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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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当代人似乎越来越擅长为自己的痛苦命名。从“创伤”、“焦虑”、“煤气灯操控”到“有毒关系”，心理学词汇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日常语言，为人们提供理解自身经历的框架。然而，当每一次失望、每一段关系的破裂，甚至每一个糟糕的一天，都被称作“创伤”时，这个原本用于描述深刻心理伤害的概念，也开始在不断泛化中失去边界。

语言不仅反映现实，也塑造现实；当词语被过度使用，它们所承载的意义也会逐渐漂白。真正的问题并非我们是否应该更加重视心理创伤，而是：如果一切都是创伤，那么创伤还能意味着什么？

去年秋天，我母亲遭遇了一场几乎夺去她性命的车祸——一辆巨大的宝马电动车越过中心线，与她正面相撞。接到电话后，我火速赶往急诊医院，等待直升机送她过来。我在一间狭小的方形房间里发愣，不知坐了多久，眼神空洞地盯着门上的铰链。当护士端来一杯茶，递给我母亲的手机和她的包——包带被剪断了——这时，恐惧突然袭来。

我被带进抢救室后，时间仿佛凝固了，我惊恐万分地看着医生和护士们努力抢救我母亲。她呼吸急促，半张脸被纱布盖住，脖子上戴着颈托。我完全不知道伤情有多严重。握着她的手，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牙齿上的血迹，脑海中隐约浮起一个念头——她可能有内出血。但她似乎能听见我说话，我平静地一遍遍重复，让她试着放慢呼吸。

那之后的数小时里，很多事我已记不清了，但我记得哥哥一直陪伴着我。他接手照顾我，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看他们缝合母亲裂开的脸。我记得他搂着我的肩膀；护士们递给我母亲的首饰；我盯着地板上移动的鞋子。我忘了车停在哪儿了，一旦开始发抖，就止不住地颤抖。

周围的人不断使用“创伤”这个词，这反而让我们感到一种奇异的慰藉。我们身处急诊医院；母亲的身体遭受了多处创伤——八根肋骨、胸骨、腰椎、骨盆和肩膀均有骨折，头部也受到了创伤性撞击。医生和护士的措辞，给了我们某种被认可的感觉。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十天之后，母亲又在创伤病房住了三周，与那些因跌倒而骨折的女性们同住一室。许多护士说，她能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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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婴儿潮一代，“创伤”这个词并不在我母亲的词汇表里。有时，她那不懈的乐观令我和哥哥都感到震惊。尽管无法动弹，无法坐起，更别提走路，她却依然面带微笑，和所有工作人员有说有笑，广结人缘。她会说：“我有太多值得感恩的事了。想想加沙的人们吧！”

我和哥哥在危机中硬撑着、努力解决一切问题，起初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遭受继发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直到我们双双撞上了一堵墙，开始莫名其妙地哭泣，精疲力竭，不堪重负。然而与此同时，年轻一代对这个概念的信手拈来，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抵触。我是一名大学讲师，当时不得不将课程转移到线上。我坐在母亲的病床旁工作，一边用吸管喂她喝自制的奶昔，一边收到学生发来的邮件，说他们因为焦虑带来的“创伤”，或是某天糟糕的心理状态，无法来上课。我越来越感到烦躁恼火。

我突然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一代——X世代——正被夹在两个极端的中间：一边是以韧性为荣、从不叫苦的父母，一边是对任何潜在困难都如此敏感、将日常挑战视为“触发创伤”的Z世代学生。有一天，我忍不住大喊：“我再也不想听到有人说断了一片美甲是什么创伤！”喊完之后，我又感到内疚。我怎么能继续以包容和同理心去引导、教育年轻一代呢？怎样才能不滑入我们文化中惯有的窠臼——将创伤分出等级高下，说我母亲的创伤远比你的严重？我的母亲是在自我否认，还是说Z世代真的需要在创伤病房待上一个月，才能回归现实？

“创伤”一词源自希腊语中的“伤口”，早在1684年便以病理学术语的形式出现，专指由外部原因造成的创伤。尽管这一概念在19世纪末开始扩展，将情感冲击引发的心理损伤也纳入其中，但其原始定义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1]，心理学研究者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与梅拉尼·J·麦格拉思（Melanie J McGrath）指出：“‘创伤’最宽泛意义上的内涵，自那以后已经宽泛了许多。”简而言之，这一概念正在悄然蔓延。

作为一名回忆录作家和教师，我时常思考如何从创伤性记忆中提炼出形式与叙事，因此这一词汇的扩张与泛化，始终是我关注的核心议题。20世纪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将癔症理论阐释为早年童年期压抑性创伤的外化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在此之前数十年，法国心理学家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率先提出了解离（dissociation）的概念——正如哈斯拉姆和麦格拉思所述，他认为“极度令人不安的事件，可以在不对身体造成物理损伤的情况下，通过伤害心理而引发病理性反应”。到了1970年代末，“创伤”一词开始更多地以口语化形式出现在报纸报道中，泛指各种伤害或痛苦，而非仅限于改变人生轨迹的重创（例如，1981年《每日电讯报》曾以“创伤”一词形容罢工行动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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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拉姆和麦格拉思注意到，与伤害相关的道德语言自1980年代起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折射出“一种日益增长的文化对伤害与脆弱性的关切”。这种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1980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III）首次将创伤后应激障碍纳入其中，并在整个1990年代引发了“创伤”——作为心理创伤——在各类文本中被援引频率的急剧攀升。彼时，关注的重心仍在于外部事件的严重程度，如强奸、袭击和交通事故；而DSM的后续修订版则将个体对创伤的主观体验置于前景，而非其“客观”的严重程度。“创伤”的定义，从“对一个人所施加的事”转变为“他们对其作出的反应”。

如今，随手滑动Instagram，便能看到无数表情包和病毒视频，“创伤”二字以闪烁的字体赫然印在屏幕上。这一概念已然进入大众的苦难词汇表，却因过度使用而褪去了原本的意义。哈斯拉姆和麦格拉思将这种语义扩张称为“概念蔓延”。英国心理健康慈善机构“心灵”（Mind）列出了一份潜在创伤诱因清单：你可能感到“恐惧；受到威胁；被羞辱；被拒绝；被遗弃；被否定——例如，当你的感受或观点被漠视或否认时”。你随后可能会感到“不安全；缺乏支持；被困；羞愧；无力”——这正是我的许多本科生所呈现的状态。创伤的定义已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以至于如今医生们不得不区分口语化的“小写的创伤”（trauma）与精神病学官方意义上的“大写的创伤”（Trauma）。其他经历了类似语义扩张的伤害相关词汇，还包括虐待、成瘾、霸凌和自恋。

有人或许会说，对创伤更宽泛的理解，为更多社会群体敞开了怀抱——例如#MeToo运动、“黑命贵”运动以及神经多样性群体——这反过来推动了进步性的社会变革，激发了我们对那些曾被剥夺同理心的人群的关切。然而同样地，与伤害相关词汇的稀释，也将它们降格为陈词滥调，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令其彻底丧失意义。这种口语化的表达已变得如同超市牛奶一般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这也在无形中助长了一种受害者叙事。回望“心灵”机构那份“创伤触发因素”的列表，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个形象：一个被自己的情绪反应所淹没、缺乏力量与能动性去保护自己的人。年轻一代是否已经对外部力量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将前几代人眼中普通的伤痛视为严重的创伤？或者，更为犀利地说，这是否是一种由市场力量驱动的意识形态？毕竟，有病就得有药，网络导师、制药公司和创伤医生们纷纷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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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回忆录在这场文化运动中同样难辞其咎。1980至90年代前后，“成功人士传记”（通常以男性为主角）逐渐让位于“无名小卒回忆录”（以女性或工人阶级为主，书写的是伤害与受害经历），其中许多被归类为“苦难回忆录”。早期的两个典型例子是安德烈娅·阿什沃思（Andrea Ashworth）的《烈火中的房子》（Once in a House on Fire，1998）和凯瑟琳·哈里森（Kathryn Harrison）的《亲吻》（The Kiss，1997）。蓬勃发展的市场给了作家们勇气，去书写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那些曾因羞耻或审慎而被包裹在小说外衣下的内容——如安东尼娅·怀特（Antonia White）的《五月的霜》（Frost in May，1933）或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的《钟形罩》（The Bell Jar，1963），尽管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如今则直接以回忆录的形式呈现于世。

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一场以“康复运动”为先驱的大众自助浪潮的兴起，以及匿名戒酒会广为人知的“十二步骤计划”的盛行。与此同时，“媒体忏悔告白”文化也在电视荧幕上悄然诞生——美国有《奥普拉·温弗瑞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和《里基·莱克秀》（Ricki Lake），英国有《理查德与朱迪》（Richard & Judy），节目中的嘉宾们在沙发上娓娓道来，分享着自己最私密的人生故事。不幸的家庭、背叛与被背叛的经历，统统化作了一种供人窥探的娱乐消费。女性主义学者利·吉尔摩（Leigh Gilmore）在2001年出版的《自传的边界》（The Limits of Autobiography）中写道：“回忆录的时代与创伤的时代，不期而遇。”就这样，创伤突然成为了大众文化与文学文化中的一种商品——而且越令人震惊，越受追捧。

从许多方面来看，回忆录的繁荣是积极的。残障研究学者G·托马斯·库泽（G Thomas Couser）在《回忆录导论》（Memoir: An Introduction，2012）中写道：

如果我们将人生叙事……视为历史记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便可以看到……“苦难回忆录”具有一种修正主义的意义，它填补并纠正了此前那些片面的叙述……大萧条时期及二战结束后出版的那些描绘中产阶级家庭幸福生活的励志回忆录，从来都不是现实的完整呈现。

我祖母正是那个时代的人，她曾在战争中担任护士。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具韧性的人，但那些伤痛与恐怖，她从未提及只字片语。而我母亲那一代，则是“女权主义的一代”——她们在重视女性经验的同时，也为其他边缘群体开辟了道路：有色人种、同性恋者、酷儿、跨性别者、神经多样性群体、残障人士，以及各类暴力的幸存者。

这些声音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属于弱势群体，契合了受害者叙事的固有模式。美国社会评论家温迪·卡米纳（Wendy Kaminer）对康复运动的顺从意识形态提出了质疑，认为它通过“将微不足道的困扰放大为危机，将父母的每一个错误定性为某种形式的虐待”，从而剥夺了人们的能动性。它所传递的信息是：我们没有能力独自应对生活中的普通困难。与此同时，“成瘾”等词汇内涵的扩展，意味着人人突然都在从某种东西中“康复”。这为广告商提供了更多介入空间，向你兜售各种解药。也为受害者叙事回忆录提供了更多素材。作为一名回忆录写作导师，我自己也难辞其咎——我同样倾向于引导学生走向更为极端的叙事，不仅仅因为这是出版商的偏好，更因为这通常才是故事张力的所在。

诚然，在所有文学形式中，回忆录最能折射出后弗洛伊德时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观念：我们的不幸应当归咎于父母。但如果这种亲代归责的钟摆与受害者心态已经摆得太远，以至于催生出心理学家、家庭问题专家约书亚·科尔曼（Joshua Coleman）所称的“疏离流行病”——即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情感断裂，正如我们近来在媒体人物布鲁克林·贝克汉姆（Brooklyn Beckham）与其家人的风波中所目睹的那样——又该如何？

据科尔曼分析，“治疗文化”习惯于将父母定性为“自恋者”，将童年经历标签为“创伤”，再加上网络回音壁中的“心理学术语滥用”，只会使问题愈演愈烈。

在晚期资本主义的语境下，一切都可能成为潜在的营销工具，而在这类情形中，这种工具恰恰是在消解同理心与理解。当“受伤”已成为部落认同或身份归属的标志，能够换取社会认可与“点赞”时，这背后传递的信息令人警醒：我是功能失调的，你也是，让我们彼此展示各自的伤疤。对此，我想发出一声提醒：语言是有力量的，必须审慎使用。

整合心理治疗师诺瓦·诺兰（Nova Nolan）认为，钟摆本身是有意义的——它或许会摆向极端，引发讨论，但最终会回归中心。作为一名治疗师，诺兰深知“‘创伤’这个词的使用，是通向其背后真实故事的路标。”她会问来访者：这个词背后藏着怎样的感受？你是悲伤、愤怒，还是心跳加速？事实上，我在指导作家时也会做类似的事——始终在字里行间寻找那些未被言说的内容。你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好的治疗，如同好的写作，依赖于专注与反思，不仅留意所说之语，也关注那些在无意识中传递的信息。

© Palm Point Behavioral Health

2022年初，我十几岁的女儿在感染新冠后出现了继发性感染，整整三个月几乎没有离开床铺，此后又在疲惫与心理疾病的泥淖中挣扎了三年。这让整个家庭陷入了动荡。她的虚弱与疲倦显而易见，无法撑过完整的一个学校日，但随着时间推移，身体上的病痛与心理上的困境愈发难以区分，甚至无从判断究竟哪个在先。医生、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纷纷向我们询问过往的创伤经历，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词的定义。她在父母分离时经历了艰难，之后在仅仅10岁时便要独自乘飞机去阿姆斯特丹探望父亲，还要照料年仅8岁的弟弟（尽管有辅助支持）。但这算是创伤吗？

还有疫情呢？新冠疫情通常被视为一种“集体创伤”或“大众创伤”，一道席卷全球的“伤口”，深刻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及自身安全感的方式。但它对尚在发育中的青少年心理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被隔绝于学校之外，承受强制性的孤立，社交媒体为孩子们提供了一条保持联系的通道，却也将他们暴露在有害而具有破坏性的思想之中。我女儿患病时年仅15岁。在她最低落的时候，她曾哭着说，自己对于“好起来”感到恐惧。她的世界已经收缩至卧室的四壁之间，她在学业和友谊上都已落后太多，那道需要跨越的鸿沟，让她感到望而却步。

根据2022年的一项调查[2]，在英格兰，7至16岁儿童中受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的比例，在疫情期间从九分之一上升至六分之一。同年针对伦敦青少年的一项研究则显示[3]，受影响最深的群体，往往是此前已有心理健康问题、有特殊教育需求，或为女性的青少年。在布里斯托尔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等待名单上等待了逾一年之后，我们尝试为她寻找私人青少年治疗师，却屡屡碰壁——因为他们几乎全部预约已满，接诊的大多是患有饮食障碍、自我伤害和/或有自杀倾向的青春期女孩。

我所教的本科生同样是“新冠一代”——疫情爆发时，他们正值青春期的起点。他们是否正在经历某种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创伤”一词一样，这个诊断标签已被过度使用，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将其视为一个万能术语，用来笼统描述许多年轻人在艰难度日时所承受的痛苦。

正如我的女儿一样，我的学生们同样在挣扎——在一个被金钱、技术与社交媒体所驱动的世界里，他们难以承受加诸年轻人身上的种种期望：消费文化无休止的速度与节奏、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与高涨的生活成本、无尽的刷屏与过度刺激、格格不入的孤独感。脊椎指压治疗师尼娜·霍林斯沃思（Nina Hollingsworth）告诉我，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纤维肌痛引发的疼痛而不得不使用手杖——许多专家认为，纤维肌痛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一种躯体化表现，是神经系统过度保护性的疼痛应激反应。

心理学家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的畅销书《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2014）将一个观念带入了大众视野：未经处理的创伤以躯体症状的形式潜伏于身体之中，若得不到治疗，可能发展为严重的慢性疾病。我是在阅读露西娅·奥斯本-克劳利（Lucia Osborne-Crowley）的回忆录《我选择埃莱娜》（I Choose Elena，2019）时接触到范德科尔克这本书的——奥斯本-克劳利在书中讲述了她对一场从青少年时期便开始压抑的强奸经历所产生的深刻躯体反应。范德科尔克着重探讨创伤后应激对免疫系统、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和大脑的持久影响，将身体重新纳入了讨论的视野，帮助我们兜了一个完整的圆圈——回归创伤最初的定义，同时对其留存于身体中的长远印记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我选择埃莱娜》接近尾声处，奥斯本-克劳利写道：

世间有那么多掠食者，但沉默本身或许是其中最凶猛的一个。它是致命的。在走向康复的道路上，沉默是疾病与健康之间的刀刃，是尊严与屈辱之间的分界，对某些人而言，更是生与死之间的那条线。

回忆录打破这种沉默，凭借的不是口语化的标签，也不是Instagram上的表情包，而是寻找独特的意象与语言，以深度和反思来表达极为具体的个人经验。这可以产生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当发声意味着对他人的指控时——#MeToo运动便是明证，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对掠食者操控行为以及创伤受害者复杂反应的认识与理解。

凯瑟琳·哈里森（Kathryn Harrison）的回忆录《亲吻》（The Kiss，1997）出版时，因涉及父女乱伦而遭到强烈批判。她被指控撒谎、哗众取宠、背叛家族。然而时至今日，这本书已被视为对权力滥用与受害者解离性创伤反应的精准描绘。哈里森在书中写道：“我陷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我的本质被提炼成一个安全而密不可透的核心，深藏于身体的某处。”今天的读者不再会被其内容震惊得无法欣赏其艺术性。他们甚至可能会思考：从这样的创伤中提炼出一种美学，是否本身便是一种转化，乃至一种疗愈。

当我撰写自己的回忆录《父亲的罪》（Sins of My Father，2022）时，我对过去那段经历——那段带有虐待性质、可能构成创伤的岁月——的认识，是一个缓慢觉醒的过程。这种觉醒来自写作本身，来自我与那段经历的长久相处与深入研究（以及倾听他人相似的故事），也来自出版之后，读者的回应如同一面镜子，将我的经历映照给我。我六岁时，父亲抛下家人加入了一个“性爱邪教”；在我尚未成年之际，我遭到了他一位朋友的诱骗与性侵。写书之前，过去始终对我有一种掌控，深嵌于我的心理之中，影响着我行走于世界的方式；而写作帮助我为那些经历找到了意象与象征，让我得以完全掌控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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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回忆录超越了单纯的陈述，创造出一个“第三空间”——在那里，记忆、想象与意义被升华为艺术。个人经历不过是起点。在创意写作中，语言会发现属于自己的规则与形式，为情感的抽象状态赋予形状。正如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在《艺术客体》（Art Objects，1995）中所言：“拙劣的作家相信，真诚的情感已经足够，并将信念寄托于经历的力量。真正的作家知道，情感必须让位于形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为所经历的一切命名，并在命名中寻得意义——但这不应成为一个固着点。我们或许因寻求意义与身份认同而走向写作，正如有些人走向治疗，但真正让我们解开束缚、获得自由的，是批判性的距离感与审美的创造。

女儿逐渐好转之后，我鼓励她不要执着于“慢性疲劳”这个标签，因为我相信，这个标签将她困在一种无力感之中，使她附着于某种比她自身更强大的东西。就像认知行为疗法的实践一样，承认挣扎与失去固然重要，但随后向前看、建立有助于康复的方式，同样不可或缺。正如哈斯拉姆和麦格拉思在其“概念蔓延”假说中所探讨的：“那些相信自己怀有深刻而决定性心理创伤的人，对未来康复的期望更低，更难以认识并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也更容易认同受害者身份。”我不希望这成为我女儿的叙事。

我母亲那一代的祖父辈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年代，因无法承受而逃跑或拒绝战斗的士兵，会被自己人处决。彼时，人们尚不理解那种我们如今已能清晰辨认的创伤后应激状态。这些男人亲眼目睹战友在惨烈的伤痛中死去，在悲痛与对死亡的恐惧中被逼至崩溃边缘——然而他们寄回家的信，却大多将这一切掩藏起来，延续着那种沉默。他们根本没有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精神崩溃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应受惩罚的道德软弱。即便“弹震症”于1915年首次见诸文字，也被理解为大脑隐性的物理损伤，而非对威胁的情感与心理反应。

1917年，比利时伊珀尔（Ypres）附近的澳大利亚军事驻地。左侧士兵面露茫然之色，目光呆滞凝视前方——这两者均是弹震症（炮弹休克）的典型症状。© wikipedia

也许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隐忍基因，让我母亲起初不愿承认车祸在她心理上留下的后遗症。在医院度过的那段日子里，她靠向外投注注意力而非沉湎于不幸来撑过每一天。是的，有时在夜深人静之际，她会感到绝望，害怕自己无法活着走出医院——但她依然不肯向恐惧屈服，将那些可怕的念头推开，告诉自己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护士们会来上班，她可以专注于记住她们每个人的名字和家庭情况。对一种处境的创伤性反应，取决于创伤发生的具体情形，以及所获得的关怀与认可的质量。我母亲幸运地拥有一大家人的支撑，以及出色的医护团队，但我不由得注意到，她是多么坚忍，而这份坚忍又是如何深刻地帮助了她的康复。

然而，坚忍与韧性也可能带来问题。我们这一代或许因婴儿潮父母的疏于关注而变得更加敏感，同时也因此与自己的孩子更为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与此同时，在听闻那场“疏离流行病”之后，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年轻人——与我的孩子同属一代——会觉得只有与父母彻底决裂，才能获得独立；那些父母通过短信不断查问行踪，或在“家庭共享”应用上实时追踪子女的位置。创伤治疗师杰里米·福克斯（Jeremy Fox）曾指出，Z世代普遍缺乏生活经验，没有在磨炼中积累韧性，而这种缺乏经历本身，便可能导致焦虑与抑郁。

这场车祸摧毁了我母亲原本的生活。她再也无法回到那个美丽的家，如今那套房子已经挂牌出售。她也不再与丈夫同住——他被迫提前入住护理机构。他们失去了深爱的狗，失去了当地的朋友。但如今她与我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康复的进展仍令人称奇。就在母亲出事后的数周之内，我女儿脱下了旧日的皮囊，搬去伦敦开始了大学生涯，凭借对摄影和创意导演新燃起的热情，克服了对慢性疲劳的依附。我们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又迎来了另一位。

在心理学家的帮助下，我母亲如今已能承认车祸在她心理上留下的影响——那种对巨响或突然动作的本能反应。就在前几天，我看见她猛地从椅子上弹起，只因儿子突然从她右侧大声向我喊话——而那，正是撞击发生的那一侧。“我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她告诉他。我停下手中的事，笑了。

参考文献：

[1]www.jstor.org/stable/27215635

[2]digital.nhs.uk/data-and-information/publications/statistical/mental-health-of-children-and-young-people-in-england/2022-follow-up-to-the-2017-survey

[3]acamh.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cpp.13586

文/Lily Dunn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tamiya2

原文/aeon.co/essays/not-everything-is-trauma-language-needs-to-mean-something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树上的男爵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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