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要冒险

2008年金融危机时候我看过一本书关于资本投机的书，名字忘记了，但是对里面的内容记得蛮深刻，里面讲了郁金香泡沫，亨特兄弟推高白银，以及苏伊士运河。

从欧洲到东方，以前需要经过南非，法国人短暂占领埃及时候，就有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想法，一旦开通，航运费用会大幅降低，坐着收钱的买卖非常吸引人，于是在1857年，法国人开始苏伊士运河的挖掘计划。

这个计划过于庞大，不得不发行股票，对法国民众募资，但是如此巨大的工程对当时的科技水平来说还是有些冒险的，计划耗费10年时间，也就是在这10年时间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这需要投资者具有非常大的耐心，这个耐心不能喊口号，需要实际的好处，所以运河公司获得了不少特权，包括运河开通之后99年的经营权，经营收入10%归埃及政府，75%归公司，10%归创始会员。

前景非常诱人，很多法国人买入了股票，但这是一笔冒险的生意，1858年公司股票发行的价格是400法郎，到了1863年跌到了最低的40法郎，关于运河的各种困难涌现出来，让最终花费变成了预算的2倍多。

历经千辛万苦，运河终于在1869年开通了，盛大的开幕式2年之后，投资者发现一个问题：运河并没有那么赚钱，最开始500法郎买入的股票1871年时只有163法郎，严重亏损，而且公司债台高筑，盈利不知道何时。

公司的运营方想把运河以1亿法郎的价格卖给法国政府，但是巴黎的政治家们对这个价格非常犹豫，不断讨价还价。英国人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找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然后秘密联系运河公司，很快买下了运河公司，当时1亿法郎相当于400万英镑，到了1905年，英国人花400万英镑买下的运河公司已经价值2500万英镑，而且分红非常大，仅1903年的股息就达到了26%。

可以说法国人种树，英国人摘桃。

法国人过高的估算了短期利润，过低估算了长期收益，最终便宜了英国人。

这种事情其实我们以前也遇到过，2005年到2007年之间，四大行处在改革的深水区，去香港上市引进大量的国外投资者，以至于外资持有四大行股份比例很高，最高的建行甚至达到了33.1%，要知道33.33%就可以否决公司的重大决议，当年四大行发行的价格之低，现在难以想象。

我们当时把四大行的问题想得太大，低价把股份卖给了外国投资者，现在想要收回来已经不可能了。

民众有时候会卖飞股票，其实国家何尝不是。这几十年很多公司都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国外投资者，当年徐工计划以3.7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国外投资者85%股份，这个计划遭到了三一重工的强烈反对，三一的总裁向文波通过媒体发声抵制交易， 这篇文章现在还挂在三一重工的官网上。

最终国资委否决了这笔交易，现在徐工的市值超过1000亿人民币，当时没卖真是万幸，可惜这种刀下留人的案例不多，正因为不多，才让大家印象深刻。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复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用今天的视角看当年的旧事难免叹息，但是后人看今天之事，又会不会叹息呢？

当年法国人用了十年时间挖掘苏伊士运河，这个决定深远影响了全球贸易，如果法国人多坚持几年，等到东西方贸易爆炸式增加，法国就有了摇钱树，这会让法国财政系统充裕，改变历史进程。其实现在有很多类似的情况，比如说中国科技取代美国。

这个事情不需要想象力，只要会算账就知道，如果中国科技真的取代了美国，能够从全世界盈利，这个规模其实是可以预测的，华为取代苹果的话，就相当于给华为增加了30万亿人民币的市值，30万亿，不是3万亿。

中国当下做的事情就好比开挖科技领域的苏伊士运河，绕开美国科技好望角，一旦通航，美国科技就会崩盘，赢家通吃。科技和吃药喝酒不太一样，科技需要想象力，而吃药喝酒不需要。

芒格在他的书里面说到巴菲特买公司的逻辑：一个公司股价如果合理价格是10块，巴菲特愿意花7块买入，也就是巴菲特只买那种价格大大低于合理价值的公司，然后一直持有，这样做对他是有好处，但是对美国没有好处。

科技的发展有时候需要一些海盗精神，巨大收益伴随巨大的风险，当所有人都不愿意冒险的时候，就是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很多人说科技泡沫，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不存在泡沫，或者说就算有泡沫，国家还会继续吹更大。这些年中国去海外买公司，结果出现类似荷兰没收安世半导体这样的事情。这说明了技术是买不来的，与其去买，不如自己造，国家在鼓励资金进入硬科技，自己突破，不再去买。

这种事情当然是有风险的，就好像冲锋陷阵，冲在第一排的人死亡率是最高的，所以必须要给他们更高的回报。

想征服别人，当然需要冒险。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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