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安部长忆邓小平决策“严打”：你们四平八稳那套解决不了问题

作品声明：内容取材于网络

很多人对八十年代的印象，总带着改革开放初期的鲜活热气：喇叭裤与迪斯科、个体户的叫卖声、街头流行的港台金曲，一切都在朝着更开放、更热闹的方向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份热闹背后，藏着普通人难以言说的不安。

那时候，不少城市的商店天一擦黑就早早关了门，单位大院的铁门落得紧紧的，家长们反复叮嘱孩子：别去偏僻的地方，晚上少出门。这种近乎本能的谨慎，不是没来由的。

1983年前后，社会治安的严峻，几乎压到了临界点。

改革开放打开了人口流动的闸门，旧有的管理模式跟不上时代变化，一些地方的犯罪活动开始抬头。杀人、抢劫、强奸、重大盗窃这些恶性案件，一年比一年多。

1983年的前五个月，全国光重大特大案件就发了两万五千多起，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发案率蹭蹭往上走。而真正让全国上下震动的，是接连发生的几件恶性大案。

二王案悬赏布告

先是震惊全国的“二王”案。1983年春节，沈阳的王宗坊、王宗玮两兄弟，抢劫枪支后开枪杀人，从此开始了全国流窜的亡命之旅。他们从沈阳一路南下，流窜河北、湖南、湖北、山东、江苏、安徽等多个省份，每到一处都留下血案，前后打死打伤十多人。

全国通缉令贴遍了大街小巷，群众谈之色变，直到同年9月，两人才在江西广昌县的山中被围堵击毙。

几乎同一时间，卓长仁等人劫持了中国民航的296号班机，逼到了韩国，后来辗转去了台湾，这件事在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让外界对中国的治安状况也多了几分担忧。

而在唐山，一伙被百姓称为“菜刀队”的地痞流氓，更是成了当地居民的噩梦——他们手持菜刀拦路抢劫、侮辱妇女，光天化日之下就敢作恶，却迟迟没能被彻底打掉。

这些案子像一颗颗石子，投进了早已不平静的湖面。老百姓的怨气越来越大，“坏人这么横，我们的安全谁来管？”这样的疑问，在街头巷尾悄悄流传。

80年代的街头

转机出现在1983年夏天的北戴河。7月19日，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应约来到邓小平的住处。当时公安部递上去的报告，还写着“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反复强调“注意不要一刀切”。

邓小平拿着这份报告，直接点出了问题的要害：“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

他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就说，现在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增加，群众意见很大，为什么打不下去？根子就在“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太轻。他举了经济犯罪的例子，又说到抢劫、杀人这些重罪，斩钉截铁地说：“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问题是下不了手！”

那天的谈话，邓小平把严打的方针、步骤说得明明白白。他提出，不能就这么松松垮垮地打，要组织几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战役，每个大城市，都要在三年内打几仗。

他还批评了当时公安系统里“怕这怕那”的顾虑，说有些地方抓了一批人，形势刚有点好转，犯罪分子就开始看风向，要是处理不严，他们很快就会再嚣张起来。

雷霆手段

对于杀人犯、抢劫犯、流氓团伙骨干、教唆犯，还有劳改劳教里继续作案的惯犯，必须坚决逮捕、判刑，该杀的杀，该关的关，必须给他们严厉的法律制裁。

他甚至拿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的例子来说，当时对帮派分子，就是“有一个调一个”，才把铁路秩序稳住了，对付现在的犯罪分子，不下狠心是不行的。

那天的谈话，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说的那句“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

刘复之在回忆录里说，那次谈话，不仅是批评了他的思想，也解开了他心里的疙瘩，让他明白，严打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会搞成新的运动，更不会造成冤假错案，只要依法办事，就能解决问题。

谈话结束的当晚，刘复之就把谈话记录传回了北京，第二天就召集政法、公安系统的负责人，讨论落实严打的行动方案。

刘复之

最先动起来的是唐山。7月下旬，唐山市公安局就对准了作恶多端的“菜刀队”，来了一次集中抓捕，一举打掉了这个团伙，抓获了一百多名成员。

新华社很快就发了通讯，报道了这次行动，《人民日报》也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号召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唐山打响了严打的第一枪，也给全国开了个好头。

紧接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从7月底开到8月初，这次会议把严打的目标、步骤都定了下来，明确了重点打击的七类对象：杀人犯、抢劫犯、流氓团伙骨干，爆炸犯、放火烧犯、强奸犯，重大盗窃犯、人贩子、强迫卖淫的犯罪分子，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会道门分子、劳改劳教逃跑犯、写反革命标语的现行分子等，都列在了重点打击的名单里。

8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要求从现在起，三年内组织三次战役，依法将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杀掉一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从8月上旬开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陆续打响了严打的第一战役。公安干警、武警部队，还有发动起来的群众，一起行动，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短短几个月里就抓获了一大批犯罪分子。

严打成了人民战争

为了确保严打不走样，中央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打击对象必须严格控制在七类范围内，不能扩大化；收审权不下放，农村不准搞劳教；还要整顿公安队伍，对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对个别工作粗糙的地方，要及时打招呼，避免出大问题。

同时，中央还派出了19个工作组，分赴各地检查严打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刘复之也亲自到青海、甘肃、新疆等地考察，提出了注意事项，确保严打依法有序进行。

严打很快就收到了效果，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群众的安全感一下子回来了。之前晚上不敢出门的居民，现在敢在街头散步了；早早关门的商店，也延长了营业时间。

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肯定了严打行动，说这次集中打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大快人心。

他说，群众最怕的就是处理太宽，放虎归山，犯罪分子再来报复，大家都希望狠狠打击那些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之前我们的领导上确实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必须坚决克服。

重拳出击

到1984年，严打第一战役第一仗就结束了，全国共摧毁了犯罪团伙七万七千多个，抓获各类犯罪分子一百六十多万，缴获枪支、弹药、凶器和赃款赃物无数，社会治安形势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很多年后，再回头看1983年的严打，它不是一次临时的运动，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群众安全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它以雷霆万钧之势，打掉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让一度紧张的社会治安形势，重新回到了正轨，也为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八十年代的严打，早已成为历史，但它背后的逻辑，始终没变：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这一点，直到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