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人的奇葩逻辑分析，如何让天皇拍板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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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17日，同盟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最后一次战争指导会议。波茨坦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德国投降后怎样处理欧洲问题，同时讨论了同原轴心国家签订和约的方式、机构以及占领德国的原则等问题。8月2日发表了关于处理德国和恢复欧洲战后秩序的方案。

1、《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日本国内的反应

《波茨坦公告》是在这次会议中的7月26日，以中、美、英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发表的。苏联当时还不是对日战争的参加国，所以在8月8日对日宣战时才参加了这个宣言。

包括十三项条文的《波茨坦公告》，是一篇劝降文告，同时也是同盟国向全世界宣布的处理日本方针的文告，要求日本迅速和全面地接受这一宣言。同盟国主张消除日本的军国主义，为保证公告的执行，而对日本领土进行占领，规定日本领土的范围仅限于四个最大的岛屿，要解除所有日本军队的武装，并承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接着指出一定要惩办日本的战争罪犯。

要求日本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宣言，鲜明地表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制度战争”性质。它是军国主义日本必须服从的投降条件。

收听到《波茨坦公告》后，首先是外务省在7月27日的干部会议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是结束战争尚存的方法。至少对于企图利用美苏对立来保持天皇制的外务省来说，已经渐渐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对日的绥靖气氛在一些“对盟国的战争目的没有信心和对苏联怀抱恐惧与不信任的美国人中间已经大大增强”，所以外务省当然在《波茨坦公告》的“文字”中发现了“些许光明”。

外相东乡读过《波茨坦公告》以后，立刻感到其中含有一种不同于盟国以往对日要求的“绥靖”的味道。因此，对于《波茨坦公告》既不能无条件地接受下来，也不能干脆加以驳斥。

根据时任情报局局长下村宏的战后回忆录，东乡当时解释说：美国民众越来越厌倦流血牺牲，纷纷强烈要求结束战争，甚至有人认为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做法是不妥的。这些当然都属于东乡个人的臆想。按照东乡的说法，这正是美国在波茨坦会议上要求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原因。据传，东乡甚至猜测到美国要求苏联参与发表《波茨坦公告》。

随后东乡征询其他大臣的意见，看是否要把《波茨坦公告》刊登在报纸上，以便让日本公众知晓。阿南惟几说，如果政府决定向公众毫无保留地公开此公告，政府应想好一套有说服力的辩词，并与公告一起刊登，向民众显示政府对此如何进行“坚定回应”，以免动摇民心士气。在深思熟虑之后，东乡觉得日本政府最好不要立刻对公告发表任何评论，而应继续研究议和条件和寻求对苏外交策略。

铃木也赞同日本不应对同盟国表现出挑衅性的反应，在不带任何评论的情况下刊登公告即可。随后内阁做出了消极应对的决定，许可将《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全文见报，但没有就具体对策发表任何声明。东乡随后觐见了天皇，呈送了《波茨坦公告》的译文，并提出希望对《波茨坦公告》慎重应对，日苏谈判目前尚在进行中，待看清其发展后再做结论。天皇接受了上奏，据说他对《波茨坦公告》并未表态。天皇和外务省依然期待通过日苏谈判来结束战争，在看清谈判发展之前，即使“原则上可以接受”，毕竟还是无法接受“投降”两个字甩到自己头上来。

翌日即7月28日，日本各报刊登了《波茨坦公告》的内容。例如，28日的《读卖新闻》以“可笑!对日投降条件”为题，将其含义报道为同盟国“国内对日脚踩两只船，是狡猾的谋略”，还援引日本政府声明报道说:“向完成战争迈进，帝国政府视其是问题。”

铃木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对《波茨坦公告》的看法时断言：“政府认为(《波茨坦公告》)没有什么重大价值，只能对其予以默杀。”在战后这被炒作为“翻译错误”问题，说铃木使用“默杀”这个词在美国被翻译成“完全拒绝”，所以美国之后就扔下两颗原子弹，但其实日本政府当时的意思是“不予理睬”，如果这样翻译，美国就可能会继续观察日本政府的真实想法，而不会着急扔原子弹云云。将前因后果综合考虑，所谓“翻译错误”是不存在的。

日本各大报刊嘲笑《波茨坦公告》，铃木说出“予以默杀”的话，都是在7月28日。而让日本寄希望苏联调停的广田-马立克会谈，是在7月29日才正式画上句号的。也就是说，在28日这天，日本决策者没有放弃通过谈判得以体面投降的希望，不可能接受《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的“无条件投降”。把宣言在报刊上发出来，无非因为可能有些日本民众会自己用收音机听到这份宣言，以为政府和军部对此秘而不宣是打算接受，那不如发表出来然后鞭挞一番。

况且，实际上在日本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内容有限，都是对日本有利的解释和经过涂抹的条款。

例如宣言第九条“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可以获得和平的生产生活之机会”的内容，被日本报刊仅归纳为“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内容本意事实上都被隐瞒，这就说明了军部对《波茨坦公告》内容强烈的反对态度。所以，日本高层是拒绝了《波茨坦公告》，没有疑问，因为这份宣言说到底属于“最后通牒”，根本容不得带折扣的接受。

铃木内阁所谓对宣言“予以默杀”的决定，不应被理解为它没有意识到事态的紧迫性。《大本营机密日志》将《波茨坦公告》称为“英美中联合声明”，并在后面用括号加注了“最后通牒”一词，毫无疑问这个词是指战争一方对另一方所作的最后外交要求。如果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则隐含着结束进一步“和平谈判”的威胁。

不仅仅是政府官员注意到苏联没有签署《波茨坦公告》，来自各行各业的日本普通人，无论其社会背景、职业背景和居住地域，似乎对于日本停战和随后日本的命运都有着深刻的见解和观点。到处广撒耳目的日本宪兵队曾对日本不同的市、县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调查显示，日本平民根据从报纸和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正在热切地讨论苏联未签署《波茨坦公告》背后的玄机。即使是日本的普通民众能轻易地领悟到，苏联人没有签署公告的最简单原因是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对日宣战。

日本宪兵队在神户市的一份报告显示，一名男性针灸师与他的顾客探讨说，蒋介石签署《波获坦公告》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只是英美列强的附庸者。同时这位针灸师还认为，苏联没有联合发表公告，意味着同盟国之间出现了不和。

类似的观点在日本其他地方也能听到。在神户，贵族院的一位成员松冈顺吉怀疑，美国不得不在缺少苏联协助的情况下敦促日本投降，因为在战后欧洲的安置问题上，美苏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分歧。宪兵队的报告还透露，经济界的某些人士认为日本应利用这个“三国公告”来展开外交谈判。他们认为，既然公告貌似提出了有条件的投降，那就意味着美国急于在没有苏联参与的情况下结束战争。还有右翼政客猜测，虽然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强硬，但在私下里还是想议和的。它只是想通过无视公告这个决定谨慎地试探民众的反应。

这些珍贵的日本宪兵队秘密舆情调查资料，不得不让人对于“日本最独特的是日本人”这句话有更深刻的体会。这个民族具有如此活跃的思维能力，如此清晰的观察能力，却总是从一个奇葩的“日本逻辑”去产生只对自身有利的分析结论，与实际要发生的事实南辕北辙，令人哭笑不得。刚好与传统印象相反，在铃木贯太郎对《波茨坦公告》采取“默杀”态度之后，日本并非上下一心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人。

2、原子弹的作用

7月的最后几天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过去了。根据木户幸一的战后回忆，在7月的最后一天，裕仁天皇对木户说：“要是能把伊势和热田的神器移到自己身边来守护就好了。”三件神器是天皇皇位的象征，是天皇作为一个“人间神”的证明。天皇此时想把三件神器搬到松代的大本营亲自守护，在历史上只有面对最后覆灭命运的天皇才会这么做——这意味着一种决心，当敌人杀到面前时，就抱着神器自尽“玉碎”。裕仁天皇这是在做“本土决战”的准备。

战后木户接受《波茨坦公告》问题回顾认为，天皇和木户本人虽然都希望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和平”，但是因为军部内部的强硬派有发动政变或骚乱的可能，所以在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上不能不犹豫。但是，没有相关证据表明从收听到《波茨坦公告》，直到原子弹在广岛落下这段时间内，天皇找过铃木或重臣，向其施加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压力。

天皇对《波茨坦公告》的态度实际与铃木一样，或者说铃木的态度就反映了天皇的态度，就是“予以默杀”。天皇及木户大概认为他们从《波茨坦公告》的内容中未得到关于“维持国体”的保证。

《波茨坦公告》被拒绝的结果很快到来了。8月6日首先在广岛，美国投下一颗原子弹，瞬间毁灭了整座城市。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刻向全世界公布向广岛投原子弹的事实。铃木内阁虽然当日就召开有关阁僚会议商议对策。但会上讨论的并非否因此投降，而是要如何“回应”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使用原子弹的声明。

阿南惟几汇报说，大本营已经派出一个科学调查组前往广岛，以确认美国使用了原子弹。这个调查组就是上文所述，奥宫正武曾参加的那个广岛原子弹调查组。事已至此，作为外相的东乡茂德竟然还在指责美国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法，提议日本应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提出强烈抗议。过去当美国飞机在太平洋上击沉了日本运送军队(日方称船上全是伤兵)的医院船之后，日本就通过国际红十字会提出过强烈抗议，当然美方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尽管到了非常时刻，东乡还是敦促佐藤与莫洛托夫谈论日本向苏联派遣和谈特使的问题。

总而言之，东乡的言行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立即投降的紧迫感。原子弹本身也并没有促使日本下定决心投降。会议结果是采取陆军方面的建议，以正在对广岛所发生的事进行调查为由，将事实对日本国民保密。在大本营战报中将原子弹称为“新型炸弹”，企图隐瞒出现这一可怕武器的事实，铃木内阁最终也附和了这一做法。随即东乡外相去拜见天皇。

在天皇的面前，他倒是以投下原子弹为由，提出尽快做出结束战争的决断。对此天皇答道:“是的，既然使用了这种武器，战争不可能继续，所以不应该为获得有利条件而错过结束战争的时机。”

天皇还指示将这一精神传达给铃木。

后世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投下原子弹并非促成日本投降的主要因素，这一判断没有什么问题。临近战争后期，日本本身也研发原子弹，而且是陆军和海军分别以不同的方案进行研制，各自规模都不及美国“曼哈顿计划”的百分之一，自然毫无成功的可能性。日本还曾经向纳粹德国索取制造原子弹所需原料，后者派一艘潜水艇运载原料前往日本，但未能抵达日本就被击沉了。

总而言之，日本高层完全清楚原子弹是怎样的武器，至少懂得其基本原理。在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投下后，日本决策层并没有改变“本土决战”的决心，这是事实。因为原子弹显然只能摧毁日本的大城市，只要军部将本土军队较为分散地进行部署，那么这种超级武器对于日本的“本土决战”能力不会构成多少影响。但是，原子弹的使用毕竟起到了作用，彻底动摇了裕仁天皇的意志。天皇慑于原子弹的威力，同意“尽快结束战争”。可以认为从8月7日开始，在日本决策最高层请天皇予以“圣断”来结束这场战争的“开关”，算是已经“通电”，处于随时可以“按下启动”的状态了。

根据木户日记，天皇此时说道:“我认为必须尽快应对时局，因此希望与首相充分商谈。”至此，天皇开始担心日本发生苏联主导的“左翼革命”。与先前坚持日苏谈判相反，天皇表示为了避免苏联影响力的扩大，应该与《波茨坦公告》的盟国即美国、英国方面接触。然而，天皇在做出这番表态之后，并没有做出具体措施来推进内阁接受宣言。

3、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过程

莫斯科时间8月8日下午5点，此时是东京时间8月8日晚上11点，日本驻俄大使佐藤被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后者一打照面就递交苏联对日宣战书。这份宣战书引用了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言论，并声称日本要求莫斯科进行和平斡旋的要求毫无意义。因此，按照同盟国的提议，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促使和平到来，苏联政府决定对日宣战。根据这份宣战书，苏联将在8月9日与日本进入交战状态，但它没有明确交战日期是莫斯科时间还是其他时间。

当莫洛托夫把宣战书递交到震惊不已的佐藤手上的时候，外贝加尔战线和远东第一、第二战线已经是8月9日凌晨，苏联在宣战的同时就开动了战争机器。佐藤汇报苏联宣战的电报没能及时抵达东京发出预警。一个小时之内，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穿越了伪满边界。苏联精心策划的战略进攻不仅发生在中国东北，在朝鲜、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也同时展开，参战官兵达150多万人，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相对于对面被抽走几乎所有精锐的“关东军”，具备碾压性优势。

当日本的同盟通讯社(今共同社的前身)截获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从广播中获悉苏联政府已经向日本大使佐藤递交了宣战书，东京方面才知道苏联发起了第一波进攻，而此时距开战已过去了两个半小时。

最后一篇《大本营机密日志》由陆军省军务局的竹下正度于8月9日重新执笔。日记称，苏联的对日宣战书是日本紧急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性原因。这只是一笔简单的记载，但回应了战后一个被反复问起的问题：如果8月9日只发生了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这件事，但没有苏联宣战并大举进攻，日本决策层会不会在8月9日这天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投降要求?显然不会。

促成召开8月9日这次“终结之会”的原因，就是苏联宣战。

竹下在9日早上7时10分接到一通电话，被告知苏联已经宣战，让他马上赶去办公室。此前，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正在其官邸与外务省三位高官聊天，他们一致认为日本应马上接受《波茨坦公告》，再也不能犹豫。上午8时左右，东乡拜访了首相铃木的官邸，将外务省的提议告知铃木，铃木显然也同意他的意见。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上午10时30分在绝密状态下召开。与会者包括铃木贯太郎、东乡茂德、阿南惟几、米内光政、梅津美治郎、丰田贞次部。根据梅津美治郎撰写的会议备忘录，内阁总理铃木宣布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苏联宣战。

根据记录，东乡在会议上宣称苏联参战这件事没人能够预测。然而，军部实际已经提出苏联宣战日期可能是8月10日，现在不过提前大约48小时而已。

为了自圆其说，东乡又补充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刚在8月8日凌晨5时提出要与大使佐藤会面，讨论日本要向莫斯科派遣特使的问题。事实上，莫洛托夫在那次会面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向佐藤递交了苏联的宣战书。东乡所谓的苏联提出会面，可能是指苏联大使马利克要求在8月9日照会，向日本递交苏联宣战书。无论东乡是否在掩盖苏联宣战这个消息带来的震惊和悲伤，他这番胡说八道为战后几代人提供了一种标准说法，即苏联是“背信弃义”发动进攻的。

东乡最后的结论就是应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米内也认为战争已无胜算，倾向于接受，但阿南坚决反对，他指出:“对于将来固然无法乐观，但是就此结束战争，大和民族无异于精神上死亡。”陆军依然重复着过去的论调，大和民族是由一个“人间神”即天皇领导的高贵民族，战败绝不可接受，“一亿总玉碎”相比而言更容易接受。实质上，陆军是在竭力避免因接受《波茨坦公告》而导致这支在亚洲猖狂了几十年的军队被迫解体。

在会议上，米内认为首先应决定是无条件接受还是有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东乡认为应以“维持国体”作为保留条件，此外不可附加任何条件。与之相反，阿南和梅津、丰田认为除了“维持国体”，还应就占领范围划定、解除武装、战犯处置问题提出日本不可退让的条件。会议于是决定有条件接受的方针。对此，他们还就将条件集中在一项还是四项(一、承认皇室；二、自主性撤兵;三、由日本自行处理战争责任者；四、保障占领)展开激烈争辩。

会议本来是决定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而《波茨坦公告》明白无误是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并且，日本政府拒绝要求后立即遭受了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参战的巨大打击，此时这些日本最高权力者们互相之间讨价还价，纯粹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所有人心知肚明，到最后是肯定要接受的，只不过对于是否还要抛出更多日方条件有分歧。

木户了解到情况后，将重光的意见上奏天皇。此时，天皇也明确表态放弃四项条件论，同意仅以一项条件即“承认皇室”来接受《波茨坦公告》。木户更加坚定通过“圣断”来做出最后决定的想法。促使实施“圣断”方案的是高松宫、近卫、细川沪贞等置身政治指导层以外的所谓天皇亲信和宫中集团，绝非铃木突发奇想。

在遭受了原子弹轰炸和苏联宣战之后，天皇和木户决定采取重臣及宫中集团提议的“圣断”方式。显而易见，作为最后收拾时局方策的“圣断”，既不是天皇和木户的“英明决断”，也不是他们的“主体性判断”。

无论天皇这个“人间神”感觉有多么“痛苦”，决断时刻还是来临了。下午5时30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休息1小时，6时30分再开，到晚上10时仍然争论未绝，没能达成共识。铃木和东乡于是起身赶往皇宫，向天皇报告了两个会议的情况，建议立刻再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御前会议，天皇立刻表示同意。

两位大臣出宫后，天皇又召见了木户，这就是当天木户的第六次觐见。随即天皇前往地下防空洞面对重臣和将军们，他出现在那里的时间，是晚上11时50分。电影《最长的一日》中经典的一幕上演了。事实上，战后文学作品将铃木“恭请圣断”描绘为突发事件，实际上每一个出席那次御前会议的人，在进入会议室前就已心知肚明，“圣断”即将发生。

日本决策层通过天皇“圣断”，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又经过了一番曲折斗争，8月15日，“天皇玉音”放送了投降讲话。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在中国等国家也举行了当地日军的投降仪式。

年号为昭和的裕仁天皇，在二战结束的同时，宣告自身“人间神”的身份的结束，并用最明显的证据向全世界表明了这一点:他亲自去拜会了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美国人身边摆出顺从和谦卑的姿态，其所传达的信息胜过千言万语，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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