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万富翁的心理治疗

本文作者六个月大时与母亲在马萨诸塞州安角合影，摄于1984年。© 作者提供

利维坦按：

我们习惯于把财富视为一种缺席的经验：大多数人都在想象，如果自己更富有一些，生活会变得怎样。然而极少有人反过来思考：当财富多到足以改变几代人的命运时，它会如何塑造一个人的心理世界？

对于亿万富翁而言，金钱不再只是交换媒介，而成为家庭关系、社会身份、欲望与恐惧的载体。它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自由，也可能制造难以察觉的孤立；能够给予安全感，也可能让人永远无法确定他人的爱意究竟来自真心还是利益。财富并没有让人超越人性，相反，它只是以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将人性的困境暴露出来。

我记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财富产生意识的。7岁那年，我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所私立贵格会学校就读，每当来自波士顿郊区的富裕同学到我家做客，看到我家房子比他们小得多，我都会感到难为情。后来，搬到弗吉尼亚州阿灵顿，转入公立学校，情形恰好相反：我又因为自家的房子比某些朋友家宽敞，而感到不太好意思。房子的大小，是我最早用来衡量财富的标尺之一。

财富始终是我心中暗自纠结的话题。我父亲成长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而我母亲则家境优渥：她父亲是最早一批亿万富翁之一。尽管我在物质上是以中产阶级的方式被抚养长大的，但我的身份认同却同时吸收了父母各自出生阶层的两个极端——既继承了特权所带来的那种自信与冒险精神，乃至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同时也汲取了白手起家所磨砺出的节俭、坚忍与执着。

我的外祖父从不质疑自己的社会地位，以一种非凡的毅力追逐财富。我对他最早的记忆，定格在他位于纽约州米尔布鲁克（Millbrook）的乡间庄园：我在泳池边抓蝾螈；参观他饲养猎犬的狗舍；鱼子酱是晚餐上的寻常之物。尽管他如今已年届九旬，他的影响依然显赫——作为一个族长，他曾以穿着欧式小泳裤的举止令南安普顿那个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聚集的海滩俱乐部大为震惊；在任何事上都争强好胜（连我和弟弟小时候和他下双陆棋，他也要赢）；尽管他为人低调，但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他的认可。

作为一个二战后来自雅典一个显赫航运家族的希腊移民，我的外祖父在6岁时抵达美国。他赶上了因二战海军军舰交接而引发的希腊航运业暴利繁荣期。当时，人们可以低价购买退役军舰，并将其重新改装以服务新开辟的贸易航线，这意味着希腊人凭借着希腊政府担保的廉价银行贷款，彻底主导了战后的航运业。作为一众姐妹中唯一的儿子，我的外祖父被选定为承继其父亲工业遗产的人。20多岁时，他视这份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受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并由此开始反叛。他从普林斯顿大学退学，想要追寻波西米亚式的梦想、写小说——直到我外祖母怀上了我母亲，才终结了他的文学抱负。他尽职尽责地承担起了养家糊口与航运大亨的角色。

作者的母亲与她的父母，摄于幼儿园入学第一天，纽约市公园大道，1963年。

我外祖父继承了其父亲财富与公司的大部分份额。他的姐妹们——如今已是身经百战的诉讼老手——至今坚持认为，他并未按照其父亲遗嘱的规定赡养当时仍在世的母亲、也没有照料她们，而是将家族中的女性边缘化，将资产投入自己的生意和艺术品收藏。

他自己的几个女儿长大成人后，所获得的支持也远不及她们认为应得的（尽管他确实为每个女儿支付了购房首付和一笔退休储备金）。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带着“公园大道”（Park Avenue，美国纽约市的一条著名街道，并由此衍生出“富贵、高档”等文化象征。编者注）的心态在生活中穿梭，而这种心态与她们捉襟见肘的实际经济状况格格不入。她们偏爱弹性的兼职工作，以便拥有时间和自由，将自己投入生活中更有滋味的部分——旅行、爱情、为人母的体验、智识与精神上的探索。她们以热情与活力面对生活——用希腊语说，叫做“meraki”（意为“用爱与灵魂去做事”）——以此补偿那个曾经习以为常的奢靡世界的消逝。

20多岁时，我在极度节俭与挥霍享乐之间摇摆不定。

有了这扇窥视上流社会的小窗，我成了一个观察者，注视着那个世界种种的怪癖与诸多令人不齿的特质。财富的世界，是终极的圈内亚文化。我总觉得它带着一种冷漠、麻木、缺乏灵魂的特质，在文化上显得空洞无物。正如我后来所了解到的，超级富豪的子女和孙辈放弃优渥的生活，远离金钱和权力的情形并不罕见。

我能如此坦然地放弃阶级特权，很大程度上来自我的父亲。他成长于密苏里州金城一个贫困的农耕社区，每日生活花销不足一美元。他所在的县是全美最晚通电的县之一。我父亲堪称是一个活生生的“霍雷肖·阿尔杰式”（Horatio Alger）的励志故事——凭奖学金进入哈佛，自己闯出了一条人生之路。

作者的父亲（前排右一）与他的四个姐姐和表兄弟姐妹在密苏里州金城合影，摄于1954年。

作者的母亲还是婴儿时，和她的英国保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合影，1959年。

我父母截然不同的阶级视角，影响着他们对几乎所有事情的态度——我母亲依赖的是一种富足、优越感，有时甚至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心态；我父亲则更为谨慎、节俭、规避风险——勤勉努力，却时常在那些“不属于他”的场合里陷入羞怯和局促。一位家庭朋友曾如此描述我父母的差异——看他们削梨的方式：我父亲一丝不苟，确保果皮上不留一丝果肉；我母亲则显得有些马虎。这个观察在我心中久久萦绕。我始终在他们各自的世界之间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

作者的母亲，刊登于《城镇与乡村》杂志（Town & Country Magazine）1981年12月号“社交界最受瞩目的单身女性”专题。

除了我母亲是第一代美国人、“公园大道的流亡者”之外，我父亲向中产阶级的跃升同样意味着他进入了一个与自己成长环境天差地别的世界。在密苏里州帝国草原（Empire Prairie）地区，童工与家务劳动是生存的一部分。隆冬时节，他要抱着一块热铁入睡——因为作为七个孩子中的第五个，他没有自己的房间，只能睡在门廊上，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中。他的身份认同，与我外祖父的判若云泥——后者在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住在纽约光鲜的卡莱尔酒店（Carlyle Hotel），有门房、厨师和服务人员随侍左右。然而，两个男人都将“自食其力”视为安身立命的核心，这一共同价值观，在他们之间催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尊重。

我父亲受到了母亲家族的欢迎。事实上，跨越阶级的婚姻在希腊社会中相当普遍——尤其是贵族之女嫁给有志进取的商人之子时，更是如此。人们对贵族出身的男子有一种不信任感——被优渥的成长环境所宠坏，他们还能有多少拼搏的动力与养家的担当？

超级富豪的子女和孙辈放弃优渥的生活，远离金钱和权力的情形并不罕见。

我父母的理财能力都很差。两人都没能从各自的家庭中习得储蓄养老的观念。我父亲的父亲是一个小农，在我父亲14岁时死于一场拖拉机事故，既无养老金也无积蓄。后来还发现他从未缴纳过税款，家庭由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而我母亲那种“五饼二鱼”式的财务观——凡事仰赖机缘与遗产——则将一切都托付给了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局外人。

作者的母亲体验农耕生活，摄于密苏里州金城，1982年夏。

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对我而言颇具浪漫色彩。下层或上层阶级心理的极端，似乎与更强烈的生命力与真实感产生着共鸣。20多岁时，我在极度节俭与挥霍享乐之间摇摆不定。大学时，我几乎从不外出用餐。我以每月320美元的价格蜗居在一间没有正经门的小卧室里，却会飞去里约热内卢狂欢。白天，我活出了一种新教徒式的工作伦理；夜晚，我沉溺于特权式的享乐主义。

如今年岁渐长、心境趋于平和，我以一种会让年轻时的自己大为震惊的方式，皈依了中产阶级的美德。我发现自己拥有一种父母都不具备的才能——在主流美国文化中游刃有余。拥抱中产阶级身份，给了我归属感、经济安全感和心理上的安全底气。借用早期英国哲学家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欣赏一种“中间立场”身份所内含的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大卫·休谟（David Hume）在1742年的文章《论中间生活状态》（Of 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中，早早地为中产阶级生活的优越性背书。他认为，“中间状态”提供了“美德最充分的保障”，并指出下层阶级的生活是一种“忍耐”与“顺从”的生活。他相信，中产阶级拥有发展友谊、习得智慧与发挥能力的最大机遇。我渐渐认同了他的看法。

作者的父母，摄于相识后不久，马萨诸塞州剑桥，1982年。

亿万富翁财富、权力与影响力的显著膨胀，如今频繁出现在各类新闻报道中。大约每天都会诞生一位新的亿万富翁。在未来10年内，我们正在走向培育出至少5位万亿富翁的轨道[1]。皮尤研究中心（Pew）最近一项关于不道德行为的调查发现[2]，仅有18%的美国人认为“极度富有”是不道德的。赌博、离婚、外遇、体罚孩子和吸食大麻，都被认为远比它更应受到谴责。

是什么使人们对失控的财富积累如此宽容？

在某种程度上，亿万富翁阶层的涌现，让我们自己那些尚未实现、无拘无束的成功梦想得以延续，也暴露出我们内心深处对其财富战利品的隐秘渴望。然而在另一些时刻，我们却对他们大加挞伐：亿万富翁们难道不是在威胁那个支撑普惠经济的社会契约吗？无疑，我们应当让亿万富翁成为濒危物种，用税收将他们逼出历史舞台。毕竟，亿万富翁的劣行已成为一个相当显著的社会议题。我们都读到过科技巨头们以小剂量氯胺酮助兴、干预政治选举与政策走向、举办铺张婚礼、出于对人口增长的错误伦理判断而在婚外大量生育后代，以及在配备了预备役营地和死藤水冥想静修所的庄园里，活出一套充斥着毒性男子气概的人生剧本。一些心理学家甚至走得更远[3]，将超级富豪诊断为具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人格特质——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病态与自恋”，并将这种特质组合称为“黑暗三元组”，视之为亿万富翁阶层的普遍现象。

© Roy Eidelson

亿万富翁的反社会倾向与对奢侈的追逐，想必会令古代道德哲学家们深感忧虑。许多早期现代思想家都曾认真审视新兴消费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并对“奢靡”深抱疑虑，认为它导致个人与社会双重失调。正如18世纪法国诗人兼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德·圣-朗贝尔（Jean François de Saint-Lambert）所写：“奢靡的首要原因，是我们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我们渴望过得更好……这种渴望是人类激情、美德和恶习的根源。”用18世纪作家弗朗索瓦·费内隆（François Fénelon）的话说：“奢靡毒害整个民族。”在道德哲学家们看来，在这种不断攀升的自我之中，我们丢失了内心的平衡。

这些致力于在新兴工业化时代塑造中产阶级身份认同的哲学家们，想必会将我们今天在贝佐斯或马斯克身上看到的那种“脱缰”的企业家，视为道德上的破产者——一种对社会与自身都造成伤害的社会威胁与弃儿。用18世纪哲学家、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的话来说：“同样的欲望失调，既使他有害于他人，也使他有害于自身。”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思想家已预见到我们在极度富裕中如此常见的精神困扰——那种过度的“个人主义”或无法“控制自身冲动”的状态，在当时被视为对早期现代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

对许多人来说，谈论自己的特权就像是“出柜”。

但你无需成为亿万富翁也能体会到财富如何毒害和麻痹人心，尤其是在继承财富的情况下。研究表明[4]，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焦虑程度比家境不那么富裕的同龄人高出25%到30 %。他们面临着更大的成就压力、更多的孤立感、疏离感和同辈压力，以及一种不轻易示弱的价值观。我的一位挚友，一位家族财富传承数代的富豪，他的财富可以追溯到曼哈顿的早期开发，之后又经由一位铁路大亨曾祖父的巨额财富呈指数级增长。据他观察，富裕家庭往往充斥着各种功能失调的问题。他向我讲述了一系列家族故事，包括药物滥用、人格障碍、家族内部盗窃、失去金钱的创伤、性旅游和情感虐待。在他童年的11年里，他换了7个保姆，觉得母亲冷漠疏远：7岁时，他甚至威胁要从公寓的窗户跳下去。家族传说自豪地将征服者威廉奉为直系祖先，但与此同时，鉴于家族的财富，他几乎没有压力去成就一番事业。他感到自己的自主权受到限制，难以获得认可。他常常说：“人们关注的是我的家族故事，而不是我这个人。”

几位继承了遗产的年轻人告诉我，他们从小就被父母灌输要谨言慎行，不要谈论自己的财富，以免被人利用。他们对男女朋友、同学和同事都隐瞒了自己的财富。对许多人来说，谈论自己的特权就像是“出柜”。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自己的财富感到羞耻或尴尬。一位名叫雷米（化名）的年轻继承人，被一位住在中西部的富商收养，她告诉我：“我上中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占领华尔街’运动，当时我听到的很多新闻都是说富人是邪恶的，应该受到惩罚。”她对自己的财富感到很矛盾，独自一人“在这个小岛上挣扎着”。她避免谈论任何可能暴露她有钱人身份的阶级话题。

沉默，或者说“绝口不提钱”，是富人接收到的诸多社会潜规则之一。玛丽安·摩尔（Marian Moore）是一位致力于帮助富人重新分配或“解放”资金的活动家，她将这些潜规则称为“金钱礼仪”（Money manners）。关于金钱，有着太多心照不宣的礼节和“从未经受审视的潜意识信念”。摩尔本人是一位女继承人，也是富人阶层的一员，她的工作主要关注于改变人们对金钱的认知。尽管她将自己在社会正义方面的许多工作归功于她的家庭，但她也表示，她的家人也从未谈论过金钱。她感到家庭的社会正义工作与她接受的金融教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她的金融教育主要来自财富管理专家。“我知道自己会继承遗产，因为我的很多哥哥姐姐都继承了遗产。18岁时，我就被派去银行领取遗产。”她认为，许多财富管理专家教给你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比如你只能捐赠一定金额；你不能动用本金；她感叹道：“你对你的子孙后代负有比其他任何人更重要的责任。整个金融行业和金融经理的生计都建立在阻止你重新分配财富的基础之上。”

© WealthBuilders

德国女继承人宝拉·施瓦茨（Paula Schwarz）对于财富管理系统如何旨在让人们保持富有和守旧，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她第一次继承财产是在她的姑奶自杀去世之后。这位姑奶奶长期与家族进行着权力的角逐——这个家族在2006年以44亿美元成功出售了家族经营的制药公司，从而晋升为亿万富豪。对于施瓦茨家族而言，财富和男权控制总是如影随形。她的姑奶曾想在公司运营中扮演一个角色，却被她的兄弟们排挤了出去。施瓦茨形容，甚至连这位姑奶出去工作的行为都被视为一种叛逆。她告诉我，她的父母认为“工作是乡下人才干的事”。在一个资本创造资本的世界里，富人的工作有时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表演，一种为了让自己融入大众的伪装。

施瓦茨决心打破精英主义的恶性循环。我最初是通过在柏林的共同朋友了解到她的。施瓦茨是新兴的影响力企业家群体的一员，致力于解决难民问题。2015年，她创立了“Startupboat”，这是一个创业孵化器，旨在支持难民，并提供创新方案和干预措施来应对移民面临的挑战。几年后，我与施瓦茨重新取得了联系。她已经搬到了希腊一个偏远的小岛上，那里位于移民危机的中心地带，她继续从事帮助难民的工作。

宝拉·施瓦茨。© valerieschmidt

对她而言，如今的生活与她早年生活在严格社会控制下的经历截然不同。18岁时，她被迫签署授权委托书，将自己的财产交给父亲管理。没有父亲的许可，她甚至无法在德国办理手机合约或开设银行账户。她形容母亲当时的处境更加悲惨：拥有金钱却没有任何权利，被“像条狗一样对待”。施瓦茨已经摆脱了父亲的控制，现在她坦诚地讲述金钱如何在她的家庭中被用作控制手段。

在围绕财富的这些对话中，父权制被反复提及。有些女性的消费被丈夫严密监控（我自己的曾祖母就不得不向她富有的丈夫乞求每月的“零用钱”）；有些女性发现自己被无情地挤出了财富继承圈；有些女性则为了扮演某种社会角色并满足特定阶级认同的期望，而彻底出卖了自己的自我。巨大的财富，似乎总是会加剧父权制的专制倾向。

与那些被禁言或被当成花瓶的女性形象截然相反，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极其勇敢。或许是因为她们父亲的相对冷漠，亦或是因为她们在物质上被剥夺了继承权，她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充满活力、强而有力，有时甚至表现力过剩（甚至到了践踏他人感受的地步）。尽管她们的生命力极其充沛，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们在物质上却是捉襟见肘。她们在人生中跌撞前行，仿佛从未有人教过她们这个社会的博弈规则，而事实上，也确实没人教过。她们当然没有经历过中产阶级生活的种种仪式：理财、预算、在没有保姆和厨师的情况下独自抚养孩子，甚至连停车罚单都一概不知：所有这些对她们来说都十分陌生。

比尔·盖茨只将约1030亿美元身家的不到1%留给子女，让他们得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后来，我开始像看待流亡者一样看待我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她们与自身的阶级身份有着深刻的疏离感。但孩提时代，我却觉得她们自由自在，如同不受束缚的女神。我们家族的年轻一代男性则形容与母亲一起成长的经历如同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这些女性被亿万富翁父亲抛弃，反而造就了一种有趣且充满力量的女性微观文化，使得任何男性（无论是子女还是伴侣）都难以在她们之中立足。

在某种程度上，母亲正是因为没有继承遗产而获得了解放，我外祖父或许以一种逼迫她走向独立的方式，反倒给了她一份礼物：她得以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然而，未能继承家族财富终究留下了一道伤口。在某种深层意义上，那意味着不被爱。

© The Singju Post

对另一些人而言，重新分配财富、或直面富裕先辈所积下的"业债"，带来的是一种焕然一新的使命感、归属感与社会责任感。在2025年与拉吉·沙马尼（Raj Shamani）的一次YouTube访谈中，比尔·盖茨表示，给孩子留下巨额财富“对他们并不是一种恩惠……我想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凭自己的努力获得收入和成就”。他只将约1030亿美元身家的不到1%留给子女，让他们得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布莱恩（化名）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是一位拥有财富与特权的年轻人，他的家族最初继承了1500万至1600万美元。他将自己的人生历程描述为“聚焦于解放自我”，追求从先辈的业力债务中得到解脱。对布莱恩而言，重新分配财富是“承担起自己以及家族历史遗产之责任”的关键所在。他的家族在20世纪中叶赚得了大部分财富，主要来源是向波特兰地区的开发商销售管道和五金材料。如今，布莱恩正按照他年度性的财富再分配计划，将钱投入原住民主权、住房正义、种族正义及其他相关事业——集中在那些他的家族曾在那里攫取财富、并从“结构性伤害”中持续获益的地方。布莱恩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他的财富曾将他限制在“有限的人际关系和思考范围”内。他指出，“一味顺从”这一习性，是财富文化的组成部分。

她能够捐出比收入更多的钱，而这并没有对她的生活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布莱恩也是“资源世代”（Resource Generation）组织的成员，该组织积极动员18至35岁拥有财富和阶级特权的群体参与财富再分配。我第一次听说“资源世代”是从我的大学朋友亚当那里，他20多岁时继承了一笔100万美元的遗产，为此他内心挣扎不已。当时，我觉得他的这种自我意识过强和脆弱感令人反感：从整体来看，这笔遗产微不足道，完全可以让他买房或供孩子上学。我发现自己像个爱评判又务实的阿姨：“为什么要放弃你的特权？”

即使是亚当自己也会承认，他和“资源世代”里许多同龄人对财富的焦虑其实无关紧要。仅仅从道德角度思考如何花掉100万美元、500万美元甚至1000万美元，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世界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平等。真正扭转局面，需要进行更大范围的资本重组——亿万富翁们必须步调一致。

© The New York Times

我在“资源世代”项目中发现的是一个意识觉醒的孵化器——一段由富裕成员参与的疗愈之旅，旨在审视自身以及造就他们财富的结构性因素。这段旅程意义深远。他们现在能够轻松地谈论自己的财富。他们似乎已经摆脱了财富带来的麻木感。

另一位成员艾琳（化名），原籍东京，继承了父亲和祖父的财富，他们从事投资银行和金融行业。她坦言，她的父母是“里根式的保守派”，会反对她参与财富再分配：“他们会认为这是对他们工作和牺牲的否定。”然而，她的信托基金赋予了她“以他们不认可的方式和事业花钱”的自由。她能够捐出比收入更多的钱，而这并没有对她的生活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对她而言，得出这个结论意义深远。这意味着她要摆脱人为的匮乏心态。

我们通常不会认为富人会抱有“匮乏心态”，但对于许多世代积累财富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由节俭的祖辈传承下来。一位富有的朋友向我解释了这种心理：“当世界充满不安全感，或者人们感到缺乏安全感时，这种匮乏心态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开来。”它可能是一种“即使是最富有的人也觉得不够”的虚假感觉。在这种心态下，任何形式的大额慈善捐赠都会被贴上“财务不负责任”的标签。匮乏心态为囤积财富提供了借口。许多家庭都经历过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他们深知财富的波动。我的祖父小时候亲眼目睹了20世纪40年代希腊大饥荒期间，人们在他家门口乞讨食物的惨状。财富为他提供了庇护，但也让他明白，如果不努力工作，他也可能面临饥饿的威胁。对于许多超级富豪来说，囤积财富是保障其经济安全和家族传承的关键。

艾琳说，她加入“资源世代”组织的一个原因是，她觉得自己的财富是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造成的，但同时，父母对金钱的恐惧和根深蒂固的观念也让她在心理上深受困扰。“资源世代”组织“帮助我正视这些问题，并开始更有效地重新分配我的财富”。在她的研究生研究和之前的国际发展工作中，艾琳一直致力于理解如何“改变国际金融体系，使其减少剥削”。在很多方面，她感觉自己像是在对抗那些为她创造特权的金融家们的遗留影响。

与此同时，艾琳说她没有任何出身工人阶级的朋友。她认为，她一直以来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之一，是那种“世界其他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我服务”的无形财富观念。她很难与工人阶级人士或出身与她不同的人建立联系——这也是她想要改变的一点。

曾与玛丽安·摩尔共事的一位年轻女继承人，有一段颇为人知的故事——她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继承权。

艾斯斯佩思·吉尔莫（Elspeth Gilmore）是“出版商票据清算所”（Publishers Clearing House）的继承人，她希望彻底改变自己的阶级身份。她不想再成为“有产阶级”的一员，并请求摩尔帮助她重新分配700万美元。2016年，她采取了一种更为非常规、更具实验性与关系性的方式——邀请12位来自不同阶层与种族背景的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运动组织者组成一个小组，每人获得20万美元用于投入社会正义事业，另加10万美元作为个人馈赠。随后，她又无条件地发放了第二笔23万美元。

艾斯斯佩思·吉尔莫（右一）。© The New York Times

埃尔斯佩思的方法对于她所创建的经济互助主义而言是激进的。如今的美国，经济联系（阶级间的关系）十分匮乏。然而，经济流动性——以及建立在“机遇之地”理想之上的美国文化意识形态——恰恰依赖于创造一种跨阶层交流的文化。单凭白手起家或坚忍不拔，并不能带来经济上的跃升，人际关系才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在其关于社会资本与经济流动性的研究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5]。他的研究指出，经济联结度是预测经济流动性最有力的指标之一，而这种跨阶层的友谊，正在不断减少。

尽管世界上一些最富有的人正在与自己的特权和社会责任展开内心博弈，但仍有太多人正沉溺于他们的权力之中。甚至连慈善文化也往往沦为一场虚荣的政治作秀，让富人得以在不进行任何深刻反思、不与底层群体建立任何真实联系的情况下，轻松刷爆自己的社会声誉。正如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慈善与公民文化专家阿隆·霍瓦特（Aaron Horvath）所言：“慈善往往沦为为富裕公民涂脂抹粉的工具，它绕过了民主程序，并进一步向社会灌输了一种意识形态——即私人财富的积累自然会服务于公共目的。”

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他被认为是人类现代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 The New York Times

霍瓦特正在追踪的法案之一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富豪税”，该法案一旦通过，可能会对超级富豪征收一次性5%的额外税收。然而，人们担心这种税收会把亿万富豪们逼出加州，让他们逃向免税天堂和海外离岸账户。我自己的外祖父就从未加入过美国国籍，最终他甚至放弃了希腊国籍，通过成为巴哈马公民來保护自己的财产。这种与本土和国族的彻底脱节，与老一辈的超级富豪（如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安德鲁·梅隆等巨头）大相径庭，那些老一辈富豪无论如何都会将资金投入到促进地方和国家繁荣的事业中，投资于教育、艺术和文化的共享基础设施建设。相比于今天那些对地理位置毫无忠诚度的亿万富豪，昔日像米尔顿·S·赫希（Milton S Hershey）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这样的实业家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的某些更具家长式作风的方案，可能会让人感到怀旧和耳目一新。

移民叙事的一部分在于，总会存在一个能够发现繁荣的“更好的地方”，这无形中鼓励了那些向上流动的人用切断本土根基来换取经济利益。因此，许多追求财富的人纷纷斩断社会纽帶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再对土地抱有忠诚，而这种忠诚本可以承载更多的社群义务。在这种背景下，将财富积累视为一场斩断社会义务与文化语境的“决裂之旅”，你就能理解为什么那些对富人征税的运动会遭遇如此根深蒂固的防御机制。由富人组成的组织“爱国百万富翁（Patriotic Millionaires）”正试图改变这种普遍存在的逃税心态，激励超级富豪拥抱共同繁荣，并顺从地承担合理的税收负担。他们的措辞清晰而尖锐：“像我们这样富有的美国人操纵了税法，给自己留下了无数的红利，却让劳动人民缴纳着比亿万富豪还要高的税率。”

对税收益处的理性认知，是重新点燃富人对社会契约责任的重要杠杆。但是，一场面向亿万富豪、基础更为广泛的“再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每年，我都会读到关于在爱达荷州太阳谷（Sun Valley）举办的亿万富豪“静修营”的新闻，富豪们在徒步、漂流和高尔夫等娱乐活动中进行精英社交和企业交易。我常常在想：一个截然不同的、激进版的亿万富豪静修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幻想为亿万富豪们量身定制一套极具存在主义色彩的微量抽样课程：这将是一场充满活力的学习体验，融入交叉性女性主义理论和种族正义的内容，以此来对冲科技兄弟文化（Bro culture）、父权制文化和白人至上主义。我会将慈善事业去神圣化（从维多利亚时代剖析到现代模式）；组织沉浸式的实地考察，以理解当今贫困与不平等的复杂性；提供一个社会资本放大器，帮助他们跨越自身的阶层温室去建立人际关系；并开设旨在挖掘自身本真性（对抗内化了的阶级身份）的自我提升课程。当然，我还会加入一个理解税收益处的快捷模块，并安排一趟去斯堪的纳维亚的实地考察，穿插极光观测和狗拉雪橇，以满足他们的享乐主义冲动。然后再前往巴西热带雨林，学习如何成为合格的先祖和环境守护者。

这种再教育将使财富持有者能够探索自身财富的“现象学”——从心理治疗和结构性维度去审视它。培养这种意识有助于刺破巨大财富所制造的种种扭曲——比如特权主义的恶习、虚假的“精英唯才”叙事，以及对于自己是否“配得上”或“有权拥有”这份财富的防御心理。最终，它能让亿万富豪们直面深层不平等背后赤裸裸的不公正。尽管一些富人正在寻找途径，试图迁徙出他们所处的奇特特权世界，但仍有更多的人正挤破了头，想要在财富泡沫中获得永久居留权。

今天，许多亿万富豪正沉溺于他们自己的“末日生存狂”幻想中，加固着他们的逃跑路线和末日地堡。但如果我们能用一种更具人性关怀、更为高尚的努力来取代这些救赎白日梦，比如为“公共利益”做储备和准备，这将会带来颠覆性的改变。如果人类社会面临崩溃的风险，亿万富豪拥有着确保我們集体生存的最大权力、资源和责任。即使卸下末日的宏大背景，亿万富豪也可以且应当主动适应，将财富散去，学习如何退回成为一個普通的百万或千万富翁，以支持大规模的社会繁荣。他們自身阶级的下沉，反而能为人类重新赋能。而且，正如我母亲的经历所证明的，在财富走下坡路的途中，他们或许能重新找回失去的人性。

参考文献：

[1]www.oxfam.org.uk/media/press-releases/billionaire-wealth-surges-three-times-faster-in-2024-world-now-on-track-for-at-least-five-trillionaires-within-a-decade/

[2]www.pewresearch.org/religion/2026/03/19/what-do-americans-consider-immoral/

[3]www.psychologytoday.com/gb/blog/dangerous-ideas/201910/psychology-s-dark-triad-and-the-billionaire-class

[4]www.famil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pdfs/csi_rampage_prosperity.pdf

[5]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2-04996-4

文/Alexa Clay

译/tamiya2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what-would-a-therapy-camp-for-billionaires-look-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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