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新志》创刊号发布会第三场——创造社先驱的留学

中文导报讯105年前，一群年轻的中国人来到日本。他们学习、读书、写作，也在异国的街道上行走,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法绕开的名字。而他们年轻时留下的日本足迹，也成为今天重新进入那段文学史的一条隐秘路径。

2026年9月5日下午，在东京银座单向街书店，由《创造新志》杂志主办了一场“当他们在日本时——创造社先驱的留学”的分享会。分享会邀请到郁达夫研究学者、原樱花学園大学教授高文军，郭沫若研究学者、作家郭京会两位嘉宾，并由《创造新志》执行主编、青年作家、学者春马主持并分享。他们分别谈到郁达夫、郭沫若与张资平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三个名字，三段人生，通过对当时留学生的前、中、后期的呈现，也让一个世纪以前的文学现场在今天的东京重新浮现。

从名古屋开始：郁达夫的文学青春

高文军教授的讲述，从名古屋开始，题目为《名古屋：郁达夫的文学摇篮》。1913年，郁达夫来到日本，经过东京时期的预备学习后，进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在那里度过了四年青春。与后来留在文学史中的“沉沦”形象相比，高文军所呈现的郁达夫，显得更加丰富，也更加接近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文学青年。

名古屋首先给予他的，是大量阅读的时间。郁达夫后来回忆，自己在高等学校四年间阅读了近千部外国小说，俄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文学纷纷进入他的阅读视野。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契诃夫，再到德国文学，这些作品构成了他文学成长的重要背景。

与此同时，名古屋也是郁达夫旧体诗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据高文军的考察，仅这一时期，他便留下约137题、227首旧体诗，占其一生旧体诗创作相当大的比例。这使得名古屋时期的郁达夫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双重性：一边是正在进入现代文学世界的青年，一边又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诗学之中。旧体诗并没有因为“新文学”的到来而消失，反而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中获得了新的生命。

高文军没有停留在文本内部，而是把研究带回了郁达夫当年生活的地方。她长期居住在名古屋，对爱知、岐阜、三重等地进行田野调查，沿着郁达夫走过的道路寻找学校、街市、风景与人物，并将这些实地考察与小说、日记、旧体诗以及历史照片相互参照。因此，名古屋不再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地名，而成为郁达夫文学青春真正发生过的现场。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郁达夫与日本汉诗家服部担风的交往。年轻的郁达夫向《新爱知》投稿汉诗，得到服部担风的赏识。1916年，两人相识，此后数年持续诗歌唱和。这段交往不仅对郁达夫的文学成长产生影响，也成为中日文学交流史上一段具体而温暖的往事。

高文军还通过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的旧日同学的调查资料，对《沉沦》中郁达夫的日本经验提出重新思考。小说中的日本同学形象固然有现实依据，但现实中的郁达夫并非始终处于孤独和敌视之中。他也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有共同阅读、谈论文学的经历，甚至有后来进入小说的生活细节。

由此，一个更为立体的郁达夫逐渐浮现出来：他当然经历过异国生活中的屈辱与孤独，但同时也是一个阅读、旅行、写诗、交友，并在日本不断寻找文学可能性的青年。

沿着足迹寻找郭沫若

如果说高文军是通过“在地”重新发现郁达夫，那么郭京会的郭沫若研究，同样始于一次与历史现场的偶遇。

来到日本以后，郭京会在千叶县市川市偶然发现了郭沫若故居，一个已经远去的文学人物，突然出现在现实生活的街道上。惊奇之后产生好奇，而好奇最终变成了持续多年孜孜不倦地研究。她不仅发表了一系列郭沫若研究文章，还组织成立郭沫若研究会，并先后出版《郭沫若的前半岁月》和《郭沫若日本足迹考察》等著作。

郭京会的发言题目为《创造社第一次成立会议探讨》，将时间拉回到创造社成立之前，从郭沫若的日本留学经历重新梳理这一文学团体的形成过程。她指出，创造社的诞生并非一次偶然的聚会，而有着此前数年持续酝酿的过程。1918年，郭沫若在福冈与张资平重逢，两人谈及当时国内文学出版的不足，并萌生创办纯文学杂志的设想；此后，郭沫若又与成仿吾、田汉等留日青年逐渐建立联系，围绕文学创作与刊物出版不断讨论。

1920年，东京的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人曾在郁达夫寓所讨论组织文学团体和出版杂志，但由于出版渠道等现实问题，计划一度搁置。1921年，郭沫若回国寻找出版机构未果后再次赴日，与东京的文学青年重新商议刊物事宜。最终，1921年6月，在东京第二改盛馆郁达夫的寓所，一批留日青年聚集讨论，确定了“创造社”的名称以及《创造》季刊等出版计划。郭京会因此认为，这次聚会可以视为创造社正式成立的重要节点。

她同时提醒，与其把创造社的成立理解为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不如将其放在1918年至1922年的连续过程中考察：从最初的文学设想，到成员之间的交往，再到出版渠道的寻找和具体分工，创造社是在留日青年持续的文学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张资平：从“问题人物”重新出发

如果说郁达夫与郭沫若的名字早已牢牢嵌入中国现代文学史，那么张资平则是另一个容易被文学史一句话带过的人物。春马的发言，便从这里开始，题目为《张资平最初的留学生活与日本印象》。

作为创造社的重要成员，张资平的留日经历与其他成员存在明显不同。他是假冒革命功臣身份，公费留学生。他来到日本并不是简单的“崇日”或者“反日”，而是在求学理想、民族意识与现实观察之间不断调整自己。

春马特别强调，理解张资平，不能从他后来的人生结局倒推他的青年时代。张资平的回忆中，以“飞渡三岛”和“困樊笼而获得解放的鸟儿”形容自己的出发心情，并抱着“学不成名死不还”的决心，希望学成归国后看到一个“比日本进步、比日本富强”的中国，并且报效祖国。抵达日本后，他对日本的认识逐渐由想象转向现实，从最初对日本肉眼可见的观察和生活习惯的不屑，到承认日本在海陆军和科研方面的优势；从语言、饮食、住宿上的不适，到与日本家庭教师在中国政治问题上的冲突，他最初的日本印象是在不断观察、比较与碰撞中形成的。

青年时期的理想并不能预知一个人的未来。一个知识分子的选择，也从来不是脱离时代而独立发生的。张资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问题人物”，他的政治选择也使他长期处于争议之中。但如果因此把此前的文学活动、思想变化以及日本留学经历全部压缩成一个结论，那么我们看到的将只是一个标签，而不是一个人。

重新研究张资平，并不意味着替他翻案，而是试图把这个被长期固定的名字重新放回历史之中。

从日本留学时期的意气风发，到后来人生的沉浮，张资平的经历恰好提醒今天的人们：历史人物从来不是预先写好结局的人物。他们在时代中生活，也在时代中选择，而这些选择最终又反过来塑造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对春马而言，重新讨论张资平，也是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如何形成的问题。哪些人被记住，哪些人被遗忘；哪些名字被反复书写，哪些人生被一个政治判断所覆盖——这些问题，本身也是文学史值得不断追问的部分。

从105年前走到今天

从郁达夫、郭沫若到张资平，三位主讲人的发言从不同角度回溯创造社先驱们的日本经历和文学园地的开启，也让这段发生在百年前的文学青春呈现出更加具体的面貌。

三位主讲人发言之后，特邀日本华文作家元山里子作了总结。她肯定高文军以名古屋为中心的“在地研究”，为我们呈现了与文体中的人物完全不同的郁达夫。郭京会对郭沫若日本足迹和对创造社成立经纬的长期考察，以“局外人”的视角，更加真实全面的还原“争议人物”。春马对张资平这一“问题人物”的持续研究，突破意识形态与道德化评价的单一框架，将争议人物重新拾起，彰显春马面对历史的复杂性所具备的批评理性与时代的勇气。她认为，三人的研究虽然对象不同，但都试图突破已经固定的文学史叙述，从具体的人物经历和历史现场出发，理解创造社及其成员更为复杂的一面。

她最后以三个词概括了这场讲座，原点、起点、接点。原点，是创造社先驱们在日本度过的青春；起点，是他们由此展开的文学道路；接点，则是今天的研究者和写作者与那段历史之间仍然存在的联系。

在总结之后，《创造新志》主编、诗人、作家弥生介绍了杂志创刊的缘起和今后的发展规划。逐一介绍编辑部主任秋靳、公众号主编顺子、封面设计东田龙等主创成员以及到场的部分作者。她表示，《创造新志》希望以文学为媒介，能够逐步聚集一批年轻的写作者、研究者，形成一个具有持续创造力的文学团队，为作者们提供优质的展示平台。这个构想，与当年创造社青年因文学相聚、共同创办刊物的历史形成了某种呼应。希望百年后还会有人像我们今天提起创造社一样，把《创造新志》作为文学里程碑看待。最后，期待《创造新志》在今年金秋时节可以与读者见面，感谢单向街书店和到场来宾。

由于时间原因，讨论环节由红梅作为观众代表，向主讲人提出关于当时公费留学的疑问，在谈论中，活动进入尾声……

从创造社成立到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年轻人因为文学而相遇、因为共同的理想而组成团队，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当年的青年以文学为志，在日本开启了自己的创作道路；今天，一群新的年轻人也正在东京，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文学的实践。时代已经不同，但年轻人因文学相遇、因共同的理想而聚在一起，这一点或许永远不会改变。

（照片摄影：梁沛艺、东田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