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成功率仅1%？药明合联CTO朱梅英：每个细节都是生死关，未来需有颠覆性差异 | 中国创新Talk

全球创新药的聚光灯，正以前所未有的亮度打在中国制药人身上。

在抗体偶联药物（ADC）这条堪称“生物导弹”的赛道上，中国创新药企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跨越，从默默无闻的追随者，一跃成为掷地有声的核心参与者。而这场变革中始终站立着一位冷静而炽热的亲历者：药明合联首席技术官朱梅英博士。

药明合联首席技术官朱梅英博士

她的职业生涯几乎与中国ADC产业的发展轨迹重叠。2019年，朱梅英博士毅然回国，接手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一场硬仗——领导中国首个自主研发ADC药物“维迪西妥单抗（爱地希，RC48）”的后期CMC工作及新药上市申请（NDA）申报。2021年6月，该药物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胃癌治疗，这不仅是企业的胜利，更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的一座里程碑。

“如今回头去看，真的非常了不起。”朱梅英博士感慨。而这，只是序幕。

01.

从“萌芽初现”到“全球72%”：一场国际市场的重心转移

2012年，朱梅英博士从美国回到上海主持生物医药国际会议，那时国内企业在ADC领域的研究最多算是“萌芽初现”，第二年她受邀到烟台荣昌生物做报告时，荣昌生物的ADC研究才刚刚播下种子。

没有人能预料到，短短几年后这条管线就从实验室走向了临床，并于2021年交出答卷。

全球ADC产业的版图，正在被中国力量重新绘制。

“据Beacon 2025年底统计，全球ADC候选药物已超过3800个。在2023年至2025年10月间，与中国相关的传统ADC项目占到了全球总数的34%。更令人振奋的是，在最前沿的双特异性ADC和双载荷ADC领域，2025年中国项目占比分别飙升至59%和39%。”朱梅英博士介绍道。

“2026年AACR年会的数据更是让世界瞩目，中国药企展出了92款ADC药物，组委会从400余份摘要中精选出100个重磅项目，其中72个来自中国，占比高达72%。”

交易层面的影响力同样引人注目。“全球ADC相关的BD交易体量占创新药交易的28%，而由中国药企主导的ADC出海交易量占比高达66%。中国药企正深度参与全球ADC行业的全链条——从早期发现、临床开发到商业化生产，每一个环节都有我们的身影。” 朱梅英博士表示。

这一切在她看来绝非偶然，而是工程师红利、丰富临床资源和平台化速度多重优势的厚积薄发。

“中国历来重视教育，每年培养数以百万计的工程师。”朱梅英博士回忆道，“2012年左右，中国企业抗体表达量达到1克/升都非常困难；而如今药明生物的表达量已可达15克/升，且研发周期大幅缩短，一个单抗项目从DNA到IND申报仅需6个月。”

“临床资源的优势同样直观，在美国，有时招募10例患者就要耗费整整一年；而在中国，凭借丰富的临床资源和高效的执行力，临床试验速度显著超过欧美。”

02.

成功率1%：热潮之下的冷静思考

在过去五年ADC行业的高速发展和狂欢中，朱梅英博士始终保持着科学家的冷静。

“全球范围内数千个ADC在研分子中，最终成功商业化的目前仅为1%。”她直言，“ADC药物相当复杂，需要同时保障药效与安全性，任何一环掉链子都可能导致毒性或影响药效。”

“靶点选择不当、抗体性能不佳导致内吞效率低下、连接子不稳定导致有效载荷提前释放、载荷毒性过强导致治疗窗狭窄……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死关。”

“辉瑞的全球首款ADC药物Mylotarg，2000年获批上市，却因毒性问题于2010年黯然撤市，历经17年曲折才在2017年重新获批上市。过去二十多年，虽有19款ADC药物获批，但更多候选药物因毒性或疗效不足而被迫中止。”朱梅英博士向动脉网表示。

在朱梅英博士看来，要打破这一困局，下一代ADC必须具备颠覆性的差异化设计：

第一，从单靶ADC到双靶ADC。双靶点ADC能同时识别两种抗原，提升内吞效率，有效防止因单一靶点丢失导致的耐药；双表位ADC则结合同一抗原的不同表位，两个表位的同时结合可形成“双臂交叉”效应，显著提高抗体与抗原的亲和力，并诱导更强的受体聚集和内化信号，从而提升ADC进入肿瘤细胞的速度和数量，这对于表达密度较低的靶点尤为重要。

第二，从“单一杀伤”到“多机制破局”。当今大量以Topo I抑制剂为载荷（如DXd）的ADC进入后期临床研究，双载荷ADC能同时释放两种不同机制的载荷，打击肿瘤耐药亚群。例如，双载荷（STING + Topo I）ADC代表了一种新型治疗策略，利用Topo I抑制剂造成肿瘤细胞DNA损伤，从而激活STING免疫通路，实现“化疗”与“免疫治疗”的双重协同杀伤。

第三，抗体设计向“小而精”进化。重链抗体穿透力强，更易到达实体瘤深处，还能穿越血脑屏障治疗脑转移；利用肿瘤微环境触发抗体构象变化，精准在肿瘤部位“解锁”杀伤功能。

第四，偶联技术和连接子的作用举足轻重。定点偶联可大幅提升ADC的均一性和稳定性，实现“增效减毒”。例如，药明合联的WuXiDARx偶联技术能获得高均一性的DAR1、DAR2、DAR4和DAR6的ADC，解决药物“微观不均”的行业难题，且工艺简单、偶联收率高、生产成本低。采用WuXiTecan-2的ADC在食蟹猴模型的毒理实验中，45 mg/kg剂量下依然耐受良好。

03.

XDC：一个比ADC大得多的世界

“如今这么多企业在做ADC，将来会不会像PD-1、PD-L1一样变成红海？”这个问题被问了很多年。

朱梅英博士的回答始终如一，且越来越笃定：“ADC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偶联技术是一个通用平台，它的边界远不止于连接毒素载荷来杀伤肿瘤。

“一开始主要用毒素杀死癌细胞，但其实可以连接具有不同机制的小分子，治疗慢性病、传染病甚至肥胖。在诊断领域同样前景广阔——通过连接放射性同位素，低放射性的同位素可用于病灶定位诊断，高放射性的同位素则可用于定点放射治疗。”

这正是 XDC（泛偶联药物）中“X”的含义：既代表未知，也代表无限可能。抗体-放射性同位素偶联物（RDC）、抗体-寡核苷酸偶联物（AOC）、抗病毒偶联药物（AVC）、多肽药物偶联物（PDC）……新型偶联药物正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药明合联2025年早期的分子管线中，传统ADC仅占60%，其余40%已是创新药物形态。

对于未来，朱梅英博士给出了清晰的判断：“AOC、双载荷ADC、双特异性ADC等已进入临床试验，有望在三至五年内，看到优秀产品上市；更长远来讲，新型生物偶联药，如DNA药物偶联物（DDC）以及基于纳米抗体的创新XDC药物，将是可以期待的创新产品。”

双载荷ADC目前是被重点看好的方向。“联合用药需要两个抗原才能分别结合两个药物，而双载荷ADC只需一个抗原就能同时携带两个药物进入细胞。在靶点低表达的患者中，这一差异至关重要——因为这类患者肿瘤细胞表面的抗原数量有限，联合用药难以实现两个药物的充分递送，而双载荷ADC有望突破这一限制。”

“更关键的是，优质的双载荷设计能实现‘1+1>2’的协同效应。例如将Topo I抑制剂与DNA损伤修复抑制剂组合，两者相互协同，对肿瘤细胞形成双重打击。这种协同效应正在改变临床治疗模式。”朱梅英博士指出。

由此看来，从ADC到XDC，背后是载体蛋白、偶联技术、连接子技术和载荷技术的不断创新优化。ADC只是起点，XDC才是未来十年更大的舞台。

朱梅英博士认为，未来的竞争核心，仍在于技术平台的深度与广度。而药明合联正在其中扮演多重赋能角色，助力中国乃至全球的ADC/XDC行业从早研到商业化生产取得突破。

“中国拥有工程师红利、临床效率和平台速度，正站在这场变革的前沿。但要成为全球偶联药物的领军者，关键还在于谁能在新机制上率先取得突破和临床验证。”朱梅英博士向动脉网表示。

这不是一场关于跟随的比赛，这是一场关于行业突破的新征途，中国ADC行业的科学家们，已经在这条征途上点燃了火把。

*封面来源：神笔PRO

文｜武瑛港

微信｜gourd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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