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中国高校整顿，影响深远

今天的高考、今天的教育乃至今天的大学格局，几乎都源自70多年前的一次巨大变革。

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

在此之前，中国的高校充满了精英教育、传统教育、西式教育的色彩。

在此之后，中国的高校不仅有了公平的制度、统一的教材，更是完全向工农子弟开放，成为中国现代化人才的培养基地。

时至今日，1952年的院系调整仍然有一些争议，也对中国的某些方面造成深远影响，但在那个时候，院系调整其实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1

说院系调整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中国旧社会的高等教育，到底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

总体来说，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存在三个严重的不平等。

第一个不平等是文科和理工科的不平等。

清末民国创办的大学，延续了“科举重文章”的历史惯性，以至于全国的人文、财经、政法类大学生，能占到所有大学生的46%左右，理工类大学生只有17%，每年的毕业生不足一万人。

这两个数字意味着，中国将近一半的大学生，都在学习写公文、拨算盘、打官司，能炼钢、修路、制造的大学生是凤毛麟角。

对于一个积贫积弱且急需发展工业的国家来说，“指点江山的人太多，实践操作的人太少”，不仅比例不合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影响更是灾难性的。

第二个不平等是地域的不平等。

当时，中国的高校有两百多所，但华东地区就占了85所，其中上海一地又占了43所，差不多是全国高校总数的五分之一份额。而在占地广袤的中西部省份，高校的数量极少，西藏甚至落后到一所中小学都没有。

高校汇聚在华东和上海，加剧了中国的地域矛盾，也给人才和用人单位造成了实际困难。

第三个不平等是中国和外国的不平等。

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中国境内有20多所外国设立的教会大学，例如燕京大学是英美基督教会联合开办、圣约翰大学由美国圣公会的上海主教创办、辅仁大学的上级是罗马教廷、震旦大学归属法国天主教，等等等等。

这些教会大学，办学经费从外国汇来，教职人员要向外国述职，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法律、法规、政令只是一份参考文件而已。

换句话说，中国的土地上，有一批不受中国管辖的大学，他们是潜在的外国传播意识形态基地、培养在华代理人的摇篮。

以上的三个不平等，如果不能完全消除，那么中国的教育就是不公平的，如果不能大力整治，中国的革命就是不彻底的，如果不能改弦更张，中国的发展就没有人才储备。

在这样的背景下，整顿中国高校，势在必行。

2

做为一个趟过刀山火海、历经千锤百炼的政党，我党很早就认识到，中国的高校存在严重的问题，所以在1949年1月，解放军进驻北平时，军事管制委员会便派出军代表，接管了清华大学等高校，并对高校做了初步整顿——

1、学校经费，由军管会按月供给。2、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反动课程。3、设立马列主义等革命课程。

再过数月，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相继解放长江以南的大部省份，于是上海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也派出代表，陆续接管了复旦、同济等高校，并推行了和北平一样的政策，对上海高校做了初步整顿。

人不动、钱照发、课微调，这就是中国整顿高校的第一步，先把高校的管理权握在手里，再做彻底的整顿和改造。

但，推迟整顿不等于没有作为。

就在接管全国的旧高校时，我党要创立的一文一理两所新高校，也在稳步推进。

1949年7月，少奇同志出访苏联期间，便代表教员给斯大林写信，商量共同创办大学。

这件事，立即得到斯大林的回应。

到了12月，新中国的政务院便决定把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政法干校合并起来，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准备把教学和实际相结合、苏联经验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将其办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基地。

此后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了3000余名理论专家、12000余名财经和政法类干部，成为中国整顿高校的人才库。

而在理工方面，新中国和苏联合作，把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改组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并聘用苏联专家，培养出一大批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中国高校的理工科教师。

哈尔滨工业大学，由此奠定了中国理工科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可以说，接管旧高校和创办新高校，是整顿中国高校的一体两面，只等时机成熟，这两件事便能共同发力，一举改变中国高校的格局。

3 整顿高校的时机，很快到来。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向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宣战，紧接着，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的一切资产，事实上和中国断绝关系。

这件事，对教会大学的打击是灾难性的——

外国的支票再也汇不过来，教会大学的经费断绝，并且不能向外国的上级单位汇报工作了。

既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外国和中国教会大学断了联系，那么，外国留在中国的高校体系，也到了清算的时候。

面对这一整顿高校的绝佳时机，新中国的反应相当迅速，当即宣布教会大学必须进行国有化改造，仅用一年时间，就把辅仁、燕京、圣约翰、震旦等高校转为公立或国人自办的私立院校。

从此以后，中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外国开办的高校了。

但，形式上的整顿还不足以改变中外的不平等，必须对高校做进一步的思想改造，才能夯实整顿高校的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9月，周总理对京津地区的高校教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号召他们走出书斋，到工厂和农村去，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态度两个问题，做一场深刻的自我思想改造。

周总理的报告，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强烈反响。

12月，北大校长马寅初就在《人民日报》发文，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决定在全校师生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改造思想、提高业务水平，将来承担更重要的任务。

次年2月，一封《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发出，矛头直指全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全国高校由此开始了一场思想洗澡。

清华教授潘光旦，是第一批做检讨的高校教授之一。

他在10个月的时间里，足足做了四次检讨，并在报纸上发表《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的检讨书，从亲美、崇美、恐美等方面剖析自己亲美思想的根源，才勉强过关。

经过这两次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到了1952年秋，中国高校有91%的教师和80%的学生，完成思想改造，基本清理了崇拜英美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观点。

中国高校里的中国和外国的不平等，就此消除。

4

随着中国高校的思想改造进入尾声，另外一项整顿改造也随之而来，正是这次整顿，消除了中国高校的另外两项不平等，彻底改变了中国高校的格局。

它就是院系大调整。

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出色表现，让斯大林确信，中国可以做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支柱，也有能力应对美国的挑战，保护苏联的东部不受美国侵犯，完全是值得投资的。

于是，经过数次谈判，中国换来了影响深远的156项工程，即将全面开启工业化的进程。

但问题是，理工科高校的数量少，无法提供全面工业化需要的人才，如果不改变现状，156项工程是无法落地的。

为了顺利推动中国的工业化，教员随即提出“以工业建设培养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最高指示。

根据这个指示，教育部拟定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的调整设置方案》，决定保留少数综合大学以外，其他的全部改为单科性高校，并大力发展工科院校，重点建设钢铁、地质、航空、水利等专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2年6月，中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全面启动——

教会大学全部关停，私立高校全部并入公立。

清华大学的人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工程学院和燕京、北京大学的工程系合并。

清华、天津、厦门、西南工业、四川等大学的航空系，合并为北京航空学院。

清华、北大、天津大学的相关院系，合并为北京石油学院。

南京大学做为曾经的国立中央大学，成为华东地区的主要改组对象，其师范学院、工学院、医学院、航空系、水利工程系、哲学系、法律系等院系都被剥离出来另组院校。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手术，但效果很明显，到了1953年初，中国的高校总数变成182所、共开设215种专业，其中工科107种、理科16种、财经13种、政法2种。

中国高校的文科和理工科的不平等，至此基本消除。

从此时起，中国高校不再培养坐而论道的“读书人”，而是要培养能以学识报国的专家。

但这次院系调整，并没有改变地域之间的不平等，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城市仍然有97所高校，占高校总数的50%左右、学生占总数的62%。

这样的高校格局，显然不利于中国工业的平衡发展。

于是在1955年，中央颁布了第二次高校调整方案，计划用三年时间，从江苏、浙江、广东、山东、上海等省市抽调一部分高校和专业，迁往武汉、兰州、西安、成都等中西部城市。

经过这次调整，上海的高校数量减少到19所，中西部地区的绝大部分省份都有了一所综合大学以及工、农、医、师的专门院校，甚至出现了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医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一大批知名高校。

中国高校的地域不平等，也被消除了。

5

随着三次整顿相继结束，中国高校的三个不平等被彻底消除、格局被彻底重塑，中国的高校第一次摆脱了精英教育，向千千万万的工农子弟敞开大门。

而在崭新的高校格局下，新的制度也建立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到每所高校担任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中国高校提供了统一的思想。

教育部直接领导所有高校，为中国高校提供了统一的制度。

苏联翻译来的教材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毕业生，进入各院校各专业为学生授课，为中国高校提供了统一的教育资源。

一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人才的高校体系，就此建立起来。

苏联官员曾说，他可以明确知道哪一间教室在上哪一门课，现在，中国也可以做到了。

而做为这个体系的入口，全国统一的高考，便应运而生。

每年到了招生季，符合要求的中学生都去参加高考，一旦考中，便能进入国家的高校体系接受培养，等到学成毕业，国家再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需要，把合适的毕业生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

正是这个招生—培养—分配的人才循环，帮助中国逐渐完成工业化，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困境。

不过，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1952年院系大调整的时候，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已经成熟的人文学科，几乎被连根拔起，教授们转行去教美术、看仓库，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和西方国家重新接轨的局面，这些曾被视为无用之学的人文学科，才重新设立起来。

这一来一去，人文学科的研究便停滞了三十年。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我看来，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人文学科，和政治的关联极深，而在1950年代，我党正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将政治生活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高校传授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功能。

于是，“学在校舍”的儒家精英教育被抛弃，“以吏为师”的法家作风成为人文学科的主流。

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群众运动逐渐远离日常生活，“以吏为师”便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意识形态面临转型，那么融合了西方人文学科的“学在校舍”，必然重新回归。

现在中国高校的人文学科出现种种乱象，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落地，招生—培养—分配的人才循环被打破，再加上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红利逐渐消失，尽管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选拔方式，但改变命运的机会已经相当有限，对个人的重要性也大不如当年。

不过，总的来说，院系调整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事件，它有历史的必然性，在那个时代也有其合理性。

那个时代的人，用院系调整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

后来的人，也必须思考新的方式、新的调整，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