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举报被滥用，就只有人人自危

复旦大学知名副教授、复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奕斐近日发视频称，因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陷入一场持续近两个月的风波。

视频下，老师们或转发附言、或默默点赞，字里行间满是共鸣与无奈。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奕斐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校园霸凌”的事。

沈教授请她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讲了两件事：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随后，这位母亲因为这两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

沈教授分析：“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

根据沈教授自述，就因为这波分析，家长转头就开始举报她。先是举报侵犯隐私，可视频做了变声处理，没有泄露隐私；随后她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

据报道，连续两个月，沈奕斐教授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

这件事令人最担忧的地方在于，“举报”这件事已经被滥用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甚至成了很多人们的固定思维方式。

现在有一种恐怖的风气是，只要不合自己心意的观念、视角，所谓“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正常情况下，举报指的是对于自己看到的非常明显的违法行为，向执法部门举报。这是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意识，而执法部门也必须重视。

所以并不是要污名化举报这个行为本身，而是要从概念上理清楚，到底什么是正常的法律性质举报，什么是那种“举报制社会”中的举报。

沈奕斐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滥用举报却影响很大”的案例。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举报的被滥用，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举报者自己——毕竟我们无法去控制每一个人的行为，去要求人们不举报——真正的问题在于受理机构。

沈奕斐遇到的问题是被举报吗？并不是。

她真正的痛苦和困难在于，“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小小的捕风捉影式举报，她却不得不耗费巨大的精力去自证清白，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制化自证陷阱”。

但举报者，却没有任何成本，只是打个电话、发个邮件而已。

我们平常所说的自证陷阱，往往来自于个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小人宣扬你有不道德的行为，你必须耗费巨大的精力去自证，否则谣言满天飞，让你很痛苦。

但沈奕斐事件中，她自己本来根本没有必要去自证——因为这只是一个和家长之间观念的分歧罢了。然而系统却要求她自证，要她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看来系统非常“重视”这个举报。

这，恰恰就是举报被滥用的根本原因——因为那些滥用举报者，可以从中得利。

“我就算是扳不倒你，也能让你掉层皮。”很多人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态。

这是因为，系统本身是怠惰的。系统并不会用最简洁直接的方式去检查这个举报的合理性，比如快速审查当时沈奕斐与家长交流的内容，并做出判断，而是要求被举报的沈奕斐自证。

而这个自证的流程又相当官僚化和繁琐，会导致当事人不得不耗费巨大的精力和投入很长的时间，身心俱疲。

这是系统不会在意的——他们想要的只是结果，就是通过最繁琐的认证，让家长停止举报。

这就形成了一种诡异的模式：不管举报者说了什么，似乎举报者永远有理。

其实举报者的目的本身已经达到了，毕竟沈奕斐作为一位著名人士，耗费几个月的时间精力本身就是重大的损失。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扳倒你，而是让你难受、让你浪费时间、让你不得不蹚浑水。

这种系统实际上就是“鼓励举报”——但鼓励的并不是那些真正的法律性举报，而是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边界模糊的、道德化的举报。

本来应当是鼓励正义的举报制度，比如举报那些贪污分子、黑社会，这种举报者反而经常受到打击报复；而被滥用的举报制却成了“小人们的狂欢”，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你只要意见跟他们不合，他们就利用举报制来弄你。

那个家长，难道真的认为沈奕斐有问题？并不是。其实就只是单纯的对沈奕斐给出的回答不满意而已。

当这种劣质举报泛滥，意味着人人自危。

你的一切举动、言行都有可能被扣帽子，都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工作、生活。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鼓励作恶”，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系统应当是鼓励正向的、边界清晰的、法律化的行为，而自动屏蔽那些道德攻击的、立场攻击的、模糊指向的东西。

说到底，举报制容易泛滥还是因为法制不健全的问题。

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其实就不应该存在什么“举报”——让法律的归法律即可，剩下的事情都是道德化的，本身就不应该受理。

在法律充分作为的情况下，“举报”这个词也应当被替代，比如“起诉”。

“举报”，本身就是一个行政化的、边界模糊不清的概念。按照沈奕斐遇到的这种情况，应当是“投诉”而不是“举报”。

投诉，是作为员工的管理方，对于员工行为是否符合规范进行的受理，而处理方式也是简洁明了的。

但举报，是带有行政色彩甚至意识形态化的，有所谓的“调查”，还要不断自证，整个处理方式是高度官僚化、行政化的。

当这种模糊不清的“举报”泛滥，会导致每个人一遇到分歧就想要举报，任何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想举报，不仅整个社会人人自危，也会让社会走向严重的内耗。

对于这种举报泛滥的情景和后果，60年前的历史早就给出过惨烈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