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终结已然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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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两千多年前，亚历山大图书馆试图汇聚人类全部的知识；古腾堡印刷术让阅读走向大众，并塑造了现代科学、启蒙思想与民主社会。数百年来，阅读不仅是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更是一种训练思维的技术——它要求人们在长时间的专注中理解复杂概念、建立逻辑联系，并与作者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然而，当智能手机、短视频和生成式 AI 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媒介时，这种能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衰退。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后读写时代”：人类并非失去了识字能力，而是逐渐失去了阅读长篇文本、综合信息与独立思考的习惯。真正消失的，也许不是阅读本身，而是阅读所塑造的思维方式。当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依赖即时、碎片化的信息，人类文明赖以积累知识、传承思想和形成公共理性的基础，也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传说在2300年前，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King Ptolemy I）要求他的宫廷顾问收集世界上所有的文字作品。曾追随亚历山大帝征战的托勒密，憧憬着建立一座能守护人类全部知识总和的图书馆。他的继任者们继承了这一遗志。皇家军队搜查了每一艘抵达亚历山大港的船只以寻找卷轴。这些卷轴随后被存放在“缪斯神庙”（Mouseion）中，这是一座效仿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Lyceum）而建的圣所。据传，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藏书也在此列。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大部分历史已经湮灭。但我们知道，这里曾是前现代世界诸大最伟大的智识成就的诞生栖息地。国王出资供养学者在图书馆内生活与工作，且藏书对所有“渴望学习的人开放，以此鼓励整座城市获取智慧”，一位到访的希腊修辞学家曾这样写道。正是在这座图书馆里，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芝诺多图斯（Zenodotus）校订了最早的荷马史诗手稿。撰写了几何学《几何原本》的欧几里得，或许也曾在此求学。

由德国艺术家奥托·冯·科尔温（O. Von Corven）在十九世纪创作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想像图，部分基于当时的考古证据绘制。© wikipedia

然而，这种学术盛景并未长久。到了公元400年，图书馆已不复存在。许多学者将其毁灭视为历史上最严重的知识浩劫，以及黑暗时代的开端。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仔细剖析残存的莎草纸碎片，试图弄清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罪魁祸首是战争。在公元前48年的亚历山大围城战中，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放火烧毁了至少4万卷卷轴。图书馆此后以缩减的规模苟延残喘，直到公元四世纪，亚历山大总主教的追随者们洗劫了存放剩余手稿的异教神庙。但当代历史学家往往不再看重这些戏剧性事件的影响，转而归咎于一个更平淡无奇的死因：疏忽。

维护这批藏书是一笔巨额开销。潮湿、老鼠和昆虫慢慢蚕食着莎草纸卷轴。抄写员不得不赶在旧文本腐烂、变得无法辨认之前，不断进行重新誊抄。最终，维护图书馆的挑战压倒了保护它的意志。“并非图书馆的消失导致了黑暗时代的到来，也不是它的幸存就能改善那个时代，”古典学学者罗杰·巴格纳尔（Roger Bagnall）曾写道。图书馆的消亡恰恰表明，黑暗时代早已来临。

大约2000年后，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下，黑暗再次降临。美国人，这个曾经以识字率高而自豪的社会，如今的阅读量远不如从前。根据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对全美阅读习惯进行的最全面调查，在2022年，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表示读过任何种类的书[1]。仅有38%的人读过小说或短篇故事。一项分析了《美国时间利用调查》中23.6万份答卷的研究发现[2]，在任何给定的一天中，出于消遣目的而阅读的美国人比例，从2004年的28%下降到了2023年的16%。（该研究调查的对象包括阅读纸质书、杂志、报纸，收听有声书，或阅读电子书的人。）赌博甚至成了比读书更常见的休闲活动：去年，有57%的美国人参与了下注。

美国1950年代儿童的“夏季阅读”。© X

阅读量的下滑横跨了各个年龄层、性别和教育背景。即使是传统上阅读量最大的群体——退休人员、女性和大学毕业生——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而且，人们即使读书，书中的字句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简单。《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句子长度比一个世纪前缩短了大约三分之一[3]。句子长并不一定更好，但它们曾经的普遍存在表明，美国人曾经有过阅读严肃文学作品的意愿和能力。据《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记载，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英译本是当年的畅销小说。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句子漫长且复杂：

“在山中那个温暖、阴沉的清晨，日瓦戈为沙皇感到惋惜，一想到如此缺乏自信的内敛与羞怯竟能成为一个压迫者的核心特质，想到一个如此软弱的人竟然能判处囚禁、绞刑或予以赦免，他的内心就感到不安。”

而去年的畅销小说榜首则是《收割日出》（Sunrise on the Reaping），这是青少年系列小说《饥饿游戏》（Hunger Games）的最新续作。纽约公共图书馆首席馆长布莱恩·班农（Brian Bannon）告诉我，青少年小说是该图书馆最受欢迎的借阅类别之一——其中不乏显然不再年轻的成年读者。最受欢迎的成人小说则是浪漫奇幻冒险小说《黑曜石之暴》（Onyx Storm）。无论这本书能带来何种阅读愉悦，它绝非帕斯捷尔纳克那种风格：“他盯着我时，方形下颚的一块肌肉在抽动，令他那长着胡渣的脸颊上泛起微黄褐色的肌肤涟漪。”

美国人通过阅读获取新闻的比例也大不如前。1975年，大约有一半的二十多岁年轻人表示他们每天都读报纸。如今，这一比例还不到10%。大多数美国人现在通过手机和电脑获取新闻，40%的人表示，相比于阅读新闻，他们更倾向于观看或收听网络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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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变通常被称为“识字危机（或阅读危机）”。美国人的基本阅读能力的确在下降。在过去十年间，四年级和八年级的阅读成绩一路下滑。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会董事会成员阿曼达·科德利斯基（Amanda Kordeliski）告诉我，她和同行们不得不购买新书，以适应学生们退化的阅读水平。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漫画小说（Graphic novels）：比如针对小学生的改版经典《神奇树屋》系列，以及针对初高中生的日本漫画。

在2024年的一项全国性测试中，仅有35%的高中毕业班学生在“分析复杂的虚构主题”和“评估作者论点的有效性”等技能上达到了“熟练”水平[4]。大约同样比例的学生得分低于“基础”水平，这意味着他们可能难以从文本中明确包含的概念里得出结论，或者无法利用上下文线索来确定生词的含义。成年人的识字率得分也有所下降：近30%的美国成年人无法对一篇多页的文本进行改写或做出推断[5]。而在2017年，这一数字还不到20%。

然而，奇怪的是，美国人现在读到的字数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改变的是他们读什么，以及怎么读。人们被电子邮件、短信、X（原推特）帖子、Reddit帖子、Instagram配文所轰炸。这种文本碎片的爆炸式增长，代价是人们无法再将持续的注意力投入到传递丰富且复杂信息的长篇书写作品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认知神经科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指出，人们正在失去对文字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如何解码单个单词，而是正在失去理解和综合提炼的高阶能力。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是“文盲”，而是进入了“后文字时代”（postlit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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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即将变得更糟，而且速度极快。下一代人的阅读量远不如现在的成年人小时候。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大学哈斯金斯全球识字中心（Haskins Global Literacy Hub）的主任本杰明·鲍尔斯（Benjamin Powers）告诉我，幼儿园老师说他们的很多学生都不知道童谣或童话故事。（在对23.6万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中，在任意给定的一天里，只有2%的人会给孩子读书。）从1984年到2025年，表示自己很少或从未为了消遣而读书的13岁青少年比例从8%飙升至29%。孩子的年龄每长一岁，他们对阅读的喜爱就减少一分。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项目主管罗伯特·汤森（Robert Townsend）最近组织了焦点小组，询问高中生对休闲阅读的看法。他告诉我，大多数学生认为这是一种“陌生的行为”。

甚至对于社会中一些受过最好教育的成员来说，阅读也开始显得多余。哈佛大学负责人文和社会科学支持的助理主任玛格丽特·伦尼克斯（Margaret Rennix）告诉我，她曾与一名在阅读“古英语”书籍时感到吃力的学生交谈。而那本让学生痛苦的书，居然是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1962年的小说《发条橙》。（该学生最终使用ChatGPT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更简单的语言。）

不久前，一位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因课程评估中学生抱怨作业中包含大量艰深阅读而大感困扰，于是邀请伦尼克斯去他的课堂上为阅读“辩护”。她不得不向这些就读于美国最顶尖学府、修读一门植根于文字观察、论证和分析的学科的学生解释：摘录和摘要根本无法捕捉到一篇完整一手文献的深度与复杂性。伦尼克斯告诉我，一些学生现在将阅读视为一种不必要的、令人负担沉重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在他们看来，”她说，“教授们要求他们阅读，是在任意地扣押信息，强迫学生通过这种更为困难的媒介来获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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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在拥有169年历史的杂志撰稿的人来说，为阅读摇旗呐喊似乎有些自私之嫌。但在后文字时代，蒙受损失的绝不仅仅是那些靠文字谋生的人。阅读不仅仅是一项技能，或者众多沟通模式中的一种。我们用来相互互动的媒介塑造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早期人类花了数千年的时间只靠声音交流。阅读和写作的出现改变了社会，它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和政治，以及人类所能实现的智力壮举。阅读的衰退也将带来同样规模的变革。它将影响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想法、我们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以及我们如何讲述自己文明的历史。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变化已经开始。

阅读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人类大脑中并没有天生用于将字母串联成单词、并将它们与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联系起来的认知机制。为了阅读，人们不得不重新开发利用大脑中原本用于言语和物体识别的区域。这种行为大约在6000年前首先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在此后的数千年里，大多数人口都是文盲。直到1440年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印刷机之后，识字才成为一种大众现象。

艺术家描绘的约翰内斯·古腾堡在他的工作室里，展示他的第一张校样。© Britannica

书面语与口头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文字将信息与传达者分离开来，使得信息能够比在口头社会中更理智、客观地传播。因为写下一个句子比说出来花费的时间更长，写作迫使作者放慢速度并进行反思。书面语言往往比口头语言使用更复杂的句子结构和词汇。而且与言语不同，文字不会消失在虚空中。读者可以反复阅读文本，从中探寻新的含义和理解。正因为文字能够持久保存，个人可以暂时忘记自己写过什么，但深信它不会永远丢失。这释放了大脑的空间，让人类得以思考新的想法并做出新的发现。

“文字对人类意识的改变，超过了其他任何单一的发明，”历史学家兼耶稣会神父沃尔特·J·翁（Walter J. Ong）在其1982年的著作《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Orality and Literacy）中写道。他认为，识字创造了内心专注、延伸聚焦和逻辑推导的条件。它允许了一种全新的理性、线性以及分析性思维。

翁引用了神经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个案研究。鲁利亚在20世纪30年代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偏远村庄，当时那里的农民正开始接受基础的读写培训。鲁利亚在茶馆、田间营地和晚间的篝火旁会见了他的研究对象。在那里，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旨在阐明文盲农民和识字农民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鲁利亚告诉农民们：“在极北之地，所有的熊都是白色的。新地岛（Novaya Zemlya）就在极北之地。”然后他问他们新地岛的熊是什么颜色。识字的农民能够完成这个三段论。但文盲农民拒绝尝试，解释说他们从未去过北方，因此无法回答。学会识字似乎传达了一种逻辑和抽象思考的能力，而不仅仅是认字本身。

后来的学者将这些新思维模式归功于生活在识字社会中的其他方面，而不仅仅是阅读本身。但翁的核心论点依然成立：印刷文化重视长篇大论、组织严密的论证。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1985年写道：“写作凝固了言语，并因此孕育出了语法学家、逻辑学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必须将语言置于眼前，以便看清它的含义、错在哪里以及将走向何方。”阅读和写作的出现，是哲学、现代科学、作为学术事业的历史学以及艺术评论诞生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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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具有巨大的颠覆性。随着识字在社会中普及，它推动了政治动荡和革命。在美属殖民地，爱国志士的领袖利用报纸和传单来煽动反英情绪。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1782年写道：“古罗马和古希腊的雄辩家只能对在他们声音所及范围内聚集的公民发表讲话。现在，通过印刷机，我们可以向各个国家喊话；好书和写得好的小册子具有伟大而普遍的影响力。”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利用一份印刷文件构建了他们的新国家，并坚信他们设计出来的体系之所以能够运转，正是因为公民将是明智的读者。富兰克林本人就是一位报纸出版商，并建立了美国第一家租借图书馆。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些图书馆改善了美国人的总体谈吐”，并“使普通的商人和农民变得像来自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绅士一样聪明”。在很早的时候，美国人就将保持信息灵通视为一种公民责任、甚至是道德命令。

当然，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并不总是冷静客观分析的避风港。开国元勋们在报纸上攻击敌人，散布谎言以煽动公众反对他们的对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一位盟友曾称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具有“丑陋的阴阳人之流的性格，既没有男人的力量和坚定，也没有女人的温柔和敏感”。

阅读的机会也并非均等分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批美国人无法通过联邦政府的识字测试——特别是在南部，在那里，阻止黑人识字是白人至上主义政府的支柱。

但从一开始，文学就是许多美国人娱乐、意义和连接的重要源泉。他们共享着来自《圣经》和英国文学的一套参考典故。查尔斯·狄更斯深受美国读者的爱戴，以至于他在1842年访问纽约市期间理发时，仰慕者们纷纷涌来收集理发师剪下的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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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写信是一门艺术，甚至与挚爱的通信也是用一种优雅、正式的文体写成的。“我们现在看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南北战争时期的士兵给妻子写信，他满身是泥地呆在帐篷里，写起信来却像是莎士比亚，”哥伦比亚大学的语言学家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告诉我。“你会想，难道他不能对自己的妻子放松一点吗？但事实是，这在本质上就是他在给她送玫瑰花。”

萨缪尔·D·洛希德（Samuel D. Lougheed）曾在联邦军队的密苏里第八志愿步兵团服役，该团参加了夏洛战役和维克斯堡围城战。1862年10月，他写信给妻子：

“躺在战场上，满身是自己的鲜血，然后死去，这是艰难的。看到强壮奔腾的战马将垂死者和死者践踏在它们无情的蹄下，这是艰难的。没有亲爱的妻子在身边说一句安慰的话，没有在世的姐姐或母亲在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时刻给予解脱。噢，人性。噢，战争的恐怖。”

1962年，媒体理论家的开山鼻祖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预测，西方世界将变成他所谓的“后文字时代”。在当年出版的《古腾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一书中，他指出这样一个时代已经开始——电子媒体正在取代书面文字。当时，90%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而仅在十年前，这一比例还只有9%。电视正成为美国人的主要新闻来源。平均每个家庭每天在电视机前花费超过五个小时。

从现在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似乎并不像后文字时代。战后，这个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它对书面文字的渴望，以及对创造文字的知识分子的尊崇，似乎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势头之中。1964年，当时发行量超过300万份的《时代》杂志，将以描写郊区生活沉闷的黑色寓言而闻名的作家约翰·契弗（John Cheever）作为封面人物。这篇题为《奥西宁的奥维德》的文章以引述《变形记》序诗的长段落开篇。在契弗著名的短篇小说《五点四十八分》(The Five-Forty-Eight)中，主人公登上了这趟与标题同名的火车，迎面迎来了一幅在当时再熟悉不过、如今却显得新奇异样的画面：满车厢的通勤族都在阅读晚报。

但电视正在改变美国人生活的节奏和习惯。1985年，麦克卢汉的朋友兼弟子尼尔·波兹曼出版了《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他认为，电视绑架了美国人的注意力，并将政治变成了廉价的娱乐。“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了具有娱乐性的题材，而在于所有的题材都以娱乐的方式被展示出来，”波兹曼写道，“电视是我们文化了解自身的主要模式。”当时，美国普通家庭每天观看电视的时间超过七个小时，这一数字到2010年上升到了近九个小时。

如果说电视挤占了阅读所必需的安静时间，那么宽带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则让阅读变得几乎不可能。就在不久前，家庭荧幕娱乐还是有限的。节目在特定的日子、特定的时间播出。如果你想看一部老电影，你得穿上鞋走到录像带出租店。在那种环境下，书籍还能与之竞争。至少有些人会在睡前关掉电视，看一本书。

而现在，娱乐是无限的。这里没有硬性的终点——一个节目会无缝切入下一个节目。人们手里拿着手机看电视，同时刷着社交媒体或给朋友发短信。据报道，Netflix已经告诉导演和编剧，要假设观众并没有集中注意力，因此需要不断提醒观众剧情进展。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必须极有毅力才会去阅读。但大多数人并没有。

当人们确实在阅读时，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吸收的信息变少了。如果是在手机上阅读，情况尤其如此。无尽的滚动、超链接和通知诱导着肤浅的阅读，并不断邀请人们将目光投向别处。研究表明，人们在数字设备上阅读时的理解力不如在纸张上，这或许正是因为所有这些干扰。现在，要求人们对一篇文本投入持久、毫无保留的注意力，似乎已经成了过分的要求。有声书已成为纸质书的一种流行替代品，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听书可以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你可以在洗碗或开车上班的同时“阅读”。

面对不断缩短的注意力跨度和不断下降的理解力，人们原本期望学校能够抵制缩短文章篇幅和浅表化阅读的倾向。然而相反，学校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项2025年的调查发现[6]，大多数初中和高中英语老师一年布置的阅读量是0到4本书。接踵而至的教育改革浪潮导致学区更青睐短篇文章而非整本书籍，以便更好地模拟多项选择题的阅读理解考试。现在，许多最受欢迎的学校课程都依赖于摘录。加利福尼亚州科罗纳市一所小学的校长安妮马里·科尔特斯（Annemarie Cortez）告诉我，许多行政人员正在指示老师不要布置整本书；他们应该用简短的摘录来进行离散的阅读训练。

与此同时，数字设备已经席卷了美国的课堂。在《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中，超过80%的小学老师表示，学生在进入幼儿园时就会收到学校配发的设备。在德克萨斯州邓肯维尔市一所学前班教3岁幼儿的卢皮塔·比利亚洛沃斯（Lupita Villalobos）告诉我，学区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台平板电脑在学校使用。她阻止了自己的学生使用这些设备，因为她知道他们在家花了多少时间玩这些。“我有一个学生对开始上学反应非常强烈，”她说，“通常情况下，学生可能会哭个头两周，说他们想妈妈。但这个学生哭着要的是她的平板电脑。”

不久前，人们至少还会在网上阅读一些文字，但这种情况正在快速改变。曾经主要以文本为主的社交媒体，如今已被短视频所占领。TikTok、YouTube Shorts和Instagram Reels主宰着注意力经济，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根据研究世代变迁的心理学教授让·特文格（Jean Twenge）最近的一项数据分析[7]，到了八年级，孩子平均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四个半小时。而且，在那段时间的大部分里，他们都在以2倍速观看视频。甚至短信也带上了口头语言的特征。人们用全大写字母来表示强烈的情感，并避免使用正式且正确的标点符号，因为这在现在看来显得呆板、甚至严厉。就像许多20多岁的年轻人一样，我的朋友和我大多不再发短信，而是更倾向于互相发送语音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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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历经数千年，经受住了新技术带来的接踵而至的挑战，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阅读率或许会有所波动，但乐观主义者认为，从历史长河来看，全民识字终将到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马丁·普克纳（Martin Puchner）研究文学如何塑造历史。几十年来，他一直在追踪通信技术的变迁，以及这些变化引发的恐慌。在他的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对关于阅读走向终结的担忧都持怀疑态度。“如果说漫长的写作技术变革史教会了我什么，我认为那就是一个人应该始终抵制那种末日图景，”他告诉我。

然而，甚至连普克纳现在也相信末日图景已经到来了：重新回到文本、远离视频似乎太不可能了。也许麦克卢汉和波兹曼预测我们的社会将变得后识字化并没有错。他们只是预测得早了些。这些理论家在半个世纪前预见的那个世界如今已成现实。识字时代将被证明是口述时代和数字时代之间的一段短暂插曲。

阅读塑造了现代思想。它的消失将重塑这种思想。认知科学家们正开始了解这些变化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询问了其中十几位科学家，当我们停止阅读时，我们的大脑会发生什么。有几位被我这个极其肤浅的问题逗乐了。“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都会改变大脑，”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丹·威林厄姆（Dan Willingham）告诉我，“仅仅阅读一个单词也会改变你的大脑，至少持续几个小时——如果你知道如何正确测量的话，持续的时间还会长得多。”他试图安慰我：如果每件事都在改变大脑，那么几乎没有任何单一的行为会显得那么重要。

但是，如果你持之以恒地用另一种行为（观看Instagram Reel短视频）来替代这种行为（阅读文字）呢？神经科学领域最坚实的发现之一，就是人类的大脑会精通他们所练习的事情。如果我们用短视频而不是书籍来填满时间，我们的阅读技能就会萎缩。用来辅助理解的背景知识就会变少。自发性的群体性文盲倒不至于发生，但阅读所培育的复杂认知技能却开始退化。心灵的图书馆正陷入失修之境。

阅读书籍是对注意力持续时间的一种锻炼。你读得越多，阅读就变得越容易，你也越能获得新理解的奖赏。最终，这一过程将变得享受多过挑战。但正如体育锻炼一样，反之亦然：你读得越少，阅读就变得越困难，通往获取知识的道路也就越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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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提供了即时满足。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儿科学教授约翰·赫顿（John Hutton）将刷TikTok比作实验室的老鼠按下按钮并获得一剂可卡因：最终，你唯一想做的就是按下按钮。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心理学家格洛丽亚·马克（Gloria Mark）告诉我，2004年，屏幕前的平均注意力持续时间是两分半钟。到2012年，它已降至75秒。五年前，它跌到了大约47秒。“我们已经变得习惯于内容的快速切换，”马克说。

观看视频是一种比阅读更被动的参与形式。赫顿最近采集了一群3至5岁儿童在接受不同形式故事时的脑部图像。当孩子们观看故事的动画视频时，他们大脑中与想象力相关的区域的活跃程度，只有在聆听音频记录并观看静态插图时的一半左右。孩子们在观看视频时，小脑（大脑中与学习相关的部分）的使用也较少。“他们不需要像阅读时那样充分发挥想象力，因为屏幕上已经呈现了画面，”赫顿告诉我，“与观看插图相比，大脑理解和学习动画内容所需的工作量更少。”

悖论在于，尽管视频包含比文本更多的信息——不仅有语言，还有声音和动态图像——但它并不能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相反，视频一次性向观众灌输了如此多的信息，以至于很难专注于其中任何一件。无论观众注意到或理解了多少，画面都在不断变化。很少有人会停下来并倒回去思考自己可能错过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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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年轻人从未经历过一个没有短视频的世界。在其他研究中，赫顿发现，屏幕时间更长、阅读时间更少的孩子，在与执行功能和语言相关的区域中，白质发育较差。这表明他们不习惯使用这些技能。哈斯金斯全球识字中心的本杰明·鲍尔斯（Benjamin Powers）告诉我，学生们进入小学时，保持专注的能力很差，对脑力消耗的耐受力也很低。他说：“在课堂上，这表现为学生虽然能够解码或检索信息，但在需要推理、综合或在较长文本中保持思考的理解力上面临挣扎。”

在2024年一项针对三到八年级教师的调查中，超过80%的人表示，自2019年以来，学生的阅读耐力有所下降[8]。在过去七年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阅读和英语部分成绩一直在下滑。它们目前处于三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阅读和写作成绩也出现了下降，即便管理机构已经缩短并简化了评估阅读理解能力的篇章。

当这些学生进入大学时，他们的教授发现必须教他们如何理解一篇文本——换句话说，如何思考。布朗大学德语研究教授乔纳森·法恩（Jonathan Fine）告诉我：“我是用德语教学的，所以我们一直习惯于教他们如何阅读，而这是英语系的人现在才意识到他们也必须做的事情。在你能深入探讨‘大意是什么？’之前，必须要问：‘这是反讽吗？’，某个隐喻可能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努力去弄懂单词和语法以让他们注意到每一处细节，从而希望他们随后能建立起更宏观的联系。”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夸张，但高等教育几乎肯定将不得不变得更具补习性质。在2024年发表的一项针对堪萨斯州两所地区大学英语及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研究中[9]，研究人员要求学生阅读狄更斯《荒凉山庄》（Bleak House）的前七个段落。这部小说讲述了贾丁斯家族成员因遗产问题而陷入的一场漫长法律纠纷。它开篇写道：

伦敦。米迦勒学期刚结束，大法官正坐在林肯律师学院大厅里。天气是无情的十一月。街上满是泥泞，仿佛大水才刚从地球表面退去，若是看到一只四十英尺长左右的巨齿龙像一只有如大象般的蜥蜴一样摇摇晃晃地走上霍尔本山，也并不会让人觉得奇怪。

研究人员引用了学生们试图解析这段话的尝试。一名学生说：“所以这就像是，呃，街上到处都是泥，而我们，不……所以一切都像是被冲刷了，我们可能会找到巨齿龙的骨头，但他说它们正摇摇晃晃地走着，呃，一路走上山。”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受试者从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些修辞手法，从而得出了恐龙曾走在19世纪伦敦街头的推论。狄更斯接着描写大法官“正听着一位留着大络腮胡、声音尖细、拿着一份长篇大论诉状的大律师的陈述”。另一名学生将这段话理解为“在描述他和一个动物在一个房间里，我想？大络腮胡子？一只猫？”

学生们在面对不熟悉的典故时感到吃力并不令人惊讶。但研究人员给了他们访问整个互联网的权限。如果他们选择这样做，他们完全可以查阅“米迦勒学期”、“大法官”或“林肯律师学院”。但学生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去弄懂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或者根本懒得去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段场景发生在法庭上。只有5%的人对他们所读的内容有着准确、详尽的理解。

这些变化并不仅限于大学校园。美国成年人回答逻辑问题、有效推理和分析模式的能力从2006年到2018年有所下降。与半个世纪前具有同等教育水平的人相比，美国成年人的词汇量也往往更小。近期的研究表明，代际间智商稳步上升的弗林效应（the Flynn effect）在过去二十年里已经发生了逆转。西北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德沃拉克（Elizabeth Dworak）告诉我，平均智商分数每十年下降约三分。

这些认知维度的转变并不全是负面的。德沃拉克的研究发现，美国成年人在某些形式的空间推理能力上正在提高。后识字时代文化可能会带来我们尚未理解的优势。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点，即文字的出现“将在学习者的灵魂中制造遗忘，因为他们不会使用自己的记忆；他们会信赖外在的书写字符，而不是靠自己去记住”。他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正如媒体理论家安德烈·米尔（Andrey Mir）所观察到的那样，虽然写作侵蚀了独立个体的记忆，但它改善了社会的集体记忆。

那些大脑挂靠在无尽视频流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否正在发展出某种新颖的、目前尚无法检测到的认知天赋？也许吧。但就目前而言，阅读的衰退似乎正在迎来一种更缺乏理性、分析性和复杂性的思维模式。很难在其中看出有什么优势。

1982年，沃尔特·J·翁观察到，现代文明正在进入一个“次级口语时代”（secondary orality），在这个时代，一个曾经识字的社会又倒退回了前识字时代文化的一些惯例。因为口头语言一经说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口语文化重视重复以帮助记忆。口语社会中的游吟诗人利用固定短语和助记符来追踪他们的思路。用翁的话来说，他们贩卖墓志铭和“对肢体暴力的热烈描写”，因为冲突比理性的讨论更容易让人记住。说话者不能像作家那样修改自己的话语，因此他们哪怕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会硬着头皮说下去。如果他们随后自相矛盾，他们也不会指望听众能回忆起他们之前的言论。意义取决于说话者的身份，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客观真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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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特朗普不太可能熟悉《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但如果他读了，他可能会在翁的描述中认出自己。特朗普的沟通风格完美契合了一个口语社会。他使用容易被记住和重复的绰号——“低能量杰布（Low-Energy Jeb）”、“小马可（Little Marco）”、“瞌睡乔（Sleepy Joe）”。他自相矛盾，仿佛他此前的言论没有任何记录。甚至他的文字也与他的演讲几乎没有区别。（这说得通；据报道，特朗普更喜欢口述而不是撰写。）他的网络帖子充满了独特摆放的标点符号、大写字母和感叹号。许多都是文字很少的迷因：其中一个展示了一艘美国战舰用激光束击中一架伊朗飞机的画面，并配上了这样一句话：“激光：叮，叮，没了！！！”

特朗普是我们的第一位后识字时代总统。很难想象他会当选一个主要通过文字传播信息的国家的领导人。在2024年大选前，全国广播公司新闻（NBC News）对1000名选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在阅读报纸的受访者中，乔·拜登领先特朗普49个百分点。特朗普开创了一种契合我们这个注意力分散、好大喜功之时代的沟通风格。“如此多的人，特别是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人，将他视为一场政治革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传播学荣誉教授罗德里克·哈特（Roderick Hart）告诉我，“而我更多地将他视为一场修辞革命。”

在1985年出版的《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一书中，媒体理论家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观察到，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体向美国人灌输了关于他们未来的领导人的新型信息。纸媒只让公众接触到政治家们经过字斟句酌的言论；而视频则让美国人看到他们的总统流汗、打喷嚏和结巴。他告诉我，选民们开始关注“约会标准”（外在印象）而不是“履历标准”（真才实学）。

“如今的权威人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形象好、言辞动听’，而不是文笔流畅、论证充分。”梅罗维茨写道。他预言，纸媒的衰落和电子媒体的兴起最终会将人们推向民粹主义领导人。人们会摈弃权威和制度，转而青睐那些在电视上表现良好的候选人。他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这位前演员赢得连任后不久出版了这本书。

“我最近重读了这本书，心里一直在想，天哪，这比我写它的时候还要准确，”梅罗维茨说。社交媒体平台为美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来观看他们的代表的一举一动。它们的算法奖励那些简单化、煽动性、在情感上产生共鸣的内容，而不是复杂、微妙和严谨的内容。那些符合大众政治理论的想法——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同样腐败的；移民偷走了工作；政策问题都有简单、常识性的解决方案——压倒了领域专家的发现。

右翼和左翼的政治家们都发现了如何利用这些新平台。倾向于保守派的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主席赖汉·萨拉姆（Reihan Salam）向我描述了这是如何展开的。“你指定一个敌人，然后让公众两极分化，”他说，“你不允许有微妙之处，因为当你处于权力斗争中时，微妙之处只是一种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煽动民众对体制和精英阶层不信任的政客更容易得逞。“你营造出一种幻想，仿佛一切都非常简单，一个魅力非凡的人就能取得那些视觉冲击力强、情感震撼的胜利，”萨拉姆说。而这正是建国先贤们希望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能够识破的那种蛊惑人心的人物。“当你思考我们的宪政秩序及其运作方式时，你会发现它与此完全背道而驰，”萨拉姆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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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过：“从定义上讲，自由主义世界是识字的世界。”反之似乎也成立。

如果特朗普是第一位后识字时代的总统，他不会是最后一位。曾任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竞选架构师的政治策略师大卫·普洛夫（David Plouffe）最近辩称，候选人应该每天专注于内容创作。他建议将每一个想法都浓缩得足够短，好让那些被屏幕弄坏了脑子的选民能够集中注意力。普洛夫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如果一个想法不能通过一条Instagram帖子或10秒钟的TikTok来传达，那就重新构思吧。”在后识字时代如何竞选公职方面，这很可能是一个好建议。但作为一种实践信息透明的自我管理方式，它预示着灾难。

我甚至还没有提到人工智能呢。许多数字技术已经劫持了注意力，使得专注的阅读几乎变得不可能。而生成式AI是第一个威胁到写作继续存在的工具。

写作是艰难的。乔治·奥威尔将这种体验比作“一场如同某种痛苦疾病的持久发作”。AI带来了一种简单的解药。问题在于，写作不仅仅是誊抄那些已经完全形成的成熟想法——如果只是那样，它就不会那么艰难。写作是人们弄清楚自己真正在想什么，以及如何将这些想法传达给尚未产生共鸣的人的方式。乔治敦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认为，写作的过程迫使人们以一种井然有序、线性的方式进行思考。它暴露了松散的想法和劣质的推理。而将想法凝练成单词、句子和段落所需的时间与专注，使得作者能够建立新的连接并发现新的洞见。

对我来说，这感觉是真的。我的工作就是写作。借用奥威尔的话来说，比起面对一张空白的纸，痛苦疾病带来的恐惧感要少得多。但在这场挣扎中存在着满足感。写作的过程是我提炼和格式化不成熟想法、并获得新理解的方式。通过评估我的论点并丢弃那些没有说服力的论点，我找到了那些真正有说服力的论点。写作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作者正在学习。如果AI消除了挑战，它也就消除了学习。

早期的研究表明，当人们使用AI来写作时，情况正是如此。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产品往往比一个人自己创作的还要好。但这是以牺牲心理智力发展为代价的。巴西的一项研究判定[9]，使用AI进行学习的本科生在一次突击测试中的表现，明显差于那些未使用AI学习的学生。甚至在那些需要反思和努力、而非特定知识的问题上，这些学生也落后于同龄人。另一项对英国数百名个体的研究发现[10]，在认知任务中频繁使用AI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呈负相关。

现代生活需要大量繁琐的写作。纽波特在长期研究新技术历史应用的过程中确信，几乎不可能在自动化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不带来其他问题，其中一些肯定可以毫无保留地交由机器处理，且代价不会太大。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认为自己是在利用工具来跳过某项单一且令人厌烦的任务。“然而，随后就会产生所有这些意想不到的二阶影响，”他告诉我。电子邮件原本被认为是可以更便捷地替代传真、电话和会议的手段。相反，回复电子邮件本身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时间陷阱。这些无法预见的大后方后果最终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

在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使用AI来逃避写作的环境下，深度思考的技能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同时，它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AI正在制造过剩的文本。自2022年ChatGPT发布以来，它已导致亚马逊每月上架的新书数量增加了三倍。在同一时期，科学期刊的投稿量也大幅飙升。其中许多文章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人工智能撰写的。

AI能够生成逻辑清晰、专业的散文。研究表明，当把人类和AI创作的文本并排摆在面前时，甚至连美术硕士学位获得者也会更青睐机器的作品。然而，如果说AI的写作是讨人喜欢且有说服力的，那么它同时也是缺乏原创性的，而且往往不准确，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此，人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他们需要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以及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这些恰恰是AI的使用威胁要侵蚀的技能。

面临风险的，恰恰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人们过度依赖AI来为自己写作，他们可能会失去审视甚至发展自己观点的能力。这些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类能力。“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些，”纽约大学哲学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告诉我，“我们就不再是现在的这种人类了。我们将成为非常不同的生物。”

126年前，《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亚瑟·里德·金博尔（Arthur Reed Kimball）的一篇文章，描述了“现代美国生活中未经挑战的、最严重的变化之一”。该国公民写好文章和深度思考的能力正遭受攻击。那么，这个破坏雄辩和持久注意力的敌人是谁呢？是报纸。在《新闻业的入侵》一文中，金博尔辩称，日报凭借其体育版面、八卦专栏、杂项条目和俚语，正在让书籍和文学杂志黯然失色。他认为，即使是那些声称阅读报纸是为了了解华盛顿或欧洲重大事件的人，也会首先转向“一些有趣的‘故事’，也许是一次奇特的自行车冒险，也许是抓获了一个聪明的窃贼”。

在报纸出现之前，小说被视为对良好阅读习惯和道德情操的威胁。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教育女性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她们对虚构作品的迷恋，这诱导她们远离了“有益的阅读”。他写道，一旦一个女人迷上了小说，“除非穿上幻想的伪装，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她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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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倾向于对当前阅读遭受的冲击不屑一顾的人，往往会援引一项由来已久的传统：谴责某些新技术或媒介会分散美国民众的注意力，并使其道德沦丧。或许，126年后，这篇文章也会被视为此类杞人忧天之作。回顾这些哀叹，我注意到，那些最执着于旧模式的人，往往最先预言一切都将走向毁灭。

至少从某些衡量标准来看，书籍仍在继续蓬勃发展。去年，纸质书的销量高于十年前。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开设了60多家新分店。2025年涌现出了近400家独立书店。Substack在长篇写作的订阅量上见证了爆炸式增长。诸如杜阿·利帕（Dua Lipa）和里斯·威瑟斯庞（Reese Witherspoon）等名人利用他们的名气和影响力创办了极具吸引力的读书俱乐部。有声书已发展成为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产业。

但乐观主义者忽略了数据中一个关键的脉络：文本只在日益减少的一小部分人口中蓬勃发展。去年，仅有20%的成年人占了所有书籍阅读量的80%以上。“这正在变成一种小众爱好，就像集邮或种植兰花一样，”罗格斯大学阅读史学家莉亚·普赖斯（Leah Price）告诉我。如今读者每天花费在阅读上的时间比二十年前还要多。他们似乎比前人对印刷品更加充满激情。但是，那些专注于文本、并从书面文字中汲取文化理解和心智连接的人，现在成为了一个亚文化群体。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事实，几乎可以肯定让你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如今，既然成为一名读者已经变成了一种可选项，它便可以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当你在火车上看到有人在阅读纸质出版物时，这感觉就像是在表达某种立场。或许不可避免地，这种“表达”也成了网络上嘲讽的对象：如果你在公共场合过于炫耀地展示一本书，你可能会被指责为“表演式阅读”。这种标签假定该人只是在试图对外透露自己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卓越的文学品味——否则，他们干嘛要费力随身带一本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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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当社会最初从口语时代向识字时代过渡时，只有极少数人会阅读。作为唯一掌握这项宝贵技能的群体，他们占据着特权地位，并因其工作而获得丰厚的回报。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常驻的学者们甚至居住在城市的皇家宫殿群中。

如今，阅读再次向一小部分人聚集，但成为文人学士所能带来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所剩无几的读者正被边缘化、被嘲弄，并在许多方面显得无足轻重。对大多数人而言，以文字为生的生活是一条经济上的死胡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报社的就业人数下降了75%[11]。人文学科的学术职位空缺同样在减少，而剩余职位中终身教职的比例也越来越低。到2024年，只有8%的大学毕业生获得了人文学科的学士学位。那一年，英语系和历史系授予的学位数量都比2012年减少了40%。在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上，历史学家们私下里流传着一种担忧：他们可能是最后一批系统性地研究历史的人。

今天，已经无法想象有一位广受欢迎的文学人物会出现在一份被数百万美国人阅读的印刷新闻周刊封面上。已经没有这样的人物了，也没有这样被广泛阅读的新闻周刊。相反，许多美国人自豪地进入了后识字时代。总统曾谈到过他偏爱带有要点的简报，助手们也说他喜欢图表和表格。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甚至吹嘘自己是从X上的帖子、播客以及与聊天机器人的对话中获取信息的。追求财富和影响力的年轻人也被鼓励去模仿他们。

文化和经济权力往往会流向那些擅长使用最流行传播技术的人。今天，这些人是主播、播客主持人和网红。乔·罗根（Joe Rogan）掌控着新闻记者只能梦想的庞大受众。他在Spotify上拥有超过1400万粉丝，在YouTube上拥有超过2000万订阅者。MrBeast是一位策划精细特技（例如真人版《鱿鱼游戏》）的YouTuber，经常获得数以亿计的观看量。像IShowSpeed和TheBurntPeanut这样的游戏主播是该国最受欢迎的媒体人物。这些名人塑造了年轻人的向往与谈资，甚至影响了他们的说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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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曾是知识、记忆、智慧和道德的重要源泉。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告诉我，它们由年长一代撰写，并在一场文化的纵向传递中传承给年轻人。而现在，信息是在年轻人之间横向流动的。这种动态使得像MrBeast和TheBurntPeanut这样的人物成为了美国文化的守护者。阅读的衰退并没有让世界彻底颠倒过来，而是让世界发生了横向的转变。

年轻人想要追求那些能将他们推向精英阶层的工作——在今天，这意味着成长起来的人都想成为网红。2023年晨间咨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近60%的Z世代受访者表示，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愿意成为一名社交媒体名人。美国学校图书馆员协会的阿曼达·科尔德里斯基（Amanda Kordeliski）同时也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名图书馆员，她在那里为学生们建立了录音室。“播客是最火爆、最受欢迎的事情。我可以买一百万个麦克风，音频实验室外面依然会排起长队，”她告诉我，“每个人都想成为网红。”

去年9月，雪城大学成立了创作者经济中心，并很快将为有志成为网红的学生提供其首个辅修专业。“该中心直接呼应了当前和未来学生的志向，”该校纽豪斯公共传播学院院长马克·J·洛达托（Mark J. Lodato）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是为了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与他们交汇——并为他们在新世界的领导地位做好准备。”

那个世界的到来还并非定数。一些人已经注意到了我们正在放弃的东西，并正在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近二十个州已经禁止在课时使用手机。在德克萨斯州的禁令于上一个学年伊始生效后，达拉斯的一个学区发现，与前一年相比，图书馆借阅的书籍增加了20万册，增幅接近25%。芝加哥郊区的高中英语教师、国家英语教师协会成员雷克斯·奥瓦列（Rex Ovalle）告诉我，他看到了对课文摘录的反弹；一些老师正在将整本书籍重新纳入他们的课程体系中。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执行馆长小费尔顿·托马斯（Felton Thomas Jr.）表示，其最年轻的读者已经加入了老年人的行列，更青睐印刷书籍而非电子版。如果这些针对后识字时代文化的对抗举动看似徒劳，那么对于坚守者而言，尝试一下也并无损失。

我是在后识字时代长大的。我出生于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不久，并在iPhone发布前后进入小学一年级。上初七（初一）时，我拿到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并迅速注册了一个Instagram账号。如果你提到一个网络梗——任何网络梗——我几乎总能秒懂。而我对于那个以阅读为基石的世界的大部分认知，都源自我在书本中所读到的内容。

我拥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在一个热爱阅读的家庭中长大。我爸爸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读书给我听，一直坚持到我上初中。（作为一个情绪多变的女儿的父亲，他常常不知道该对我说些什么。当我们一起阅读时，他可以借用别人的话语。）我的姐姐们迫不及待地想招募我加入她们的读书会。我们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棚车少年》（The Boxcar Children），讲述了四个孤儿在一辆废弃的棚车里安家的故事。书里，孩子们刚找到食物和庇护所，两个姐姐就决定教她们的小弟弟识字。它们把木屑刻成字母，并用黑莓汁当作墨水。当我10岁时，妈妈把她童年时代的《兔子山》（Rabbit Hill）和《强尼·特里曼》（Johnny Tremain）传给了我。她在收到这些书时在内页写下了自己的签名。我也加上了我自己的。

上高中期间，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应该去读读经典名著。我的老师们不断向我推荐他们最喜欢的书。我想分享他们的知识，并听懂他们的典故。我艰难地啃完了《简·爱》，并迷上了《安娜·卡列尼娜》。虽然阅读时我只有一人，但我并不感到孤独。这些书籍承载着世世代代的智慧。正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所说（出自1963年《生活》杂志的一篇人物专访，就在他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仅仅一周后）：“你以为自己的痛苦和心碎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随后你开始阅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教会了我，那些最折磨我的东西，恰恰将我与所有活着、或曾经活过的人紧密相连。”我觉得自己成为了那条未曾断绝的知识与文化之链的一部分。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也说不准具体是什么时候——这个习惯悄然溜走了。变化是微妙的。我变得更忙了。我开始在睡前刷手机而不是看书。每读几页，我的注意力就会开始漂移。少读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横竖没人会检查我的进度。而且书总是在那里的，我以后随时可以再读。

当亚历山大图书馆消亡时，镌刻在其卷轴上的知识便永远流失了。我们只能去猜想埃拉托斯特尼和欧几里得还可能写过些什么。文本化为了尘土。今天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那座伟大图书馆里的所有文字都可以存储在单颗电脑芯片上。如今，哪怕是最晦涩的学术专著也会被扫描并数字化。谷歌图书（Google Books）和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代表着规模难以想象的图书馆。我们只需敲击几下键盘就能抵达那里，而不需要经历一场横跨地中海的险恶旅程。这里的文本几乎没有因潮湿或老鼠咬食而损坏的风险。

然而，冷漠的威胁依然存在。我们正在失去的，是阅读这些文本的能力与倾向。一笔令人惊叹的财富与智慧已经遗留给了我们。我们将如何对待这份遗产，取决于我们自己。

关于作者

罗丝·霍洛维奇（Rose Horowitch），《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

参考文献：

[1]www.arts.gov/stories/blog/2025/men-women-split-reading-real-and-persists-amid-historical-rate-declines

[2]news.ufl.edu/2025/08/reading-for-pleasure-study/

[3]www.economist.com/culture/2025/09/04/is-the-decline-of-reading-making-politics-dumber

[4]nces.ed.gov/nationsreportcard/about/achieve.aspx#readgrade4basic

[5]ies.ed.gov/learn/press-release/u-s-adults-score-par-international-average-literacy-skills-below-international-average-numeracy-and

[6]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4594-4.html

[7]www.generationtechblog.com/p/the-mind-blowing-amount-of-time-teens

[8]www.edweek.org/teaching-learning/how-to-build-students-reading-stamina/2024/01

[9]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590291125010186

[10]www.euronews.com/next/2026/04/16/using-ai-for-basic-tasks-damages-a-persons-intellect-in-just-10-minutes-study-shows

[11]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4/07/12/news-reporters-journalism-jobs-census/

文/Rose Horowitch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2026/08/reading-crisis-postliterate-age/687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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