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凭啥敢喊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祸根为何在小泉"有事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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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6日，继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有事法制》后，参院又以202票赞成，32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顺利通过了《有事法制》。它意味着日本自卫队终于跳出了“专守防卫”的限制，可以追随在美军之后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也标志着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还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

《有事法制》的顺利通过，彻底架空了日本的和平宪法，战争时期日本以“有事”为借口挑起事端的历史有可能重演，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蒙上了一层阴影。

2002年4月，小泉内阁正式将《有事法制》提交国会讨论。其实，战后日本并不乏有确保本土安全的法律，除日美安保条约外，还有自卫队法案、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周边事态法》及其相关法案等，这些法律不仅足以保证日本本土的安全，还对亚洲太平洋地区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尽管如此，日本当局还是不肯止步，又择机抛出了《有事法制》，表明日本军事大国化的国策已经同美国的全球战略合拍。

1、《有事法制》的缘起

《有事法制》并非是小泉内阁的“专利”，它是战后以来日本政界和社会右翼势力蓄谋已久的夙愿，是修改宪法、发展军备、建立国军、实现军事大国梦想的前奏曲，它的顺利通过标志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加剧，也从另一个侧面凸现出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的轨迹。

早在1963年，日本防卫厅就秘密研制了“昭和38年度综合防卫图上研究实施计划”，又称作“三矢研究”。该“研究”以中国和朝鲜为假想敌，主观臆断某年某月，中国援助朝鲜突然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日本为此须“整备自卫队”、“强化警察等治安机关”、建立“民防组织”等，甚至连总理大臣届时的电视讲话也事先成稿，内中称：我国面临共产党国家直接侵略的危机，为了祖国的防卫，(政府)号召国民总崛起。

1965年，该“研究”的内容被社会党议员冈田春夫查知，披露于国会之上，于是引起社会舆论大哗，纷纷抨击此举是“策划军事政变，否定议会民主制度”，要求追究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最后，防卫厅以“泄密”为由处分了26名防卫厅官员了事。

1977年，福田纠夫内阁正式授权防卫厅开展“有事法制研究”，使《有事法制》问题正式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期间，防卫厅提交了两次报告，详细提出“有事”之际自卫队出动时官民各界需要“协力”的要点，以及保障部队作战活动的各项法规。在此基础上，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日美间还成立了“日美防卫协力小委员会”，对“日美安保条约”进行了实质性的修订，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可以协助美军“共同作战”。

1978年7月19日，自卫队统幕议长(相当自卫队最高长官)栗栖弘臣声称，在《有事法制》尚未制定和通过的情况下:

我国如受到突袭，自卫队第一线指挥官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超法规的行动。

言外之意是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栗栖“超法规”的发言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抨击，结果，栗栖在一片抨击声中下台。

1982年，战时曾任皇家海军军需官的中曾根康弘上台伊始，提出了一个“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主张清算战后以来的经济主义政治，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中曾根认为，日本正处在“重大的转换期”，日本应该:

为人类的和平、繁荣作出积极贡献，在国际社会上享有名誉的地位。之所以提倡建设国际国家日本，是考虑到我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寄予我国的期待和要求也将增大。

1983年，中曾根在访美时公开宣称:

(日本应该)全部与完全掌握控制日本海的战略海峡，以便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不使苏联潜艇通过，并不会有其他海军活动。

(日本应该成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中曾根打着“国际贡献”的幌子，旨在发展日本军备，扩大自卫队“防卫”范围，所以，在中曾根任上，日本的防卫开支首次突破吉田茂内阁以来不超过GNP1%的限界，并跃居世界各国军费开支的第二位。

要发展军备、扩大自卫队的“防卫”范围，战后日本和平宪法所规定的“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不以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等内容是一大障碍，所以，中曾根又是一个积极的改宪派。早在50年代初，他就曾上书麦克阿瑟，指责和平宪法“是美国式宪法”，是“强加在日本头上的束缚”。

中曾根上台后，朝野内外的改宪派对其寄予了厚望，称:

从年轻时就燃烧着自主制定宪法热情的中曾根内阁诞生了!

果然，中曾根组阁不久就明确表示“(日本)法律、制度都不完善，宪法也是如此”，“我个人是改宪论者，我考虑需要就宪法进行研究”，应该“打破禁区”。

所以，在1983年1月22日的自民党大会上，明确地把“改宪方针”列入自民党的决议中，内称:

自主制定宪法，即自主的改正宪法是自民党建党以来的党是，今后要继续坚持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和尊重基本的人权，适应时代的变迁就改正现行宪法进行研究。

3、“地壳变动”的1999年

1998年7月，“竹下派”会长、“自民党靖国关系三委员会”骨干成员小渊惠三登台组阁。当时，日本正面临泡沫经济彻底崩溃，社会问题复杂如山的严重局势。为了把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和对政府的失望感转移到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立场上来，进而解决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小渊内阁在政治上实行保(守党)、保(守党)联合体制，先是同小泽一郎的自由党联合，后来又拉进公明党，组成了自(民党)、自(由党)、公(明党)三党保守内阁。

这样，在“保保体制”的保驾下，到了1999年，小渊内阁迈出了比历届政府都“跃进”的步伐，推出了一系列政治右倾化的举策。诸如在国会设立“宪法调查会”，着手运筹修改宪法的具体事宜，这是自“55体制”确立以自民党一直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表明修改宪法已经列人政府的议事日程。

再就是遵循《日美安全防卫新指针》，推出被称作“战争法”的《周边事态法》及其相关法案。按着这些法令，日本自卫队的“防卫范围”从“本土有事”扩展到“周边有事”，并赋予自卫队协同美军作战的三项使命，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安全埋下了隐患。另外，也是在小渊任上，通过了《国歌国旗法案》，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同侵略战争、皇国史观有密切关联的“日之丸”和“君之代”等等。

可以说，小渊内阁时期是自中曾根内阁抛出新保守主义路线后，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步子迈得最大，右倾化最为加剧的时期。

所以，有国外学者评论说：1999年是日本地壳变动的一年。

《有事法制》之所以顺利获得国会众参两院的通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政治合流。人们知道，战后以来，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共产党一直是自民党右倾保守主义路线的对决力量，他们否认自卫队的合宪性，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坚持捍卫和平宪法，一定程度上拖迟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进程。

然而到了1994年，本来是最大在野党的社会党竟自毁长城，同自民党联手执政，宣布自卫队合宪，承认安保条约，结果导致党内分裂，国会席位大减，从此沦为二三流的在野党，不得不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却难以恢复昔日在国会的影响和地位。另外，日本共产党也是历来否认安保条约和主张解散自卫队的政党，同时还主张废除天皇制。

可是就在2003年6月21日，日本共产党召开了第7次中央委员全会，决定修改1961年以来贯彻执行43年之久的党章，宣布承认“自卫队的事实存在”，“承认宪法制度上的天皇制”，并准备将党章规定的“建立革命政府”的目标更改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这一切，都反映了日本“革新势力”的弱势化，在野党在国会的影响力以及对政府的约束力、监督力等都面临着最大的挑战。

现下最大的在野党是民主党，他们的政治主张实际同执政党没有根本的分歧，这个党除一部分原社会党的右翼成员外，大多数是从自民党分化出来的。所以，该党赞同改宪，赞成发展军备，主张扩大自卫队的“防卫范围”。据新闻媒体的调查问卷，该党议员中至少有65%之人赞同改宪。

正因为如此，民主党在《有事法制》的立场上同执政党一致。2003年5月13日，在《有事法制》提交国会讨论的前夕，民主党首直人同小泉首相会谈，双方一谈即合，达成协议，决定携手推进《有事法制》的国会通过，结果在5月15日，《有事法制》顺利获得众议院的通过。半个月后，参院又以近90%的赞成票最后通过了该法案。

最大的在野党与执政党政治合流，使近40年来未能成行的《有事法制》一朝通过，说明日本国会中改宪派议员已经成为主流势力，其结果必将继续加剧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4、所谓“集团自卫权”的行使

《有事法制》的通过，实际上置和平宪法于有名无实的地位，意味着日本朝军事大国的目标又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此，日本的海陆空自卫队就可以追随在美军之后，毫无顾忌地开赴世界任何角落。所以，《有事法制》是一部威胁亚太地区和平，导致地域性军备竞赛，令亚洲诸国人民担忧的“战争法”。

早在明治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就炮制出一个“民族自卫权”的歪理，主张以武力手段排除有碍帝国侵略扩张政策的“异己分子”，甚至不惜使用暗杀、暴力等手段，称之“为了民族的利益”。“集团自卫权”便是“民族自卫权”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翻版。由于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中明确宣布放弃战争、放弃交战权和不保持战力，只是通过日美安保条约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依靠在日本列岛的美国驻军和自卫队保障本土的安全。

所以，日美安保条约的内容限制在“日本有事”，即日本列岛遭到外来攻击时，日美安保条约才能生效，日本的自卫队不能走出家门，只能“专守防卫”。“周边事态法”及相关法案出台后，日本向军事大国迈进了一大步，改“日本有事”为“周边有事”，而且，对“周边”这一概念给予了随心所欲的解释。按照这一法案，自卫队实现了走出家门的梦想，可以跟在美国人的屁股后面到亚洲、太平洋等地域炫耀武力。而此次出台的“有事法制”又大大的跃进了一步，变“周边有事”为“各地有事”、“美国有事”，从此，日本海陆空自卫队的触角可以伸到世界各地，“向世界证明日本的实力"。

从“日本有事”到“周边有事”，再到“各地有事”和“美国有事”，日本当局张扬的旗号都是所谓的行使“集团自卫权”，即美国及西方盟友的利益就是日本的利益，日美结盟反恐怖、反邪恶轴心，乃至反独裁政治等都是行使“集团自卫权”的体现，是为“国际和平和安全做贡献”。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与西方德法俄等国的态度截然相反，小泉内阁是亚洲地区、也是西方世界最支持美国军事行动的铁杆派，不仅表示要予以经济的援助，而且付诸了军事行动。

还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当局鼓吹的“集团自卫权”并非是发挥国联的作用，而是要甩开国联、追随美国独往独来。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产经新闻》发表了一篇社论，认为：

国联的集体安全保障(体制)的非现实性，已经在伊拉克问题上暴露出来，说明国联安全保障理事会机能的不健全，是追问“国联至上主义”功罪的时候了。

为此，社论指出：

明言之，只有强化日美同盟，真正保证(日美)同盟关系，才能行使集团自卫权。

《产经新闻》的这篇社论完全吐出了日本当局的心声。

《有事法制》通过后，日本鹰派议员组织“确立新世纪安保体制新议员会”的103名新议员发表一项紧急声明，声称“为防止北朝鲜的核武器，政府必须研究所有的对抗手段”，(北朝鲜)“对我国攻击迫临在即，(日本)应该保有最小限度的对敌基地的攻击力量”，所以，“必须修改专守防卫的概念”，“重新解释集团自卫权”等。从这些新议员们咄咄逼人的言辞中，可以体会到“集团自卫权”究竟为何物了。

《有事法制》对“武力攻击”是这样解释的：一是“从外部对我国武力攻击”；二是“发生武力攻击的事态”。前一项该是事实已经发生，第二项则仅仅是一种“事态”而已，并未造成事实，却划入“武力攻击”的范畴。

那么，对“武力攻击事态”是如何界定的呢?

这段文字是这样表述的:

发生武力攻击的事态(包括有遭受武力攻击之虞的事态)。事态紧迫、预测武力攻击到来的事态。

也就是说，“武力攻击”并没有发生，只是凭主观臆想或预测来决断。这种令人难以琢磨的划定范围以及决断标准是“有事法制”的最要害之处。

对“武力攻击事态”所包括的范围和认定的界限，日本政府在国会答辩时准备了一份《政府见解》，内阁的一些要员也在会上予以了答辩：

比如，“(他国)导弹虽没落地，但(对方)着手武力攻击时”，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认为这属于“武力攻击事态”，“自卫队应行使武力”。
“某国对我国明显表示出武力攻击的意图，并集结了多数舰船和飞机时”，《政府见解》明确认定:此“属于武力攻击事态”。

《政府见解》还对“预测武力攻击到来”的条款具体解释为，“某国为攻击我国，扩充部队，招集预备役，禁止军队要员外出，进行非常规的招集”，以及“为攻击我国构筑新的军事设施”的场合。对“有遭受武力攻击之虞”的解释是，“要从不失时机、有效应付武力攻击来予以考虑”。

官房副长官安倍晋三更是毫不隐讳地道：“不完全排除先发制人。”

同时，“武力攻击事态”并不局限在日本国内，《政府见解》划定的范围还包括驻外公使馆(包括在外日本人和企业)，“依PKO法案和恐怖对应特别措置法在他国领域活动的自卫队”，“公海上的舰船和飞机”等。一句话，只要日本当局认为在外日本人、机关、设施等遭受“攻击之虞”或“预测遭受攻击”，都可以按照《有事法制》的条款出动自卫队“保护邦人”。

另外，与以前出台的各项法规不同的是，《有事法制》赋予了自卫队“战斗权”，只要政府认定发生了“武力攻击”或“武力攻击事态”，自卫队就可以到世界任何角落参与作战。原来的《日美安保条约》将自卫队限制在日本岛内，自卫队不能走出家门。

《周边事态法》也只是规定自卫队可以在“周边”协助美军进行三项“后方救助”活动，对武器的使用也有某些限制。而《有事法制》则不仅仅是“后方救助”，还可以“防卫出动”，“行使自卫权”，对武器的使用更没有任何限制。这样，当年日本军队以“保护邦人”为由出兵山东，制造“山东惨案”的悲剧；以及关东军策划“柳条湖事件”，然后打着“保护邦人”的旗号侵占中国东北的历史还很有可能重演。因为近百年来的历史告诉人们，日本总是以“有事”为口实欺负邻国，如今又出台“有事法制”，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了。

5、赋予首相更大的权力

《有事法制》是由《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改正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改正案》等三项法案组成的，所以又称《有事法制三法案》。在《武力攻击事态法案》中明确规定“武力攻击事态”由总理大臣认定。也就是说，无论是“武力攻击”、“有武力攻击之虞”，还是“预测武力攻击到来”，都由总理大臣决断。

即使“武力攻击事态”与总理大臣的决断有违，但总理的决断只要经过内阁议决，就可以宣布“武力攻击事态”发生，《有事法制》则生效付诸实施，国内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活动以及国民的生活就要遵循《有事法制》的法律条款运转。此外，《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还规定总理大臣兼任“武力攻击事态”对策本部的本部长。

另在《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改正案》中也规定，议长由总理大臣兼任，这样，对策本部和安全保障会议的权限也集总理大臣于一身，这同战争时期的大本营体制没有根本区别，所以被称作“现代的大本营”。

还有，在《自卫队法改正案》中，将原来第76条第一款的“需经国会认可”的条文删除，在第77条中又增加一款为：

自卫队长官在预计事态紧迫，下达命令出动自卫队时，或认为有必要强化某地域的防务时，需经内阁总理大臣的承认。

《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改正案》也在第2条第4款后增加一款：

关于内阁总理大臣认为有必要的应对武力攻击事态的重要事项。

这些条款都扩大了总理大臣的权限，而标榜代表民众利益和权力最高机构的国会却显然被冷落，国会监督政府的作用也明显的被削弱。可以想象，如果未来的日本内阁出现战争时期东条内阁那样的独裁政权，把日本拉向战争的危险不无可能。

小泉纯一郎在向国会提出《有事法制》后的第二天会见记者时说：

我们从平时就要考虑如何保护国民的生命和安全，这是极其重要的法案。有备无患嘛。

官房长官福田也称:

政府负有保护国家的责任，历代总理都没能提出这个法案，(今天)法案好不容易提出来了，国会应举全力通过之。

看来，这些政治家们都貌似把国民的生命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其实，《有事法制》的另一要害之处就是把国民纳入战争总动员体制的危险之中。无论是《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还是《自卫队法改正案》以及《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改正案》，都对各地方自治体(地方政府)、“指定公共机关”、“指定公共团体”、财、经、企各业以及普通国民提出了“协力”战争的具体要求，同时还修改了以往有关“罚则”的条款，即对“不协力者”予以处罚的法规。

比如:

(《自卫队法改正案》中规定)，违反物资保管命令者处6个月以下徒刑或30万日元以下罚金。(自卫队在)活动地域构筑防御设施时，地主(土地所有者)对抗或阻止进入处20万元以下罚金。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尽管“有事法制”尚未获得国会的批准，日本就明确表态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予以人力、财力和军事力的援助。

战争接近尾声时，小泉内阁的大员们频繁出动，出访西欧、中东和阿拉伯各国，展开外交攻势，并表示在伊拉克重建时“可以派出自卫队”。此期间，日本自卫队还出动了F-15战斗机同美军联合进行了军事演习。2003年5月初，日本官方又决定，将派往阿拉伯海域的自卫队舰队延期半年，期间，这支舰队为美国等西方10国运送了价值111亿日元的燃料。小泉还公然称，自卫队“实质上就是军队"，并运动国会通过了向伊拉克派自卫队的法案，甚至准备配置重火器，还一再表示要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等。

日本的举动越发引起亚洲各国的不安，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称：日本正走入军事大跃进时代”。

综上，虽然不能武断“有事法制三法案”必然导致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但是，这一法制是从根本上架空和平宪法的毒藤，是推动日本向军事大国迈进的催化剂，是再度使战争成为可能的战争法，是把国民拉上战车、使民主和自由倒退的揭示牌，也有可能刺激“新生代”和鹰派政治家们权力欲膨胀，“为历史留下祸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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