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近卫文麿硬刚日本军部夺权，吉田茂如何"躺枪"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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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底到1945年初，美军经过苦战，在莱特岛站稳了脚跟，即将发动对菲律宾主岛吕宋岛的进攻，这一行动在1945年1月9日开始。对日本本土真正的大规模空袭还未开始。也就是说，太平洋的腥风血雨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空档期。其间，日本决策层推行的政治和外交政策给人一种徒劳无益的印象。东京利用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嫌隙来争取有利战争结局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1、三心二意的“联苏”政策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外相重光葵在这一时期给在莫斯科的大使佐藤的指示中说明：“随着德国威胁的消退，反轴心国阵营成员国的利益分歧，特别是苏联和英、美的分歧正在变得越发明显。”

重光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对苏联做出“合理的让步”，促成苏联永远和英、美决裂，而苏联能够得到的仅仅是日本外务省提供的一点儿“让步”。他在战后的陈述中表明他确实“希望”让日本以最小的荣誉损失，以及对社会秩序尽可能小的伤害，让战争尽快结束。但他和其他许多日本决策者一样，没有区分清楚“希望”和“幻想”的巨大落差。

他所说的莫斯科对日本存在的所谓“友好”，可能是一种为说服其他人或是说服他自己相信“亲苏”策略是值得尝试的话术。重光可能和许多重臣那样，觉得与激烈战斗中的英、美实现和平，需要找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当“中间人”，采取迂回路线，以避免国内反对声浪。

日本军队对于任何胜利之外的解决都拒绝接受，其激烈反响会引起大动荡，终止战争的目的就会遭到破坏。日本外务省可能认为要给头脑僵化的日本人准备和平结局，通过莫斯科搞迁回战术是明智的。

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没有同日本开战的大国。战后历史学者大多“事后诸葛亮”，称日本的决策者盼望苏联“发善心”太过愚蠢。从日本与莫斯科的谈判中可看出，事情如他们所愿的可能性连万分之一都没有。日本政府当面提出的交换条件过于寒酸，虽然明显愿意向苏联做出更多让步，但从来没把朝鲜半岛列入“中立名单”。如果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由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陆地相连，再愚蠢的人都可以设想到苏联势力很容易扩展到半岛上。后来的历史进程果然如此。

日本对“苏联调停”可能性三心二意的态度，还可以从驻苏大使佐藤尚武的经历中看出端倪。在苏日外交的这个关键节点，东京指示佐藤尚武不要向莫斯科主动示好。也就是说，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日本，还想在莫斯科面前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

佐藤不知道东京对苏联开战意愿的评估，所以直到1945年7月底，百万苏联大军基本在远东部署完毕并做好对日作战准备，他才最终意识到请苏联为日本出面和平斡旋是痴人说梦。随后，他试图警告东京重视他的这个所谓“重要发现”，而东京早在1944年8月就讨论过这件事了。直到战后，他才因这个“真知灼见”受到表彰。

事实上，日本当局一边表现“高傲”，一边在为即将到来的与苏联“分手”而黯然神伤。佐藤尚武作为一名曾派驻过法国、瑞士、卢森堡和比利时等国的优秀外交家，在莫斯科过着一种贵族式的生活，同时他内心深爱着西方文明。他与东京那些狂热分子格格不入，被排除在最高决策圈外，就连基本的战略情报也得不到分享。东京只是三心二意地扔出那些所谓的“让步”，让佐藤捧到苏联人面前看看他们是否会“上钩”。归根结底，日本人承认军事上无法与苏联为敌，但不由自主地想侮辱苏联人的智商。

1945年初，正当日本政府与苏联玩着可有可无的外交游戏时，有一小群人出于反苏的精神，以各种渠道和方式，尝试与正在猛烈交战的美国进行和谈，进而结束战争。这群人被称为“和平试探者”，由日本驻欧洲中立国的军官、外交官、记者和商人组成。他们与欧洲一些政治掮客有着广泛的联系，通过中立国家如瑞典和瑞士的渠道，进行私下活动，倡议日本尽快与美国谈判并休战。

日本当局根本不同意这些人的想法，也不可能帮助他们，他们的和平试探都是出于自愿，只能偷偷摸摸地自发进行，彼此间没有联系，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来策划整体行动。此外，“和平试探者”的职业和个人背景千差万别，他们身上几乎不存在共同的理念或对未来的共识。美国政府对他们有一定的兴趣，但后来明白，这些人不能代表东京的正式投降请求。所以他们针对美国的努力与日本政府对苏联的外交努力一样，最终都化为泡影。

2、和平试探者

战后，这些“和平试探者”因尝试结束战争、与美国议和并使国家免受灭顶之灾的“英雄行为”而得到嘉奖。历史学家多年来一直在争论，如果美国下定决心与这些人进行真诚的沟通，是否最后还会让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和平试探者”的动机和目标并不仅仅是结束太平洋战争那么简单和无私。与“高傲”的日本政府一样，他们希望美国明确表态允许日本保留以天皇制度为首的“国体”，之后日本才会投降。他们还请求美国允许日本在战后经济崛起，成为“自由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强国”。

美国国务院的伯顿等人可能会赞同“和平试探者”关于天皇制度的请求，但显然不会同意在这个基础上施舍日本人更多的东西。“和平试探者”提出日本本身缺乏自然资源，战争还导致缺乏足够人力，日本在战后就应被允许保留朝鲜和中国台湾这两个几十年前就被吸收进日本帝国的殖民统治区域，作为战后日本原材料和粮食的来源。

他们的想法与日本政府对苏联抛出的条件不谋而合，都要保留朝鲜继续作为日本的领土。如果保留朝鲜作为日本领土，就等于“大日本帝国”仍然存在，可以称为“后日本帝国”。

这些“和平试探者”坚信一个经济稳定的“后日本帝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市场中，对日美双方都有好处。因此，他们对自己的求和努力满怀希望。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之处:如果是日本政府而不是一些零散的日本“和平试探者”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同华盛顿接触，他们就会发现美国准备了对待日本的和平计划。

以“伯顿-布莱克斯利构想”作为基础，为日本投降和投降后制订的大部分美国国务院的计划，在1944年5月已经完成，直至1945年都没有什么改动。

1944年底，美国国务院对于“不会毁灭而是将扶持日本”的政策已经非常坚定，这可以从当时起草的其他一些政策报告中看出。例如，有一份文件建议在盟军占领日本期间不应除掉天皇，除非在极端情况下作为一种报复手段。

美国主导的日本占领军军政府应当致力于“让一个妥善履行对国际大家庭义务的日本出现”，因此应当同那些支持这些目标的日本人进行广泛合作。甚至还有更深入的内容，如为了促进反军国化的民主力量，占领当局应当在日本进行教育性改革，鼓励言论自由，并且监督司法运作。

所有的这些提议都设定在日本存在很多愿意同占领军政权密切合作的日本人。国务院指出，“要对日本实施令人满意的根本性改革，有必要求助于能够合作的、本身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日本人”，来推行那些计划。

纳粹德国于1944年12月在欧洲西线战场发动的最后反攻“阿登攻势”到1945年1月中旬就彻底失败了。而与此同时，美军登陆菲律宾吕宋岛同样进攻势如破竹。疯狂的纳粹政权在其覆灭前不可能求和，而日本的小矶内阁仍然指望“取得一胜而求和”，或者苏联被日本开出的那些模糊又自大的条件“诱惑”，从而开启“体面”结束战争的门，为此，小矶内阁掘地三尺，来准备“决战”。

于是，盟国那一边通过“三巨头”会晤划定了战后世界轮廓，日本这边则发出了最高等级战争动员令。大本营陆海军部首先于1月20日制定了《帝国陆海军作战大纲》，以维护冲绳之外的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岛为目的，要在8月以前编成陆军240万人、海军30万人，合计达270万人的本土防卫军，当然其战力水准堪忧。

接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1月18日和25日相继制定了以整备防空能力和疏散军需公场为目的的《紧急政策措施纲要》和《决战非常措施纲要》。

《决战非常措施纲要》的第一条就提出:“帝国今后的国内政策在于迅速集结切人力武力，举国家总动员之实效，确立为了必胜而决战到底的坚韧不拔的基础态势。”将以“本土决战”为名，包括冲绳在内，彻底将全体国民全部动员到战场或军需工厂。于是，女中学生开始手握竹枪进行训练。

日本的战争狂热就这样在1945年初达到了顶点，所谓《决战非常措施纲要》提出仅数周，1945年2月4日至11日，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展开第二次三方会谈。当时欧洲战场大局已定，攻克柏林，消灭纳粹德国只是时间问题。在太平洋上，菲律宾吕宋岛的战事也相当顺利，美国正在准备对横亘在通往日本本土列岛路上的硫黄岛和琉球群岛发动进攻。

在东京，吃过“正月祝捷饭”的天皇对于菲律宾的溃败战局表现出极大的担忧情绪，询问木户:“我觉得有必要听取重臣们的意向，你的看法如何?”对此，木户暂时表示同意，但是又回答说:“总而言之，我认为就此再观察数日为宜。”木户为首的宫内集团此时并不希望天皇听取重臣意见。对于木户来说，重臣与天皇的接触无非讨论推进和谈，会产生刺激军方的效果。而木户企图让军方彻底失败，等待军方的威信随着战斗力降低而扫地，然后重臣及宫中集团才能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实施保证维持“国体”的终战方案。

相比之下，重臣集团表示出更强烈的危机感。“三巨头”雅尔塔会议结束后，相关信息刚传到日本，2月14日，近卫就去觐见天皇，上奏道:“战败(上奏时改为“危机”一词)虽然遗憾，但我认为迟早必至。

败战虽为我国体之一大耻辱，但英、美舆论迄今并未达到改变国体之境地。因而，不必仅因战败对国体问题忧心忡忡。”与战败的危机相比，近卫更强调了以战败为契机而可能产生的革命和破坏国体的危机。这就是近卫奏折中的一节。

3、吉田茂的“吉反战集团”

于是天皇与近卫进行了深入交谈。

首先天皇就最为关心的维持国体问题提问：

“军部预测美国甚至准备改变国体，你的看法如何?”近卫回答说：“我认为这是军部为激发国民的斗志而提出的。我相信格鲁的本意并非如此。”

也就是说，近卫对于美国战后对日处理不至于变革国体的判断，是基于当时担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要职的前美国驻日大使、与近卫交往甚密的约瑟夫·格鲁的论点。军部预测认为战败就会导致美国强行改变国体，从而主张把战争打到底的判断，在近卫看来是危言耸听。近卫进而批评了陆军首脑部被统制派占据的现状，提出所谓“肃军”提议。天皇询问具体方法，近卫提出起用真崎甚三郎、小畑敏四郎、山下奉文等皇道派的人物。

当年因1936年“二二六政变”而清洗皇道派，让统制派控制日本陆军中枢并开启大规模侵华战事，二战都快结束了，近卫竟然提出清洗统制派换上皇道派来追求一个体面的和平。近卫真的以为“国防国家”体制已经深入每一个日本家庭的当下，对陆军搞清洗可能成功?他真的以为搞这样一场清洗运动会有助于打开和平之路?又或者他对东条恨之入骨，所以要把属于统制派的“东条徒子徒孙”全部铲除而后快?

总之，近卫在天皇面前公然宣称构成军方主战派的统制派军事高官都是“危险分子”，将其排除是避免日本“国体”不保的悲惨结局，进而结束战争的必要性步骤。

为此，首先必须启用与统制派对立的皇道派人物。天皇认为近卫这一提议“如果不能再度取得战绩则很难实现”，同时表态仍然支持军部势力所谏言的“断然决战”以扭转战局的意见。近卫对天皇说:“能取得那样的战绩固然好，但是有那样的机会吗?到底这是不可能的。再过半年一年也未必能奏效。”

老老实实表达所谓“扭转战局”就是异想天开。

诚如天皇在与近卫的会见中所说:“尽管梅津说过美国有抹杀我皇室的意图，但是我自己仍心存疑问。”这说明他也未必完全相信军方那一套说辞。但是，他接着又表示了“陆海军如能共同将敌引诱至台湾外海予以重创，然后再谋求结束战争也好”的观点。这表明天皇对当时陆海军现状的认识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乐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期待近乎赌博的“特攻作战”能有效果。

近卫觐见天皇并发生这场鼓动天皇“肃军”的谈话，后世一些历史学家将其称为“和平主义者之谋”。近卫奏折的主要起草者并非近卫本人，是一位外交官，担任过日本驻意大利和英国大使，在战后被奉为日本“战后体制的创制者”。

此人就是吉田茂，当时是所谓“吉反战集团”的首脑。该集团是日本的一个松散组织，由一些反共人士和亲英美的“和平试探者”组成。近卫以及近卫背后的吉田茂主张搞“肃军”，自然逃不过日本陆军宪兵队的“法眼”。不久，宪兵队就逮捕了吉田茂，罪名却是这个坚决的反共分子“过度亲苏”，污蔑日本帝国陆军，试图将日本引向“灭绝之路”。据说连裕仁也被陆军这种莫名其妙的观点搞糊涂了。

阿南惟几在陆军内部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议，最终做出了判断，于是吉田茂没有被起诉。释放后，吉田茂在政治上韬光养晦，直至战争结束才出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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