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文｜陈婉莹
6月12日，我获邀主持胡舒立的《穿越在历史边缘：重走前辈苏门达腊流亡路》繁体字版在香港的发布会。舒立是资深记者、出版人。她有气场、有故事，能讲故事。其实不需要我来主持——她那精彩的30分钟开场白，基本上已回答了我准备的大部分问题。但能与她面对面交流，还是激发我许多感悟。
1/ 现代人恐惧AI会代替新闻人的工作。但是舒立的书展示了写故事、做新闻，必须到现场。这是AI无法替代的。比如香港的大埔大火，记者要到现场和灾民谈话、聆听他们家园被毁、家人丧身之痛。
舒立也是这样子到新闻的最前线去，八天之内，跑了13个大小乡镇和城市。从乘搭轮渡、 木船、小电船，再到飞机，她重走了大外公胡愈之和郁达夫等爱国文人在抗日当年逃亡之路。
对逃亡的情节，我们断断续续听过，尤其是郁达夫的逃亡与遇害。但本书所呈现的现场感与描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知，也把这段故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视野。作者透过回访，把零碎的事实串起来成为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2/ 现场，不只是现实中的地理现场，也包括历史的现场。舒立的书采用「双时空对话」的叙事方式——在八十多年前的历史与当下的亲身见闻之间切换自如，仿佛一场与革命前辈的隔空对话。她追溯80年前那段历史：1942年日军逼近新加坡，胡愈之、郁达夫等28人挤上一米长的破旧舢板逃往印尼，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流亡岁月。在书中，她不仅记录了前辈们在苏门答腊深山老林中先后成为酿酒师、肥皂制造商和菜农的传奇经历，还将当代寻访与历史意义交织：在北干巴鲁，她对照郁达夫当年的诗句想象河行之景；在巴爷公务，她探访郁达夫流亡三年多直至遇害的地方。这种叙事让故事有了历史厚重感，也让当下的寻访获得了新的意义。
3/ 到现场，不是拿了笔或手机就跑，抓到人就提问，有闻必录。她在出发前做了大量案头准备——查阅流亡者当年的侨批与日记，梳理胡愈之、郁达夫等人在印尼三年零八个月的逃亡路线。她带着连串的问题出发：当年28人从新加坡石叻班让码头登船时，究竟是怎样的情形？郁达夫在苏门答腊的深山老林中究竟如何遇害？在实地，她与流亡者的后人对谈，在雨林与小镇间一一核对文献中的地点与细节。她是带着问题去走这八天，还原前人的路，之前做了大量考证，不是随意走八天成书。
4/ 年轻记者追求独家新闻，往往对已经发表过的题目提不起兴趣。记得30年前我在哈佛的时候，有幸听大师级的新闻教授William Zinsser 讲课。他是写作经典《On Writing Well》一书的作者，和我们分享的一段话让我一直牢记在心。他说，他的bucket list是重返美国一些最著名的景点，比如自由女神像、金门大桥、尼加拉大瀑布。他说，尽管这些景点已经被人写过百次千次，早已成为无数平庸文章的主题，但每个作者都可以凭自己的观点和感悟，对这些景点做出超越平庸的叙述。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生和视野——写独家新闻固然有难度，但要写好庸俗化的题目、超越平庸，不落俗套，是个更大的挑战。
舒立写这本书也是这样。为了准备讲座，我特別去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找郁达夫的材料，原来有关他的书大大小小放满六层书架。舒立就是以她和书中主人公的特别关系，從一个资深新闻人的角度来收集和组织材料，将个人、家族与国家的情怀和历史糅合，写成一本有温度、有独特角度的记录。她填补了历史的一些空白，在众多有关郁达夫的书中建立了这本书的位置。
港大图书馆部分有关郁达夫的书
讲座结束时我问舒立，研究采访写书，她是记录者、研究者，也是参与者，其中的多重身份是否会觉得有矛盾？她怎样处理这些矛盾？舒立说，她不觉得有矛盾，书中的铺排、叙事全用白描，都有出处。她的回答让我想起老记者王克勤说过，艺高人胆大，记者功夫越高，就越能挑战新闻方法的边界。
新闻的人生就是这样充满魔力，永远学习，永远寻求超越，不断挑战做人做事和新闻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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