“天皇制很可能成为让战后日本更加稳定的因素之一。天皇制可以在建立一个稳定而温和的战后政府过程中成为一个极其珍贵的因素。”

这样的观点在太平洋战争白热化的1943年只能隐藏于美国国务院的机密备忘录中。但它在1945年演变成为美国逼迫日本投降并迅速将其改造为战后亚太秩序伙伴盟友的既定政策。很多年后，“天皇制有效论”不但得到日本主流舆论赞同，连美国总统到访日本也会向天皇低头致敬。

奥巴马就这么做了，而当特朗普对天皇表现无礼时，便受到日本媒体群起批判。

2、先见之明

伯顿强调在战后的“自由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日本，反映了国务院的主流想法，但遭到斯坦利·霍恩贝克反驳。此人是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是国务院第三号人物，也是蒋介石政府派驻美国大使胡适的挚友。他显然不认为打造“有序而稳定的日本”应当成为美国的亚太政策目标。

他评论道:“对我们来说，在战后的世界当中可能不用和日本和睦相处。”霍恩贝克对日本的负面看法，是为了配合他积极评价中国的论调，他认为中国才是战后亚洲和平与美国利益的关键。

1943年10月，霍恩贝克向丘吉尔重申了他的主张，即一个在“道德考量的基础上”同美国和英国建立牢固联系的中国，比起一个即使加以改造但也可能“贼心不改”的日本，会对“自由而和平的亚洲”有更多贡献。

显然，霍恩贝克对日本是否会像伯顿认为的那样乖乖接受征服者强加的改造并实现真正的自由化表示怀疑。他认为即使日本稳定下来，也不会成为促进民主和平的力量，可能长期保留其根深蒂固的侵略性民族特性。霍恩贝克也从历史中寻找证据，他指出：“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时期)没有完成一次完整的革命，许多封建残余仍然存在。战后日本国内进行一场较为彻底的革命可能会对我们有好处。”

经过战后将近80年的漫长岁月，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去审视伯顿和霍恩贝克的观点，会发现这两位美国历史学家都具备真知灼见。伯顿认为美国可以改造日本，日本拥有顺服的人民和乐于合作的“重臣”，将天皇制稍加利用就可以成为美国在战后亚太地区实施治理的支柱，这些观点最后都被现实验证。

霍恩贝克则认为日本的腐朽封建、军国遗毒很难根除，除非进行彻底革命，如果只是进行一些表面手术就拉拢作为队友，则未来日本仍具有危险性。21世纪后日本的种种“军国主义回潮”表现，证明了霍恩贝克的远见卓识也没错。日本在思想上重新向战前靠拢，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最高层政治人物开始参拜靖国神社，给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招魂。

不过必须指出，霍恩贝克似乎受胡适的影响，没看清蒋介石政权压根儿是“烂泥扶不上墙”。说到底，除了一小部分买办，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不会臣服于美国所谓“新国际秩序”，但日本可以接受。这套体系是西方旧殖民秩序的革新版，而日本通过明治时代的努力与扩张，曾经搭上西方殖民时代的“末班车”。

在远东地区委员会内部，伯顿的想法被普遍接受，如远东司的威廉姆斯也声明美国需要努力使“日本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最有益的位置”。由此可见，跨太平洋的日美和解可能性越来越大。这年末，美、英、中三大国领导人举行了历史意义非凡的“开罗会议”，中国几乎注定将收复半个世纪以来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但掌控日本命运的将是美国，而且只有美国。

开罗会议期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军事情报部的海军军官乔治·科尔，写了一份备忘录，暗示在美国对日本本土发动一次“无情摧毁”的攻势之前，日本人可能会要求和谈。在1943年尽管没有美国情报机关破译的日本方面情报可以证明这个观点，但毕竟渐渐清晰的战争结局允许美国决策者推测日本将做出这样的动作。

科尔认为，日本人可能会以和谈是“日本天赋命运演变的一个阶段”为借口，给自己找回面子。日本当局会向民众说他们虽然输掉了这场战争，但正在为未来长期斗争奠定基础。应该说，科尔对于日本民族的心理分析相当深入。

科尔认为，日本人发现英美一方同中苏一方必将发生对立，进而推断英美希望“在(亚洲)东北角维持一个理性且强大的日本国，充当面对苏中的平衡势力”。换句话说，日本可能试图通过利用敌国之间的潜在裂痕，谋求不会被彻底毁灭并慢慢恢复国家元气的和平条件。

最终，日本人将失去“一个新的但无利可图的帝国”，接受同盟国安排其经济政策的要求。同样富有前瞻意识的科尔建议，美国应该积极回应日本的任何和平试探。他断言进一步毁灭日本的城市和经济没有任何价值。如果日本本土遭到进攻，日本男女老少会总动员，抵抗到最后一兵一卒，结果就是没有一个能坐下来和谈的日本政府存在。

科尔的观点与伯顿接近，因此霍恩贝克的助理阿尔杰·希斯站出来反对。希斯遵循霍恩贝克的思路，坚持认为“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而言，重要的是日本在心理上必须被彻底打败......

日本的民族心理要彻底修正”。他特别强调“仔细评估帝国扩张观念在日本人心理和生活方式中的重大意义”。实际上，科尔和希斯都洞察“日本人的心理”，即所谓“菊与刀”。但前者试图利用这种矛盾心理缩短战争，后者坚持“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消除未来再发生战争的风险。这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为了奠定战后亚太秩序而如何进行抉择，并非谁对谁错的问题。

3、日本的下下策

在日本这边，无论是军部当权者，还是重臣，都对如何结束战争以及战后日本如何生存的问题深入思考和讨论。

在结束太平洋战场和亚洲大陆战场的战争后，日本是否仍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大国地位?讨论者都同意日本要获得的不仅仅是生存空间，但未来是屈从于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还是坚持独立行事，讨论分歧很大。

有人认为应尽快结束与美国的战争，保住日本的帝国地位即“国体”，或至少保住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更多人则从现实政治角度出发，在战争结束前就思考战后是否与苏联或美国结盟，以便获得迅速恢复国力的重要支援。还有人认为，无论战争的最终结果如何，日本应尽量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或者在美苏的争斗中渔翁得利。争论到最后，其实都必须面对日本该如何妥善结束战争这个基本问题，即日本应向谁投降。

在哪个战场投降?在什么时间投降?必须选择最合适的方式和最佳时机结束战争，能让日本保持大国地位，或者至少保留重建的基础，以便日后再度崛起成为强国。显然，再度崛起的日本不会认真反思这场战争的真正败因，这是霍恩贝克明确预见到的。

与华盛顿的决策者激烈辩论战后应该如何处置日本对应的是，日本的决策者认为苏联原本就是东亚地缘政治的重要角色，并认为与苏联之间的良好关系才是日本战后和平稳定的关键。

一方面，苏联并不从属于西方世界，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跟班。另一方面，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战役让日军付出惨重代价，让日本人见识了苏联摧枯拉朽的军事实力。苏联向东亚地区“伸手”始终是日本决策者心头的噩梦。

1941年12月1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仅10天，同时也是《苏日中立条约》签订8个月后，畑俊六在日记中断言，苏联最终会撕毁合约，发动对日作战。1944年8月19日，在裕仁出席会议的情况下，外务大臣重光葵指出，要想让苏联站在日本这边充当“和平使者”将非常困难。会议分发了《当下世界局势之判断》的评估报告，认为苏联的动向对日本极为不利，而战争继续，美国有可能入侵日本本土。可见日本高层早在1944年秋季，战败一年前，就已经探讨苏联撕毁《苏日中立条约》的可能性。

日本外务省也紧盯苏联。9月初，日本外务省向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提交了一份提议草案，提出为了拉拢苏联，日本可能要向莫斯科所做的让步措施。这些让步包括给予苏联在北海道与本州岛之间津轻海峡的通行权(战后“冷战”时代，为了给予美国军舰在津轻海峡的通行权，日本政府宣布津轻海峡是国际水道，现在俄罗斯和中国军舰均可合法通过这一海峡)。

另外，外务省还提出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相当程度的通商权，出让其他相关权益，包括“北满”铁路所有权、渔业权以及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所有权。

日本外务省准备了这些针对苏联的让步措施，自然是为了避免苏日战争爆发，并要求苏联做“和平使者”。但这些措施缺乏吸引力。另外，把和平斡旋和避免开战这两项要求并列在一起很奇怪。

1944年10月下旬，当日本海军在莱特湾遭受美军的致命打击后，日本政府对于保持入侵中国而打造的“大陆帝国”完整性已经不抱任何希望。1944年11月6日，苏联领导人在纪念十月革命周年演讲上，将日本称作“侵略者”。不久，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召开会议，大本营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向首相小矶国昭明确表示，也许再过几个月，苏联会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其原因是担心美国在战后独霸亚洲地区。

正如美国海军军官乔治·科尔在1943年就指出的那样，日本清楚地意识到战后美国和苏联的野心将发生“关键对立”，而英、美将允许日本“在亚洲东北角”成为一个“平衡器”。没有任何一名盟军士兵踏足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岛，但声称要“一亿总玉碎”把战争打到底的日本，却于1945年8月宣告投降的原因就在于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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