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上，最不应该成为问题的"山东问题"，为何反而成了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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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方面决定于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解决一战战后问题的会议。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对这一和会抱有较大期望，希望能收回中国过去丧失的一部分国权。司法部曾就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急电各省，征求意见。各界人士也纷纷为中国的与会方针献计献策。就连此时在中国政治中早显落伍以致竟曾涉身张勋复辟闹剧的康有为，也为这样一个机会的到来而激动不已，提出中国应通过这次和会争取废除庚子赔款、收回租借地、废除二十一条、改订关税、取消治外法权等建议。

1、巴黎和会的期待

中国的外交官们为参加这一和会也做了不少准备。驻美公使顾维钧还在战时即在中国驻美公使馆内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收集各种有关资料，对战后中国可在和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顾维钧认为，中国一直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会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向各国鸣不平，以争回某些失去的权利”的非同寻常的有利时机，中国应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中国不仅可以在会上提出与欧洲列强订立的不平等条约，还可以提出日本在大战期间强迫中国订立的各种条约。顾维钧将研究小组的报告书陆续发往国内，建议政府应及早加以考虑。

1918年12月，徐世昌在其总统府内设立了由政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外交委员会，以就中国参加和会的方针政策及措施向总统提出建议。徐世昌在该会成立时发表的演说中称，巴黎和会“将确定国际间将来之一切局面，解除国际间一切易生危险之要点，是国际间将开一新纪元”，“吾国国民深幸有此次参战，不能不希望于此次和议之结果”。

此外，一些非官方的组织，如国际联盟同志会、国民外交协会等组织也纷纷成立，围绕着中国外交而展开活动。中国政府向和会派出了有50多人的代表团。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席代表，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及驻比公使魏宸祖为正式代表。代表团并有五名外籍顾问。国内各党派的领袖和要人也云集巴黎观察和会。其中有国民党的汪精卫、张静江、伍朝枢等，有研究系的梁启超、蒋方震、张君劢等，有旧交通系的叶恭绰等。

北京政府为代表团规定的任务是：

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省内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民四条约”的全部或部分；三、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如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在华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顾维钧在离开华盛顿前往巴黎之前，向美国总统威尔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综述了中国对和会的希望，以期在会上获得美国的支持。

该备忘录内容包括：

一、今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二、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应受到签约国之尊重；三、辛丑条约即使不完全废除，也应予以修正。

该备忘录要求撤走北京外国使馆卫队和北京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外国驻军。中国将进口税提高到12.5%，作为废除厘金的交换条件。在此之前，先将外国物品的税率切实提高到5%。威尔逊在会见顾维钧时，对此表示了同情的态度。威尔逊反复阐述了他在“十四点宣言”中提出过的原则，表示他打算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新秩序，希望中国在和会上支持建立国际联盟。

顾维钧到达巴黎后，与先期抵达的施肇基讨论了中国代表团的行动计划，并草拟出一份应该提与和会讨论的问题清单。

清单开列了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

（1）“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2）归还租借地；（3）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4）归还在华各地租界：（5）撤走外国军队；（6）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邮电机构；（7）恢复中国关税自主。

顾维钧和施肇基等人并分头进行有关准备工作。然而，会议尚未正式开始，有关迹象即已显示出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将处于艰难的境地。给中国代表团的第一个打击便是关于全权代表席位的分配。会议规定，协约国的主要参战国英、美、法、意、日五国各拥有五个全权代表名额；在战争中提供过某些有效援助的国家，如巴西等国拥有三个代表名额；其他国家，只能拥有两个代表名额。中国被划入第三类国家，实际上也就是弱小国家之列。这样的安排，无疑有损于中国在和会上的地位。而中国政府此前已任命了五位全权代表，于是，代表团只得采取向每次会议轮流派出两位代表的做法。

1919年1月18日，和会在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开幕。参加和会的国家有27个。除各国均有代表参加的全体大会外，和会设立了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强国的首脑和外长组成的最高会议，即“十人会”，后来又改组为由美、英、法、意四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和会的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取决于“十人会”或“四人会”，尤其是美、英、法三国。

会议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也由这五国所垄断。东道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担任会议主席，美国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和日本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任副主席，秘书长由法国人担任，秘书由五国各一人担任，资格审查委员由美、英、法、日各一人担任，起草委员又由五国各一人出任。

2、山东问题的交涉

就一般法理而言，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德国是战败国，战胜国收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乃天经地义。然而，由于日本事实上已经强行占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迫使北京政府签定了有关条约，因此，这一问题的交涉对象就不是已成落水之势的德国，而是位居和会最高会议之列的日本。而日本代表团也把确认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作为它参加和会的一个重要目标。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1919年1月27日，日本全权代表牧野伸显在和会上提出无条件获得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力和财产的要求。其理由是日军摧毁了德国在山东的基地，并一直占领至今，日本为协约国作出了相当贡献。

而中国政府在1915年中日《关于山东之条约》中已允诺日后由日本与德国议定处理山东的权益问题，1918年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也肯定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牧野并公开了1917年初日本与英、法、俄、意四国达成的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秘密谅解。

顾维钧当即声明，山东问题应由中国陈述理由后再作讨论。

次日，顾维钧在会上作了强有力的答辩：

一、山东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该地有人民3600万，自有历史以来为中国种族，操中国语言，奉中国宗教，山东为孔孟降生之地，被中国人民视为神圣之地，要求将该地归还，是中国的应有权利。如竟将中国人民的天赋之权利割让给他人，必将播下将来纠纷的种子。
二、针对日本代表提出的“两国政府已有成约”的说法，顾维钧指出，1915年的中日条约是被迫签订的，当时“中国所处地位，极为困难。此项条约换文，经日本送达最后通牒，中国始不得已而为之”。这表明达成这一条约的基础是不合法的。而且，这一条约是由战事所引起的。因此，在中国政府看来，它只是临时暂行之办法，须由和会审议解决。
三、退一步说，即使此约有效，由于中国对德宣战，根据公法法理，中德之间的一切条约与协定已告结束，中国在对德宣战时宣布德国所享有的权利已被取消，胶州湾及有关路矿利权已由中国收回;即使胶州湾租借条约不因宣战而废止，该约亦曾明文规定其利权不准转交他国，因此中国有权要求将山东直接归还中国。

面对顾维钧有理有据的发言，牧野不得不作出他在27日会议上未曾作出的表示，称日本愿把山东交还中国，但他坚持应先由德国交与日本，再由日本交还中国。顾维钧立即表示，中国对日本代表的这一声明深感欣悦，“但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作二步为直捷”。

顾维钧雄辩有力的发言获得了许多国家的同情，许多代表纷纷走来与中国代表握手。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首相也走过来祝贺，称赞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巴黎当地的报纸当天就做了报道，称中国代表的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扬。国内得知这一消息，总统、总理、外交部及其他政府要人、各省当局及有关团体也纷纷发来贺电。人们对山东问题的解决充满着希望。

然而，人们的情绪显然过于乐观了。两国间许多问题的解决，往往并不取决于公法和道理，而是取决于两国间的实力对比，及有关国家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中日意见的尖锐对立，有关山东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此后，从2月至4月间，中日双方在和会上展开了争取多数派的工作。

尽管中国的要求有理有据，而且美、英等列强从限制日本在华势力过快发展出发，也不赞成日本的要求，但列强还是对日本作出了妥协。其时，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工人阶级的革命和暴动正在向一些欧洲国家发展，这使美、英等国感到非常不安。

美国总统威尔逊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既是为了稳定大战后的世界秩序，也包含有抑制苏俄革命向外发展的意图。在这个组织中，日本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东方台柱。威尔逊把建立国联作为和会的头等大事，因此日本便成为美、英要极力拉拢的对象。随着欧洲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美、英对日妥协的倾向也就不断增强。

日本利用这一对其有利的国际形势，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1919年4月16日，美国代表蓝辛在五国会议上提出，德国在中国所获得的租借地、路矿及各项优先权利、利益，应交还中国。但办法上可采取先由本和会暂时接收，待中国将青岛及山东省内要地按协约国另议之办法开作商埠后，再将德国所有的权益交还中国。

日本代表牧野随即抗议，称中日政府对青岛问题已有成约，应交由日本转交。蓝辛指出，现在是与德国订立和约，这一问题应该在对德和约内解决，如日本认为应立即交还中国，可由和会交还，如日本代表认为应暂缓交还，则应由和会共同保留，而不应由一国独占。但英、法、意代表对此保持沉默，会议遂停止讨论这一问题。

次日，美方又提出由英、美、法、意、日五国共管德国权益的办法，但日本代表表示，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它不能同意由五国处理这一问题。4月21日，日本外相电令日本代表团，如果日本关于山东的要求得不到通过，就暂时不要在国际联盟盟约上签字。

列强既无法令日本作出妥协，遂转而力劝中国作出让步。4月22日，美、英、法三国首脑约见中国代表，以须尊重业已签订的中日条约为名，要求中国让步。威尔逊称，日本代表对胶州问题十分坚持，这一问题也确实复杂，中国与日本既有1915年5月条约换文于前，又有1918年9月续约于后，而且英、法等国与日本也有协定，有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的义务。

而这次大战，协约国本来就是为了维持条约的神圣而战的。随后他便提出了列强对于这一问题的方案：日本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再由日本将租借地归还中国，但日本仍将享有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

中国代表对此深表失望，指出1915年的条约，实为日本的最后通牒所迫而成，中国为保全东亚和平，不得不隐忍，1918年的条约则是根据1915年的条约而产生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随即反问，1918年9月时，协约国军事形势大好，胜局已定，日本无法再强迫中国，中国何以欣然同意与其订约呢?

劳合·乔治提出两个方案让中国选择，一是继续保持中、日间以前订立的协定，一是采纳本会刚才提出的新方案，让日本得到经济权益而不再享有胶州租借地。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对英国首相的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对此，中国代表表示，这种选择令中国进退两难，这两种方案都不公平，既不利于中国，也无助于世界和平事业。日本的目标在于亚洲，日本获得在山东的权益，只能为其实现建立东亚帝国、排斥西方国家利益的计划大开方便之门。

威尔逊表示，欧美并非不想主持公道，但是不幸受到以前的种种条件的束缚，所幸国际联盟即将成立，该组织的宗旨为维持各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将为该组织成员，中国可以在自己愿意的任何时候，随时向国联提出自己的要求。将来再有以强力欺凌中国者，各国自有加以援助的义务。威尔逊这是将皮球踢向即将成立的国联。

对于这一空泛的允诺，中国代表表示，与其医治于发病之后，何不如防范于未病之先。国联虽是一个很好的组织，但它能否改变和会刚通过的提案，中国感到怀疑。

3、山东问题的“解决”

显然，1918年9月的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对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极为不利。正如时在巴黎观察和会的某一要员来电所说，这一换文公开以后，“外人哗然，以为中国政府自愿对于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授日本以极好口实”。

美国国务卿蓝辛就曾表示，中国的弱点正在于此。该电质问，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后，中国政府一直采取抗议的方针，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的权益，但在德军垂败之时，“中国究何用意，乃于此时结此约以自缚!”

为今之计，他提议“惟有使订约之人担负，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

面对不利形势，4月24日，中国代表团向美、英、法三国首脑送交说帖，提出妥协办法：

一、胶州由德国交还中国，可先交五国暂收；二、和约签字一年后归还中国；三、对于日本因胶州军事所支费用，中国可以支付若干作为报酬，其数额由四国公决；四、胶州湾开作商埠，并可划一专区，供订约国人民居住和通商。

中国在这一方案中已作重大让步，但日本代表仍表示反对，并扬言要退出和会。时意大利已因其利益要求未得满足刚刚退出和会，如日本再退出，列强担心将会使和会受损，美国尤其担心会使其组织国际联盟的计划成为泡影。于是，列强拒绝了中国的方案。

4月30日，“三人会”接受了日本起草的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其内容为：德国放弃在胶州及山东省所有权利，交与日本；日本将山东半岛连同完全主权，交还中国，仅保存德国的经济特权和在青岛设立特别居留地权。铁路可设特别警队，以华人充任；铁路所选的日本教练人员，由中国政府委派；日本军队应于最早期间撤退。

5月1日，三国代表将这一决定通知了中国代表。中国代表对此表示失望，同时提出若干询问，其中最重要者为日本交还山东及其军队撤退的期限。已知无法挽回大局的中国代表只能争取日本能确实并尽早地归还，遂力促日本和列强对归还期限作出正式保证。

美国代表起初曾支持中国的要求，坚持日本应对胶州湾的归还期限作出正式声明。日本代表声称，这样做是认为日本无信用，有损日本国家的体面，坚持只向三国会议作口头保证，不作任何书面声明。为此，蓝辛“与牧野坚持几至破裂”。问题最后由威尔逊作出决定。

此时，流传着日本将拒入国联，并会联络德国和俄国另组一团体的说法。威尔逊对此尤为担心，遂再次向日本作出让步。为表示对和会的抗议，5月3日，中国出席和会的五位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请求批准辞职。该电指责“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自陈自己“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要求北京政府免去他们的全权代表职务。北京政府当然明白此并非中国代表之不力，遂复电一律挽留。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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