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P-1结束野蛮生长

吴妮 | 撰文

又一 | 编辑

过去两年，GLP-1创造了医药行业最疯狂的一场增长神话。一种原本用于治疗糖尿病的处方药，变成了减肥市场最炙手可热的产品。

甚至不少并不符合肥胖诊断标准的人，也能轻松买到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在某种程度上，GLP-1已经不再像一种传统处方药，更像一种消费品。

而这种状态，正在被监管重新拉回正轨。

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正式施行。10天后，5月25日，《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下称《合规指南》）也紧跟着发布。

一位从业人员无奈地表示，近期的监管政策并非专门针对GLP-1，而是针对整个处方药领域的要求，只不过市场关注点几乎都集中在了GLP-1身上。

凭借千亿级的糖尿病与减重市场、低商业化门槛及爆发式增长，司美格鲁肽与替尔泊肽仅用两年便登顶全球“药王”。GLP-1类药物正成为创新药企逃离肿瘤药漫长研发与医保博弈的救命稻草。

GLP-1的“造富”故事能否继续讲下去，关系着众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利益。

那么，GLP-1的滥用问题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的。

根据《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一版）》，注射剂（降糖类药物除外）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换言之，用于减重的GLP-1不能线上销售，而用于降糖的则可以。然而此前，部分电商平台游走于灰色地带，以减重为卖点和宣传点，消费者只需勾选“线下已确诊肥胖症”即可在线开方购药。至于是否真的确诊，凭患者自觉。

线下零售端同样存在“秒开处方”“先药后方”等便利操作，导致大量GLP-1药物流向了不符合肥胖诊断标准的患者。并且存在以医保低价购入降糖版GLP-1药物的行为，其背后潜藏的用药安全风险与患者健康隐患，不容忽视。

这些操作固然为药企贡献了可观的营收，却也使其一步步陷入了将处方药当作消费品来卖的粗放逻辑。

如今，线下零售已明显收紧。《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药品零售企业必须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现在想在线下药店购买一支GLP-1，光有电子处方已不够，多地要求出具医院纸质处方。该处方有效期通常仅为3天，且必须有盖章、医师签名、明确的药品名称、剂量及规格，并与所购药品完全一致。互联网医院的电子处方，在许多地方已不再被认可用于此类药品。

相比之下，线上的管理要复杂得多。

《条例》正式施行后，电商平台的线上处方环节开始受到重点审视。平台反应迅速，主动下架了“肥胖症”“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降糖之外的适应症选项。但随之替代的是“高血糖合并超重”“高血糖合并肥胖”等合并选项。消费者只需通过文字确认部分用药禁忌，依然无需提供线下就诊证明即可“复诊开方”，顺利购得GLP-1。

新发布的《合规指南》针对处方监管补上了更明确的条款，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并禁止人工智能代替人工进行处方审核。

平台此后是否会有进一步调整，仍有待观察。

当电商成为第一阵地

2024年末，“减重版司美格鲁肽”诺和盈刚刚在国内上市时，电商平台还是一个“中介”角色，只是开设了一个预约窗口，消费者无法直接网购诺和盈，而是需要在平台上预约，然后到对应的线下医疗机构就诊，凭处方开药。

但到了2025年，国产GLP-1陆续获批上市。2026年部分产品进入医保，年初又迎来一轮降价，低价竞争变得激烈。而减重适应症始终无法进入医保。

GLP-1（减重版）在电商渠道野蛮生长的真实驱动力就在于此，不是不想进医院，而是进不去；不是想做消费品，而是只有这样做，才能活下去。

院外市场已经成为药企的重要阵地，市场扩张的速度印证了这一趋势。根据《2026中国减重药物市场全景洞察报告》，中国减重药物市场（含GLP-1以及奥利司他）正以远超药品整体增速的速度扩张。2025年全渠道规模已跃升至141亿元，其中电商渠道增速高达102%。到2025年第四季度，电商与院内渠道的季度销售额差距已缩至3亿元以内。按当前趋势，2026年上半年电商销售额或将首次超过院内，成为减重药物最大的单一渠道。

一位行业资深从业人员推测，未来会有大量缺乏差异化、无法进入医保、又不属于急重症用药的药品，会选择依赖零售电商渠道。

过去，药品需要先经过物流企业和医院，才能完成交易闭环，而现在，只需要通过电商平台就能同时完成药品配送、患者触达和资金结算，且效率更高、定位更准。原本流向医疗机构的资金被转移到了电商平台，这也是为什么平台的营销愈演愈烈。

GLP-1成为监管“重灾区”

GLP-1类药物最初用于糖尿病治疗，患病人群庞大。在拓展了减重适应症之后，便从严肃的医疗需求延伸到了消费领域，大量体重指数正常甚至偏低的人群，出于对“瘦”的盲目追求，不惜绕过正规渠道获取药物。

当糖尿病这一的慢病刚需和减重这一消费风口集中在同一款药上，其处方审核、流通追溯、日常监管的难度要比普通药品高出一截。

危害性最大的便是有减重需求的人以糖尿病诊断和处方购药，既套取了医保基金，又存在严重健康风险。

还有更隐蔽的“代开药”操作。具体来说，确诊糖尿病的患者以医保支付价格从药店购买降糖适应症的GLP-1药物，然后二次转卖给有减重需求的人，通过私下交易实现流通。操作者只付了较低的自付费用，既套取了医保基金，又通过二次售卖获得了额外利润。

如今，线下零售端管理已相对严格，多地要求出具医院纸质处方。由于医院纸质处方的开具数量远不及互联网医院，这一要求能够对上述现象进行有效约束。

电商平台依然在为不符合降糖和肥胖诊断标准的人群购买GLP-1类药物行方便。

借助平台的线上问诊功能，消费者无需出具医院的纸质处方，只需回答“线下是否确诊”“有无不良反应”等简单问题，几分钟内便可拿到一张“高血糖合并超重”的电子处方，进而凭此处方成功订购GLP-1类药物。

只能说，药品网络零售整体都面临不小的监管难题，而GLP-1类药物让这道题变得更复杂了。

上述从业者对此直言：如果平台开始严格只提供复诊服务，严格要求消费者提供线下初诊凭证，而不是仅让其自行勾选一份《互联网诊疗风险告知及知情同意书》，或者实现与病历同步加处方原件核验及患者人脸识别验证，实现病历、处方权、患者、药物使用流向一致的管理那才算是对药厂真正的打击。

GLP-1的商业化受到多大影响？

GLP-1这条赛道已经挤满了玩家。已获批的企业还没站稳，排队等待入局的新面孔已经在拉长名单。从传统药企到创新公司，谁都不想错过这个千亿级市场。

德勤测算显示，2025年全球主要药企晚期管线内部收益率为7%，剔除GLP-1/GIP相关资产后降至2.9%，这是16年来肥胖适应症首次取代肿瘤成为管线价值最大贡献者，占比约25%，肿瘤则从26%降至20%。

诺和诺德司美格鲁肽2025年销售额约361亿美元，占公司营收73.9%；礼来替尔泊肽两款产品合计约365亿美元，超越默沙东K药登顶全球“药王”。肿瘤药要达到这一体量，通常需要十余年时间、数十项临床试验以及多国医保的漫长谈判，而GLP-1仅用两到三年便完成这一过程。

二者商业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市场逻辑，肿瘤药的起量依赖患者确诊和医保准入的逐点突破，而GLP-1同时踩中糖尿病这一的慢病刚需和减重这一消费化风口，自费意愿叠加庞大基数，使其商业化难度天然低出一个量级。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药企、零售药房还是电商平台，都不会轻易放弃减重适应症GLP-1类药物在零售端带来的利润。

多位从业者也乐观地认为，监管条款收紧的初衷在于积极管理与规范，而非彻底封堵，因此只会在短期内对GLP-1的零售产生有限影响。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持续采用“擦边”行为来维持增长，这种做法将给线上处方管理、冷链配送等环节带来高昂的合规与安全成本。

真正的出路在于正视监管要求，放弃不符合肥胖诊断标准的患者市场，将资源集中于市场教育，提升符合适应症人群对GLP-1类药物的接受度与持续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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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妮：nora4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